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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丽娟 王傲 原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普布里乌斯·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公元56—120年）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因为对帝国政治的深入剖析和洞见，他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马基雅维利化”，并成为现实主义学派的权威，这些倾向显然模糊了塔西佗写作的真实意图，因为其著述并没有超越罗马历史书写的道德教诲目的，从他选择传统“年代记”（annales）体裁书写帝国历史并希望给罗马政治精英提供政治教诲中可以看出。 对于塔西佗选择已经不是主流历史书写方式的“年代记”体例来叙述历史，西方学者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以现代研究塔西佗的权威罗纳德·塞姆为代表，他们认为塔西佗借助传统“年代记”表达对共和国制度的推崇。如塞姆认为，“年代记”体裁的运用，暗示了塔西佗对共和制度的怀念，对提比略统治前期的历史叙述大量运用“年代记”体裁意在说明提比略统治前期拥有更多的共和制特点。塔西佗的历史书写实际上是罗马史学劝谕传统的延续，而且他只为成熟的、不因为怜悯而影响其判断力的政治参与者写作。另一种观点以莫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塔西佗选择“年代记”体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只是一种符合其时代的方便做法。朱迪斯·金斯伯格在分析了《编年史》中的“年代记”形式之后，认为“年代记”对塔西佗所记载的历史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他的叙述重点始终放在皇帝家族身上，不过这种没有意义才是塔西佗想要表达的意义：通过显示共和时代的历史体例已经失效，塔西佗就可以揭露元首政治的欺骗性。 然而，莫尔、金斯伯格等忽视了塔西佗对“年代记”体裁的灵活运用，塔西佗自己没有否认他的“年代记”体裁与传统“年代记”体裁的区别。实际上，他对这一体裁进行了改造并用来分析元首制时代的政治现实。约纳森·马斯特的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对《历史》中的“年代记”叙述顺序进行分析，他认为，塔西佗改变了传统“年代记”体例中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叙述顺序，目的在于说明帝制时代罗马与行省之间的关系。托马斯·斯特伦克则认为，塔西佗的“年代记”显然是经过改造的，否则他便是在暗示元首制时代和共和时代没有本质区别。确实，塔西佗选择“年代记”体例来叙述历史除了表明他对共和制的推崇之外，更重要的是，“年代记”本身的特征和要求为他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政治主张的外衣和渠道，通过分析“提比略叙事”的特征可以发现，塔西佗把皇帝的统治策略和计谋、贵族阶层的政治行为作为分析的对象，全景式地考察了人性与政治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希望规定统治阶层的行为原则，培育贵族阶层政治审慎的美德，以便服务于国家。 塔西佗的家庭属于骑士等级（equites），在一篇演讲中，他声称自己是自由人后裔，并说许多元老和骑士都是自由人的后裔。他的父亲科奈利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一直担任贝尔吉卡（Belgica）的财务官（procurator），岳父是名将阿古利可拉。从塔西佗《历史》中可以知道，他于弗拉维王朝时期开始政治生涯，提图斯统治时担任某个行省的财务官（公元81或者82年），图密善恐怖统治时期（公元81—96年）担任裁判官（公元88年）、15人祭司团（quindecimvir）成员（保管西比尔圣书）。公元97年，安东尼王朝涅尔瓦统治时期，塔西佗当上执政官，图拉真统治时期(公元98—117年)，他在112年到113年担任亚细亚行省总督。塔西佗有五部作品传世，分别是《关于演说家的对话》（De oratio）、《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历史》（Histories）和《编年史》（Annales），写作和出版的时段是从98年到116年。《阿古利可拉传》写作时间最早（大约公元98年），《日耳曼尼亚志》的写作和出版可能也在此时。《历史》大约在公元105—109年出版，记载尼禄死后的内战，以及弗拉维王朝的历史，上起公元69年，下迄公元96年。《编年史》则从提比略的继位开始，一直叙述到尼禄统治时期为止，包含了整个茱莉亚-克劳狄王朝的历史。塔西佗最重要的著作《历史》和《编年史》均采用传统的“年代记”体裁进行叙述。这一体裁源于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记载于铜板上的祭司记录（tabula apud pontificem），它在纪年和记载内容方面对“年代记”体裁产生了影响。祭司是“日历”和节日的记录者，记载的目的在于避免因对节日的疏忽给国家带来可能的危害，祭司因此除了记录并公示每年的节日外，也会记录灾害、饥馑、天呈异象的日月食等。西塞罗把“年代记”体裁与大约公元前130年大祭司穆克尤斯·斯凯沃拉（P. Mucius Scaevola）编辑出版的80卷《大年代记》（Annales Maximi）直接联系起来，这一事件也被看作“年代记”体裁形成的标志。显然，编年纪事的写作方式很早就有，恩尼乌斯（Ennius）是最早以拉丁语写作史诗的罗马人，其著作的标题即为《编年史》（Annales），但并不是西塞罗所说的枯燥的事件记录，而是力图对罗马人进行伦理方面的教导。到格拉古和苏拉时期，编年史家在“年代记”框架内运用修辞原则，以情境重现的方式重建罗马历史；到李维写作罗马历史时，为适应培养爱国情感的需求，他在爱国主义精神之下写作。塔西佗写作时，“年代记”体例已不是流行的史学编纂方式。提比略时期还有人提出取消“年代记”中执政官纪年的形式。虽然这一提议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支持，但执政官纪年方式很可能处于衰落之中，以皇帝掌握权力的年份为基础的纪年方式逐步形成。“读者的兴趣转到了皇帝身上”，皇帝成为整个国家的权力核心，其家庭“私人事务”取代了共和国时期“公共事务”的地位，帝王传记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帝国时期最流行的历史写作形式。与塔西佗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苏埃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都是传记。一些作家，如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和阿米安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即使没有采用传记的形式，其叙述的内容基本上也是围绕君主的作为展开。不过，对塔西佗来说，他仍然坚持“年代记”体裁，将之视为“罗马的惯例”，并对主张以保民官大权人物的名字来纪年的克温图斯·哈提里乌斯等人提出了批评。“年代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当年执政官的姓名来纪年，塔西佗《历史》就是采用这一纪年方式。《历史》从公元69年1月1日开始叙述，开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的著作以塞尔维乌斯·加尔巴（第二次担任）和提图斯·维尼乌斯将是执政官的那年为开端。《历史》所记载的公元70年，也以当年的执政官姓名作为开端。现存《编年史》由于涉及时段更长，这样的记载就更多，其中的43个年份的开头几乎都采用了执政官纪年方式。除了在每一年开头之外，在随后记录当中塔西佗还经常使用“在这同一年内”（eodem anno）、“在其执政官任期内”（isdem consulibus）、“这年开始”（anni principio）和“年末”（fine anni）等短语，这一类短语都是传统“年代记”经常会出现的“术语”。“年代记”大体上遵循一定的叙述顺序，新的一年以当选官员就任为开端，接着叙述国内发生的内政和宗教，然后才是与罗马有关的国外事务。在一年结束之际，会记载下一年的选举情况，有时候结尾还会加上重要人物的讣闻，以及预兆、洪水和瘟疫等事件。塔西佗也尽量遵循这一顺序，如《历史》没有完全依照时间顺序记载公元69年事件的经过，而是先记录加尔巴在罗马城被杀的全过程，再记载维特利乌斯在日耳曼举兵反叛的事件，虽然后者发生的更早。从第二卷开始，塔西佗才开始记载维斯帕西雅努斯在东方行省的活动，随后记载与不列颠和帕提亚等民族的战争。公元70年的顺序也是如此，在叙述完罗马城内事件之后，才开始叙述这一年进行的犹太战争和巴塔维亚战争，而这两起事件的源起都在公元70年之前。《编年史》的叙述从公元14年开始，塔西佗首先记载提比略在罗马的继位以及后续事件，然后才开始记载行省出现的叛乱，接着是对日耳曼人发动的战争。公元15年以日耳曼战争为开端，在结尾处将叙述视角拉回罗马，叙述了台伯河的洪水的治理等事件，最后一件大事则是执政官的选举事宜。 “年代记”记载的内容大多为国家大事，包括宗教、军事、重要人物的讣告、粮食问题、预言和异象等。塔西佗同样关注这些内容，与李维和其他“年代记”作家一样，讣告经常出现在一年纪事的结尾处，作为这一年纪事的结束。年初的执政官姓名和年末的讣告构成传统“年代记”最直观的形式特征。讣告中所记录的重要人物都是参与过重大国务事件之人，除了记录其死亡之外，也会对其生平进行相对客观简短的评价。粮食问题是“大祭司年表”经常记载的，李维记载的主要是粮食征收和分配，粮价的波动以及粮食短缺。塔西佗《历史》和《编年史》曾多次记载罗马出现的粮食危机。在由祭司们编撰的大祭司年表当中，预言和异象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一特点被后来的很多“年代记”继承，李维《建城以来史》虽然没有直接引用祭司年表，但是其著作中仍然有很多这类记载。在罗马发生的各种灾难，诸如火灾、日食和地震等，往往被认为是众神的愤怒，所以“年代记”作家比较关注，塔西佗也经常记载这类灾难。与此相应的是记载公共宗教活动，如元老院主持的向神请愿和还原、神庙的修建、宗教节日的设立和宗教规则的改革等，这些内容经常出现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当然，塔西佗“年代记”体裁的运用并不可能像李维那样叙述元老院中的讨论、人民怎样就宣战和媾和进行投票，以及官员怎样行使权力等。人民在塔西佗的叙述中被删去，权力和权威中的新的元素即元首和士兵被添加进来。与前代历史学家相比，塔西佗的著作为“年代记”体裁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对皇帝的处理上，也就是说，皇帝及其家族成员在历史叙述中占据了非常明显的地位。这一点，在塔西佗《编年史》中所谓“提比略叙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塔西佗《编年史》的前六卷叙述提比略统治时期的历史，起于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的去世和葬礼，止于公元37年提比略去世，其篇幅占现存《编年史》的一半左右，学者们称之为“提比略叙事”（Tiberian Narrative）。塔西佗把提比略统治作为研究起点，原因在于他认为探讨提比略的统治策略和计谋可以为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阶层提供政治教诲，因此，把皇帝作为叙述的中心的同时，不能忽略贵族阶层对皇帝权力的反应及其后果。“年代记”体裁的编年纪事和公共视角在探讨这一主题方面发挥了助力。以执政官名字纪年的编年纪事是“年代记”体裁叙事的核心，其中也包含以主题组织起来的叙述。例如，李维《建城以来史》第二至五卷就是一个独立的叙述主题，叙述共和国建立到高卢人入侵，即共和国自建立以来到遭遇最严重的打击。第六至十卷又是一个主题叙述，叙述罗马从高卢人带来的灾难中恢复并走向新生。“提比略叙事”的谋篇布局同样具有主题叙述特征。《编年史》开头简要叙述奥古斯都建立新秩序：“奥古斯都则以普林凯普斯的名义把在内争中被搞得残破不堪的国土收归自己的治下”，建立起了和平，自由的政体和执政官当政制度已经发生变化，在罗马“阿谀奉承之风”盛行起来。“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已荡然无存。”其目的在于表明提比略的统治建立在奥古斯都建立起的政体之上。同样，由于把公元23年看作提比略统治的转折点，第四卷（公元23年）的开头有一个“前言”：“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命运突然搅乱了这和平的环境。”“提贝里乌斯的元首（帝）制是从今年（公元23年）起开始变质的”，提比略本人变成了暴君，或者把权力交到残暴的谢雅努斯（Sejanus）的手里：“这勿宁说是由于上天对罗马的愤怒，因为无论是谢雅努斯得势还是垮台，对罗马来说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这样，公元23年变成提比略统治策略和结果的分界线。塔西佗围绕主题展开叙述的方式与狄奥的叙述形成对比。狄奥《罗马史》第56—58卷叙述提比略的统治，与塔西佗“提比略叙事”内容基本重合，他们都详细叙述了奥古斯都去世的经过，这期间的各种流言蜚语以及之后在罗马举行的葬礼。塞姆和马丁都认为，他们可能使用了相同材料。狄奥使用了执政官纪年方式，但章节划分显示与塔西佗不同。他把奥古斯都的葬礼放在第56卷的结尾处，随后是提比略的颂词、坊间对奥古斯都的议论和自己的意见，对奥古斯都的生平和性格进行的评价。他把提比略统治作为新的一卷（第57卷）的开始，这一卷的开头就分析提比略的性格，列举大量关于提比略虚伪本性的例证。于是，在狄奥的笔下，皇帝的个人性格就成了其统治时期历史的决定因素。可见，狄奥虽然采取编年纪事和执政官纪年的方式叙述历史，实际上与皇帝传记的差别不大。塔西佗以主题组织叙述的目的在于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渗透到叙述之中，即共和传统仍然是罗马政治生活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如对奥古斯都葬礼的叙述关注罗马社会各阶层的反应，这一叙述方式无疑源于塔西佗秉持的共和观念，政治参与意识和历史叙述的公众视角联系在一起。把奥古斯都的死亡和葬礼的叙述作为“提比略叙事”的开场，显然说明这一事件对于之后罗马政治发展具有的重要性，因此，也是罗马各阶层关注的事件，塔西佗首先叙述元老院就葬礼举行的讨论，提比略应对元老们提出的意见时表现出的谨慎。其次详细叙述发生在民众当中对奥古斯都的两种不同评价，对葬礼的过程则忽略不叙。通过叙述提比略、元老、骑士和民众各方对奥古斯都及其葬礼的态度，一方面使奥古斯都的葬礼成了一件引发公众讨论的公共事件；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提比略初登政治舞台时的复杂的政治局势，为公元23年之前提比略采取的审慎统治策略进行了铺垫，即提比略初登政治舞台时政治局势复杂，元老院在许多方面对提比略政策的节制作用使提比略的执政方式审慎和节制，他的统治因为元老们的合适参与而没有滑入僭政。 在叙述完提比略继承大权之后，塔西佗便按照“年代记”顺序记载这一年接下来的重要事件：首先是提比略在罗马城内的施政，他召集元老院会议并处理了一些法律和宗教事务，塔西佗很清楚地提到了提比略在元老阶层当中的几个竞争对手。随后，塔西佗依照“年代记”体例叙述行省事务，详细描述了潘诺尼亚和日耳曼军团的叛乱，以及内乱引发对日耳曼人的战争，罗马将军日耳曼尼库斯的军事成就引起了提比略的忌惮。最后，塔西佗再度将叙述视角拉回罗马城内，叙述了提比略在元老院的报告，并以奥古斯都之女尤利娅和格拉古家族的显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之死作为这一年的结尾。这一从罗马城到行省再回到罗马城的全景式叙述方式，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提比略继任之初罗马内外政治局势。塔西佗展示提比略面临来自皇室内部、元老院以及行省的威胁和挑战，这些与提比略的执政策略和他最终成为暴君有着直接联系。在塔西佗看来，恢复“大逆法”是提比略执政初期的重要举措，也是他继位之初为应对政治局势而采取的措施。提比略没有奥古斯都的声望和权威，他的权力受到各个方向的威胁。为此，提比略以技巧和计谋对元老们的忠诚进行试探，“大逆法”在此背景下被恢复。按照塔西佗的说法，这一法律古代只在官吏渎职而玷污了“罗马人民的尊严”时实施，包括军队的背叛，煽动人民发动叛乱等，即“大逆法”只惩罚叛乱的行动，不针对言论。然而，奥古斯都却没有遵守古代“大逆法”不惩罚言论的做法，曾经利用了这一法律放逐了一名在文字上诽谤显要男女人士的人。提比略正是延续了奥古斯都的做法，把“大逆法”用在对不当言论者的惩罚上。最初以“大逆法”控告的是两名骑士，塔西佗认为，这一案件可以看出提比略“怎样巧妙地想出这种可憎的措施，这个措施是怎样在开头不声不响地执行，中间有一个短时期被抑制，但最后终于爆发为把一切都会烧光的大火”。两名骑士的罪名是亵渎了奥古斯都，对于这一指控，提比略表现出他伪善的一面，他说他们的行为“并不能算是渎神……至于伪誓，这就和以朱庇特神的名义发伪誓一样，诸神自己会进行报复的”。在“大逆法”最初实施时，提比略甚至经常亲自审判以敦促行政长官做出公正的判决。狄奥对提比略在“大逆法”实行初期的宽容态度也有所记载，在狄奥那里，这是提比略虚伪善藏的性格使然，而塔西佗则通过“年代记”的叙述方式来展现当时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在叙述了这起案件之后，塔西佗按照年代记的方式叙述了这一年内发生的其他公共事件：凯皮欧构陷玛尔凯路斯案、元老院讨论对台伯河洪水的处理、元老院对一些法律的表决、提比略处理行省长官的任免，以及下一年（公元16年）执政官的选举。在凯皮欧构陷比提尼亚长官玛尔凯路斯的案件中，罪名触怒了提比略，他希望借助元老之手实行“大逆法”，只是在元老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Calpurnius Piso）的劝说下，提比略放弃了这个打算，并赦免了玛尔凯路斯。塔西佗的叙述表明，提比略所谓的宽容只是一种伪装，当他想要滥用“大逆法”时，那些有威望的元老能够对提比略的行为产生约束。这一年接下来的事件也能证明这一点，提比略常常在元老院议事之时保持沉默，在干预执政官选举时也不敢太露骨。元老院有时候还能通过与提比略意志相悖的结果：在元老院讨论台伯河洪水的治理方案时，提比略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披索的意见则被“原封不动”的通过了。塔西佗将元老院对提比略权力的约束视为其统治初期善政的基石。然而从公元23年起，提比略对“大逆法”的实施完全放弃了他装出来的“伪善”，他的统治也滑入僭政，本人变成“暴君”。与此同时，元老院也逐渐丧失了对提比略行为的约束力，更有甚者，很多元老主动参与到提比略的暴行之中。对著名的罗马骑士提奇乌斯·撒比努斯的审判便显示了提比略的“暴政”的本质特征。在整个案件中，提比略并不是唯一的主角，他本人当时都不在罗马，告发撒比努斯的是四个热衷追求过执政官职位和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元老。按照惯例，元旦期间不能进行审判，但元老院还是在提比略的要求下将撒比努斯处死。撒比努斯在绞索上控诉这种违反宗教惯例的行为，结果引发围观者的恐慌。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一些人因为恐惧而逃散，一些人因为害怕表现出恐惧而在逃走之后又折返回来。无论因恐惧，还是出于政治投机而帮助提比略，元老院都在事实上成了提比略“暴政”的协助者。因此，当塔西佗按照“年代记”的方式将元老院在这一年的所作所为都逐一道来之后，罗马政治精英已经奴化的局面就被呈现和解释出来了。在这起案件之后，塔西佗按照“年代记”的顺序叙述了这一年接下来的事件：与日耳曼部族发生了新的战争，然而元老院却因为极度的恐惧无暇顾及。斯特伦克认为，恐惧损害了元老阶层的自由，让他们不敢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这一结果反过来导致了提比略“暴政”的恶化，元老和骑士们争先恐后的去讨好提比略的宠臣谢雅努斯，正如塔西佗所说，谢雅努斯的当政和垮台对罗马都是一场灾难。塔西佗以日耳曼尼库斯之女小阿格里皮娜的婚姻作为这一年的结尾，而尼禄正是这场婚姻的结果，提比略的“暴政”便以这种方式为后来的“暴政”提供了基础。塔西佗叙述提比略恢复“大逆法”的目的在于论证提比略的政策最终导致了罗马元老阶层的奴化，这与其他作家的记载形成对比。在流传下来的材料中，提比略的形象尽管有很多重复，但是也有不同之处。提比略的形象成型于他去世后的两代人之后，图密善的统治使人们构建了提比略的暴君形象，塔西佗引用的材料大多属于对提比略不太友好的。如维莱里乌斯·帕特尔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记载的提比略尽管不能全信，但也说明提比略在同时代人们的心目中并不是暴君。维莱里乌斯在公元29—30年写作，由于提比略对他的重用，他对提比略进行了歌颂：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与恺撒角力，诱使提比略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同时，他努力成为一个与他人平等的公民，而不是一个皇帝；他之所以接任父亲的位置，与其说是被荣誉说服，不如说是被理智说服了，因为他明白，凡是他不承担起保护责任的东西都有可能毁灭。他是唯一一个命运注定要拒绝元首制的人，比其他人为了保卫它而斗争的时间更长。维莱里乌斯在描述提比略与谢雅努斯的关系时，把谢雅努斯看作伟大的人：因为伟大的任务需要伟大的帮手。苏维托尼乌斯和狄奥笔下的提比略与维莱里乌斯笔下的提比略完全不同，暴君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狄奥对提比略统治前期的“大逆法”记载内容并不多，只是提及提比略起初能够原谅一些被控诉者，而且只将此作为提比略虚伪性格的例证，随后就强调提比略凭借“大逆法”杀害大量的人。对提比略统治后期的“大逆法”的叙述则在于揭露提比略的残酷，如撒比努斯被控诉之后遭到处死，尸体被抛入台伯河，他特意指出撒比努斯的狗随同他一起赴死并被抛入河中，以凸显案件的悲剧性。在伽路斯案件中，狄奥强调提比略既不急于给伽路斯定罪，也不将其赦免，而是派专人看管他，避免其自杀，也防止其逃跑，这样就可以让他在死前承受更大的痛苦。关于提比略的残暴，苏维托尼乌斯持有与狄奥相同的观点。尽管塔西佗也将提比略描述为天性残暴、气量狭窄之人，指出其刚上台时就对罗马犯下了许多罪行，如“新皇帝继位后所犯下的头一件罪行就是杀死了阿格里帕·波斯图姆斯”，以及残酷地虐待并杀死显普洛尼乌斯·格拉古等。但是，塔西佗更加关注提比略统治之下政治形势的转变及其原因，特别是追求“美德”的元老贵族阶层如何堕落成皇帝统治的工具。在塔西佗看来，提比略的统治最终堕落到僭政和元老贵族阶层的堕落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他们没有担起应有的责任，才使提比略的暴政变得可能和容易。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元首制本身具有的缺陷对贵族阶层的传统“美德”形成挑战，“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专制统治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大家只对统治者一个人负责，这样事情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在新的政治局势下，元老贵族阶层如何自处，以及与皇帝的关系处理成为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提比略叙事”虽然是以皇帝为主角来叙述历史，“年代记”体例却使塔西佗能够从多重视角呈现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阶层的政治行为，深刻剖析了元首制政治中皇帝与贵族阶层的权力博弈所带来的结果。他希望借此表明，尽管皇帝的个人性格对国家政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贵族阶层审慎选择政治行为对于国家政治走向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提比略统治的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情形就说明了这一点。塔西佗在图拉真统治时期写作，政治环境相比之前图密善统治时期宽松很多。他称赞涅尔瓦将“元首制和自由结合了起来”，图拉真更进一步增进了幸福，因此，他希望到年老时能写作圣涅尔瓦和图拉真时期的历史，因为“这是一段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危险性较小的时期，因为在这段时期里，我们享有这样一种稀有的幸福：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但塔西佗并没有盲目乐观，从政经历让他明白皇帝的统治极不稳定，暴君在某个时期将会重新出现：“你们以为尼禄就是最后一个暴君么？从提贝里乌斯和盖乌斯的统治时期活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更加无情、更加残酷的尼禄。”于是，即使是在宽松的图拉真时代，塔西佗也没有在其著作中对元首制本身表现出太多的期许，而是对元老贵族群体提出更高要求。塔西佗希望他的历史写作能够为元老贵族阶层提供政治借鉴，因为人性的缺陷往往会影响对皇帝统治实质的认知和判断，“当人们很快地对那些趋时讨好的历史家感到厌恶的时候，他们却又喜欢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奉承被斥责为奴隶根性的可耻表现，但是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因此，探讨政治中人性的因素可以理解政治行为从而使行为变得审慎。他认为：“在平民掌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研究群众的性格和驾驭他们的办法；但是在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那些对于元老院和贵族的性情了解最深的人们，在当代的人们中间却被认为是机敏的和有智慧的人了。因而在今天，当局面也已改变而罗马世界已经和一个王国相去无几的时候，把这些琐事加以收集并且按年代编排起来仍然还有它的用处。很少有人生来就能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大多数的人都是通过别人的经验才得到教训的。如果我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处的话，它们却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愉快……甚至荣誉和德行也能树敌，因为一种过分鲜明的对比会使它们的敌人感到难堪。”对于“始终不渝地忠于真理的人们，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由此可以发现，塔西佗选择“年代记”体裁既是他以谨慎小心态度写作的需要，也是他希望剖析政治的实质以培育政治审慎美德的需要。塔西佗非常清楚，在元首制时代，那些希望通过自身的卓越获得荣誉之人往往成了皇帝的敌人，在皇帝权力之下追求传统“美德”又很容易变成皇帝权力的依附者。前者容易触怒龙颜而招致杀身之祸，后者又往往沦为皇帝暴政的帮凶。那么，合格的元老精英应该选择何种方式与皇帝相处呢？塔西佗的朋友小普林尼（公元61—115年，公元100年任执政官）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书信集被誉为“完美的罗马元老手册。它们不仅是自传性的资料，而且其目的是教诲性的和榜样性的”。小普林尼构想了皇帝和贵族精英的职责，他赞美图拉真仁慈、简朴、虔诚、开明，像神明一样关注正义，同时也像普通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约束。小普林尼甚至认为，好皇帝同时也是好公民：“皇帝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的地位之所以更高更突出，乃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我们中的一员，并且认识到他既是众人之上的统治者，也是一个普通人。”这一论述的核心在于论证“图拉真和帝国精英阶层的利益共同体”。他声称，在图拉真统治之下，共和国得到恢复：“我们就这样生活在共和国之中，并且相信，共和国依然存在。”贵族们应该保有“良好的良心”。小普林尼可能不会相信共和国依然存在，塔西佗也不会认为自由已经恢复，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歌颂皇帝，并且被歌颂者也乐于接受，这表明当时人们认为在国家政治体制中保留更多的共和时代的制度和道德传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政治理想。无论塔西佗对提比略统治时期的描述，还是小普林尼对皇帝和贵族角色的想象，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即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元首制时代元老贵族们的政治理想：小普林尼歌颂了这一政治理想的实现，而塔西佗描述了理想破灭之后的现实。对于塔西佗和小普林尼这样的元老来说，皇帝尊重元老院的地位，元老们积极参与国家的治理，是实现善政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如此，“元首制和自由”才能结合起来，因为自由（libertas）最根本的含义是他们拥有独立参与国家事务，并且服务国家的权力。在其历史写作中，塔西佗构建了真正具有“美德”值得元老贵族效仿的人们的形象，如元老卢奇乌斯·披索（Lucius Piso）、列庇都斯（Lepidus）、将领阿古利可拉、日耳曼尼库斯和科尔布罗（Corbulo）等，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审慎履行自己服务国家的职责。但是，塔西佗也以特拉塞亚（Thrasea）和赫尔维狄乌斯（Helvidius）为例，警示不审慎行为带来的危害。这两名元老在塔西佗的著作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特拉塞亚曾多次在元老院中反对尼禄的意见，并试图唤起元老们对国家的责任感；赫尔维狄乌斯则试图趁着公元70年维斯帕西雅努斯不在罗马的时机，控诉尼禄时期的告密者，并试图提高元老院的政治地位。最终，这俩人分别遭到尼禄和维斯帕西雅努斯的杀害。表面上看，他们俩人是捍卫元老自由并为之牺牲生命，无疑是拥有美德之人，但塔西佗不赞同他们的行为，在《历史》的序言中，他就批评那些恶意诋毁皇帝们的历史学家，认为其做法“罔顾国家”，只是“自由的假象”，还批评那些挑战皇权而死的人似乎是为了自由而死，却“对国家没有好处”。拥有审慎的美德并且矢志服务国家，这一立场是塔西佗进行历史书写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臧否人物的主要判断依据。与皇帝传记完全以皇帝为中心叙述历史相比，塔西佗选择“年代记”来叙述历史，显然更加具有冲击力，而这也是塔西佗对传统“年代记”进行改造的结果。实际上，塔西佗自己也提醒读者们不要把他的“年代记”和过去罗马人民的历史等量齐观。因为，在塔西佗这里，“年代记”不再是记录罗马人民历史功业的方式，而是被用来记录帝国时代下皇帝和元老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以便为政治参与者提供教诲。尽管如此，“年代记”所具有的公共视角还是为塔西佗展示并解释帝制时代统治阶层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恰当的方式。帝制时代，虽然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但是贵族精英对国家负有责任的观念被传承下来，而且一直被贵族阶层看作是政治理想。作为元老贵族的一员，同时也是传统共和精神的继承者，塔西佗通过“年代记”这一历史叙述表明，国家并不是由皇帝一人统治，官员、元老院、军队以及民众，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国家的事务也并不是皇家的私人事务，而是公众共同参与，并且共同承担责任的公共事务。塔西佗利用经过改造的“年代记”来书写帝制时代的历史，既延用了传统“年代记”编年纪事的叙述模式，又保留了它围绕主题进行叙事的原则。尽管他仍然采用执政官纪年，但是帝制时期皇帝在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使他将皇帝置于传统的评价体系之中，论证了元首政治的好坏与统治者的品性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塔西佗也在强调自己所处的元老阶层对于国家的责任，把元老院对皇帝权力的约束看作是皇帝善政的基石，提醒元老阶层不应当忘记自己的职责所在。然而，帝制时代政治的变化，对贵族阶层的“美德”有了新的要求和标准，即需要培育政治上的审慎美德才能够实现服务于国家的抱负。塔西佗以“年代记”的体裁向人们展示，人性只有在美德的约束之下才能够不损害国家和政体。“提比略叙事”显然最能展现这一写作主题和目的，对提比略和贵族阶层政治行为的心理动机的分析表明，在专制政体之下，只有那些真正具有“美德”的人才能够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因而政治审慎的美德对于参政的贵族尤为重要。总之，“年代记”在塔西佗这里不仅是一种叙述体裁，更是一种分析和解释历史的工具，它使得塔西佗能够避免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叙述的局限性，从而充分发挥罗马历史书写作为政治教诲的功能和作用。 作者蔡丽娟，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傲，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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