|
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不时审查自己的人生。我凡夫俗子，没有龙应台那样的阅历与智慧，也没有安德烈的素养与品位。有意思的是安德烈只小我一岁。人家从小生活在瑞士、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父母是双博士，2006年考进香港大学经济系。二十一岁就开始担心自己可能赶不上父母的成就，平庸一生。我想他有这样的出身，有这样的素养，有这样的眼界，再平庸也远超过我的。 当然，人是不好这样比的。他有他出入美术馆、展览厅的享受，我有我去影院、K歌的欢乐。他接触到名流大腕，大开眼界。我结识师长朋友，心旷神怡。他有他的幸福与烦恼，我有我的烦扰与快乐。倒是他和他母亲讨论的有些话题，我也想参与参与。比如十八岁那年，他不知道要干什么，问母亲十八岁时知道什么。 十八岁的龙应台受出身与生长环境的限制，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什么叫下水道，没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没去过游泳池，不知道垃圾要科学处理，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消费。可是，她知道她从愚昧无知的乡村里、黯淡压抑的社会里得到了什么——她获得了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她“在日后面对权利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十八岁的我知道高速公路、下水道、窨井盖、游泳池、电影院、游戏机厅，知道生态破坏，知道发型、消费，可是我却不知道什么叫情怀，什么是品位，什么是素养。我不知道的还有很多—— 我没有读过四大名著，外国名著除了《战争与和平》上卷外，其他一概未读。小的时候有时间，没有书读。上了高中，可以借到书，我却没有了时间。 我不知道“殊途同归”是什么意思。高三那年，从郑集中学来转来一个复读的男生，他虽其貌不扬，但是文质彬彬，举头投足散发出的书卷气，让清高的我也不禁仰视。他文科很好，说到一个“殊途同归”，让我羞愧得要钻到桌肚里去。我也高三，人家也高三，我拿什么跟人家竞争！他说他读过一些书，随口说了几本，我都一头雾水。他谈起国家大事，滔滔不绝，我都不敢说话。为了掩饰无知，我只好傻笑。他谈起人生来，更有指点江山的气魄，我汗颜得不想跟他相处。我知道我在素养、视野、情怀上的先天不足，我不怪自己。长到十八岁，我只去过两次县城，两次市区，我所见到的都是邻居端着碗站门口吃饭，鸡飞狗跳猫爬树，小孩在路上疯跑，自行车与三轮车争道。但是，我知道了自己的缺陷。我告诉自己少说话多做事，没人把我当哑巴卖了。
十八岁的我同样不知道将来干什么，但我知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脱离农村。尽管农村里有我的父母亲，有我童年最好的记忆。我知道农民靠天吃饭的艰辛，也知道贫困的委屈滋味。所以，我不想重复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正是知道这种苦，我才从学习中找到乐趣。晚自习熄灯后，我偷偷跑到走道背书。背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学好。一宿舍一开门，我就冲出去，跑到通宵办公室门外读古诗，记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偷懒。有同学笑话我，我也被主任批评，但是我不觉惭愧，因为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很多同学组成一个小团体，招摇过市，嬉笑怒骂，拉风得不得了。我情愿被他们排挤，也不参与。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比如出身，比如付出后的收获。但是花多长时间耕耘却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归自己管。我能管自己。 知道这一点，也许便是我青涩单调的十八岁最大的收获。 龙应台说“卒子一过河，或静或动都没有回头的路。人生中的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牵动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吓一条路，回不了头。”于是，我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坐在家里熬着夜得以把阅读《亲爱的安德烈》的肤浅收获用俚俗的文字表达出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