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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很重要。我在最初学习写小说时，阅读的都是50年代的作品。生活的环境没有和文学有关的因素，没有任何人能引导，注定我的写作起点非常陈旧非常低下。 读书也是需要机缘的。当时，余华他们谈博尔赫斯的时候，我在制造垃圾，没时间看书或者看不进去。但是当我有病，躺在病床的时候，就彻底安静下来了。再去看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胡安·鲁尔弗的《人鬼之间》，就真的看进去了，能感受到了。我的小说的变化就是从疾病和阅读两方面开始，所以，我常说，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你觉得今天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阎连科：我觉得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我现在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你的小说必须要超出读者的想象，你写完了一篇小说，不是超过读者想象，读者就会抛弃你。第二，是你的想法必须来自于头脑，来自于生存的灵魂，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读者都会抛弃你的，或者是你都会被读者打败的。 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写作的时间变长，我觉得我写作的疲惫状态已经慢慢来临，会慢慢有一种瓶颈的刺激，但第一你必须特别忠实于你的内心，第二是必须让内心和这个世界有关系。 人物周刊：你说过，在写作上你一直在寻找那种不存在中的存在。你也说过，现实主义不存在于生活与社会，只在于作家的内心世界？ 阎连科：我举一个例子。我大哥有个孩子，很早就死掉了。按我老家的风俗，他死后，要找个死掉的女孩和他安葬。这样，我大哥就找了一个死去的女孩，在2004年的三四月份，把两人一起合葬进祖坟。 当时河南大雪纷飞，天气特别冷。结果我看到，在那孩子棺材的一块红布上，爬满了小花蝴蝶。这种天气下，从哪儿来的那么多蝴蝶？那时候，很少见到这样的事情。有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些蝴蝶才飞走了，瞬间就消失在大雪中。 这让我想到了“化蝶”。我想创造这个词的人，可能他就遇到过这种事情。总之，你说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你说它存在，它就存在。我不会再去遵循我们生活的客观现实和逻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昨天，之所以有昨天是因为有前天”，我不会再去遵循这个了。 人物周刊：张颐武指出，你和你同时代的作家都存在一个问题：由于时代教育背景的特殊性，世界观还囿于二元对立的单一？ 阎连科：对我来说，二元对立，三元对立，四元，五元，……摆脱是不容易的，经历，视点，认识只能如此。我不是也不会去摆脱，这是非常清楚的。要摆脱不是我这一代人的事，而是下一代人或更下一代人的事情。 人物周刊：到目前为止，你在创作上有没有什么遗憾？ 阎连科：最大的遗憾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垮了。 这对写作的确是一种冲击，文学非常奇特，当你有感悟时，你没有能力去实践了。还有就是浪费掉了一个人读书的最好阶段。如果把身体健康和写作让我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身体健康。 人物周刊：如果不写作，你又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阎连科：有时我在想，难道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 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 你即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 现在，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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