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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使命 井冈特使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的一天，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之后，英姿焕发地向井冈山区的古城进军。 在行军路上，毛泽东同志和张子清参谋长边走边谈， 毛泽东同志说:“子清，南昌起义部队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听说前一段已到了汕头，不知现在下落如何。” 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同志说:“这支队伍可是革命的火种啊!我们打了几仗已经找到了生存发展的地区，不知道他们现在做何打算?我想找个人下山去找他们，建立起联系，有事也好互相呼应。再有我们和省委、衡阳特委也失去了联系，应该尽早恢复关系，以便得到上级党的指示精神。” “我完全同意，您看派谁好呢?’’ “何长工怎么样?’’ “可以，现在已通知卫生队让他赶到古城参加会议，开完会就可以和他谈。” 古城会议我上午参加半天，下午没有参加，派我带一个小分队去新城方向侦察敌情。由于当时敌人有新的动向，我报告后，第二天部队随即转移到十都。在十都张子清参谋长对我说:“长工，毛委员指示，有任务。” “什么任务?” “急什么!今晚毛委员会找你谈的，是重担子苦差事哟。”说完张子清同志神秘的一笑。当晚我住在离团部不远的一个房子中。 夜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望着那无垠的星空，打开思想的闸门，把近一段的大事统统演映了一番。从九月秋收起义打大城市到进军井冈山区，在这有限的时空中，来了一个大变化。这个变化是多么不易啊!是在很多人“逃跑主义”、“继续攻打大城市”的紧锣密鼓当中实行的。毛委员不为纷繁杂议而左右，坚持向井冈山区进军的方针，进行了三湾改编，制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党的建设原则以及建军原则，为革命的兴旺保留了力量，找到了基地。现在任务很多，很艰巨，作为一个党员，随时都要准备担起革命的新的重托........... “砰!砰!”大约在十点钟左右，两声清亮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索。“谁?什么事?” “毛委员请你去!“ 开门一看是团部的同志。“好!我就去。” 深夜的十都早已灯火全无，只在团部院子里还有灯光透出。我一走进办公室，就看到毛委员和张参谋长正在查阅地图。毛委员一看见我赶忙过来握手。我们互致问候，接着毛委员把我拉到井冈山区的地图旁说:“长工你看，现在我们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这仅仅是建立根据地的开始，今后斗争还长，必须要迅速壮大我们的力量，要和上级取得联系才行。我们前委决定让你出山去，联系湖南省委和衡阳特委，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你看怎么样?’’ 接着，子清把毛委员和他在路上的打算一五一十告诉了我。 由于头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我思想没有准备，说:“任务很重要，可我没有把握。第一，没有交通线，找省委、南昌起义部队象大海捞针，怕完成不了。再有，我长期戴军帽，摆弄枪支，头上的白印手上的老茧易暴露。万一出事，给革命就会带来损失。” 这时，张子清参谋长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我们派你去本钱是大了点，但是，山外各个地方你的熟人多，同志多，关系多，多跑几个地方，多会会旧交，一定会联系上省委、特委，找到南昌起义部队的。至于头上的特征，那好办，你就干脆说是从毛泽东队伍中跑出来的逃兵。你被他们抓住，就这么说，只要能把敌人迷惑住就行。”毛委员半开玩笑地说:“长工，你可以自由活动，但要记住白皮红心哟。’’毛委员的信任，党的委托，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我说:“请毛委员放心，我一定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经过化装后，我成了一个“逃兵”模样。身着一套破旧衣裳，背着两只猪娃子，一双旧草鞋两腿泥巴，奔上了“逃亡之路”。 天有不测风云，刚走到沔都，就遇上了民团的哨兵。 “干什么的?’’ “当兵的!’’ “当什么兵?’’ “革命军!’’ “啊!’’说着哨兵就将枪口对准了我的胸口，满怀敌意地嚷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逃出来的，准备回家去。”我故意不紧不慢地说。 一听我是回家的，哨兵先自软了，就上前搜身，想发点“洋财”。一摸里衣一下子摸出十块光洋，这家伙乐滋滋地就要往里揣。我一把抓了过来，说:“当兵吃粮，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和尚不亲帽儿亲，人不亲枪杆亲，你拿了我的钱，我怎么回家，全家老小怎么活?’’那个哨兵大发其火:“妈的，老子管你活不活?’’从我这过，哪个敢不留下买路钱。”说着伸手又夺。情急生智，我大喊一声:“慢着，你再抢我就找你们贾团长。”这一手真灵，哨兵乖乖地收回手去， 眨了眨眼睛说:“找团长也便宜不了你，走I’’ 沔都的民团头目叫贾存题，为人心狠手辣，对革命军恨之入骨，但这家伙又特别讨好他的上司，是个有名的坏蛋，又是一个有名的走狗。一见面，他就说:“杀了他!’’我说:“团长，你杀了我容易办到，可你要知道，将来有人要你赔何某人的人头，那时你就不容易办到了。”说完，我故意冷眼睬了膘那个家伙。这时，两个团丁凑到主子耳边叽咕了几句，一个说:“这个姓何的恐怕和何键省长有什么瓜葛吧?“另一个说:“慢来，弄不好惹出来麻烦!”于是，这个民团团长火气顿消，改变口气说:“你既然是从毛泽东那里逃出来的，我问你，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故作姿态地讲:“就在十都，很快就打到你们这里来，你们抓了我，等毛泽东的部队一来，你我都活不成。”正巧，十都方向不知怎么真的响起一片枪声。民团团长一听说毛泽东在十都，吓得顾不得审我了，拉起队伍就跑，一气赶到民团住地。 这时天已黑了，团丁将我关进一间黑通通的房子里。这里已有二十几人了。我一看，敌人并没注意我的身份，加之事先我那胡编的一通情况，使他们来不及顾及被关押的人们了。“对!这正是脱险的好机会。”于是，我动员大家一起大喊冤枉，要他们放人。民团团长的家就在牢房附近，这一吵真见效。只听那个家伙粗声大气地嚷道:“行了，行了，明天放你们出去:” 第二天，天不亮，房门就打开了。民团团长训话说:“你们赶快向革命军的相反方向走，不许给他们报信，否则统统枪毙!”当人们走散之后，唯独剩下我没走。民团团长奇怪地问道:“你这革命军怎么不走?’，我以退为攻地说: “我想走，但是走不多远还得被抓住，逃不脱你们的手心。干脆我给你当个马夫吧！”“不行!不行!’’民团团长的脑袋摇得像个货郎鼓。’’那怎么办?’’“好吧，我给你开个路条，这一带百十里的民团都和我有交情，”“那感情好!”我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忙不迭地说。 弄到了“护身符”，一路顺风。靠着它直抵曹石镇，由此搭船直抵长沙。 此时的长沙，一片恐怖阴森。一张张杀人告示贴在大街小巷，如狼似虎的军警交错巡行。我在街里行走一段之后，就站在一堵墙前假装观看告示。突然，背后有人使劲拉了我一把，吓了一大跳，回头一看，原来是警卫团的参谋戴菊秋，他是司令部先于我派来侦察敌情的。真是喜从天降。看到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忙说;“小戴，这里形势吃紧，我们赶紧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你现在干什么?在哪里住?’’他说:“我的公开身份是长沙纱厂的工会会员，我在家里住，有事才到街里来。我看你就住在我家吧。”戴菊秋家住离城不远的乡下，是个小地主。我想，自己到长沙找组织，住在乡下不方便，就说:“不去了，长沙纱厂有不少当年一起读甲种工业学校的同学，我找他们想办法吧。 现在厂里有没有党的组织?““不一定有，不过有个车间主任叫欧阳泄，这个人很可靠，说不定知道上级党的下落。” “那太好了，我找他”就这样通过欧阳泄同志找到了省委，汇报了工作，接上了联系。我汇报中，讲了四个问题:一是从武汉出发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军详细情况;二是希望省委、衡阳特委及时通报军情，设立秘密交通同山上联系，山上也及时把情况向省委汇报;三是省委、特委要及时给予指示;四是我还要找南昌起义的部队，希望给予帮助。汇报之后，我又在戴菊秋家里写了一份二万余字的汇报材料给省委。省委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决定派人上井冈山。于是，我和戴菊秋同志又踏上了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征途。 省委安排我们乘坐的是日本轮船。这个轮船是日本代盛昌公司的。这个公司在武汉、九江、安庆、宜昌均有码头，他们的船军阀从来“高抬贵手”，只查货不查人。所以，我们党的秘密交通都以这条船为掩护进行活动。 到了武汉，我二人住进了高升客栈由于钱快用光了,由戴菊秋出面找熟人张罗筹资。他找到一个原警卫团的老人彭致正把武汉三镇的情况了解了一番，搞到一笔款项。 买了当日的英国船票直赴香港，稍事停留便赶赴广州。 到了广州，我和戴菊秋一下子“活”了。原来，戴的三叔在中山大学任教，二叔戴新炳在军阀方殿英手下当政治主任。他的一个黄姓亲属又在广州的华宁里开旅馆。我们一下船，就住进了黄氏旅馆的高级客房。旅馆主人是个老成的先生。这个旅馆门面不大，但背景不小。原来，这是方殿英、许克祥的新十三军的后方。方殿英的老婆就住在这里。这时，方、许两部都在广东军指挥下，跟湖南军阀打仗，广州显得乱糟糟的一团。 时间一长，黄老先生同我们两人熟了，一天我顺便问他:“老先生，您知道这里有湖南的学生吗?“他说:“多得是哟!”“有个黄祖科，黄埔第二期的，你认识吗？”“晓得的，他在军官教导团，您认识?”“认识，黄祖科是留法前夕同我一起学习的同乡同学。”第二天，我跑到教导团去看他，结果，黄祖科又找来二十多个华容同乡的黄埔学生来看我。 黄祖科向我介绍了黄埔情况，谈到了叶剑英团长，张太雷(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副官长，并讲了他们同广东省委的关系。主动询问道:“你是不是想见到省委同志?’’我说:“不，在这样严密的情况下，我没有见省委的任务。我唯一希望省委和通过你们教导团把朱德同志的行动方向、目标告诉我，只有找到他们，我才好回井冈山复命。” 于是，黄祖科简要讲了南昌起义情况后说:“南昌起义的部队，现在是朱德同志带队，前几天在军阀报纸上看到他们在三河坝活动，失败以后，报纸上一直没有消息。” “那么，我只有自己去找了。不过，路费得麻烦您了。“ “没关系。”我在黄祖科处了解了戴新炳的情况，知道他过去是左的，虽然在方殿英手下当主任，但他的侄子是共产党，他掩护其侄子，必不会随便出卖与他侄子同来的不知底细的人的。 和教导团接上了联系，有了戴新炳的掩护，广东省委帮助打听消息，经济上有了保障，我就开始活动了。我先和小戴到郴州，以看戴的叔父为名到了九官山，但没有打听到消息。十二月十日又回到广州。这时，正好广州暴动失败了，反动军阀到处抓人，警车昼夜嘶鸣，无数革命者倒在敌人屠刀下，广州到韶关的铁路也被破坏了。 我和戴菊秋回到旅馆后，决定分开居住。戴住进了他叔父的“后方旅馆”，我在黄老先生的掩护下，装作病人。老先生为防万一，还更换了我住宿的登记卡片的日期，避开了十二月十日来广州的嫌疑，故意往前添了几天。为不引人注意，我千方百计取得同住一个旅馆中方殿英太太的欢心和好感。本来我不会推牌九，但在方太太的一再要求下，索性打了起来。开始不会，后来会了，也故意装糊涂，让给她们赢。不久，关系搞熟了，又多了一层掩护。 十月二十日，火车路修通了。黄祖科跑到旅馆对我说:“长工，朱德的队伍有消息了。听说是钻到范石生的队伍里去了，你是否到范的管区寻摸寻摸?我就要到上海去找党组织了，说完，他顺手摘下一颗金戒指说:“实在对不起，身无长物，只好以此相赠为路程之资啦。”然后匆匆离去。 广州不是久留之地。我当即找到小戴决定乘车去韶关。 这时，戴菊秋已是一身军官打扮。原来，他通过其叔父关系暂时当了个副官掩掩风雨，并且给我也封了个“秘书“。 我坚决不同意，说:“我懂外文，在这种场合最易露马脚。你先在这顶着.我一个人去韶关。” 南昌起义部队十分难找'他们伪装得很好，时隐时现。朱德同志很会作统一战线工作，和范石生又是同学有特殊关系。因此他们有时用范的番号，有时又用其他的名称，把敌人弄得迷迷糊糊。当时《江西日报》有的记者千方百计打探和报道这方面的消息，也无可奈何。 我到犁铺头滞留一天，毫无消息，第二天，我到韶关的一个澡塘洗澡，正好范石生部的一些军官在那里议论。他们很随便，对我一点以没有戒意。一个说：“那个王楷，原来叫朱玉阶，跟我们军长是同学。”另一个说:“同学归同学、朱部暴徒很多，我们还是要注意防范才是。”听了之后我暗暗高兴，没等洗完澡便赶回住处打点行装上路了。 当时，广东的华侨很多，一般军队对这些人不大敢过问和盘查，因为这些人的身世各异，有的还大有来头。我发现了这个窍门，也就将计就计，我穿着呢子大衣，黄皮靴，装成个财大气粗的官家子弟。结果，顺利的通过了范石生部队的岗哨和警戒，没有遇到什么检查。可是，当快要到朱德的防区时，盘查十分严格。我没有走多远就被捆绑起来，解往朱德司令部。 一进门，迎面碰上蔡协民同志，我同他在洞庭湖一带一起作过秘密工作，是我们华容的县委书记，老警卫团的，处得很熟。但现在已认不得他了，他已留起了胡子。只是口音很象，我说:“我是何长工。”蔡协民仔细一端详，赶忙扑上来边替我松绑边说:“哎呀!老何，委屈你了，你不知道我们居人篱下过日子，不得不防啊!” 我揉了揉酸麻的双臂说:“我是毛委员那边派来找你们队伍的，来找朱德同志的，你们这儿还有什么人哪?’，“还有陈毅、王尔琢同志。”“陈毅我认识，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这时王尔琢同志来了，他虽然认识我，但对我的来历不放心。后来，蔡协民同志详细介绍了我的政治身分，才打消了王尔琢的顾虑。这时，他说:“老何，你怎么来了?”我简要的讲了一下来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任务和曲折经历后，陈毅同志出来了，他虽然老成了，但还是当年那种豪放潇洒的劲头，一见面就开起了玩笑:“哎呀，过去相会在欧洲巴黎现在见面在犁铺头，有点感想吧!’’正说着;朱德同志从里屋出来了他的头发和胡须较长，但是两眼炯炯有神。穿着一身灰军装，打着一副绑腿，精神抖擞，有说有笑，我虽然在法国就知道朱德的名字，但是，见到朱德本人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 朱德同志看着我穿着西装大衣，象个假洋鬼子，有点不放心，就象测验似的询问起部队的情况怎样，井冈山的情况。我把部队在武昌出发，到秋收起义，开赴井冈山的情况一做了介绍后说:“井冈山的具体情况，我因为出来的早不太清楚。但各县党的领导人我清楚。井冈山的地形、道路和周围的地主武装，我了解一些。” 朱德同志又问:“部队有多少人？““大约一千人，编两个营，一个特务连，一个军官队，还有卫生处。”“您干什么工作呢?’’“秋收起义时，我当连党代表，大革命时期是湘西农民赤卫军的总指挥。”这时，蔡协民又补充了我的其他职务。朱德同志又询问了领导人的情况，我都一撇了回答。朱德同志听了十分高兴，接着和我一起就能否屯兵、打仗等问题认真的研究起井冈山的地势来。朱德同志详细了解了井冈山区的地形、群众、物产等情况后，十分满意，怀着羡慕和赞赏之情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之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 这时我看到，朱德同志一边同我谈话，一边有很多人来向他汇报请示工作，非常繁忙。我说:“看来这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噪德同志会心的笑了笑说:“是啊!我们要搞一个大暴动，把队伍拉大一点。把根据地搞起来。因为事情忙，我就不多陪了，有什么事情和陈毅同志讲。” 他看了看表说:“哟，已经三点了，赶快吃饭，饿坏了吧”陈毅说:“长工返回去没有交通，是不是有危险?”朱德同志说:“他的安全我负责，等吃完饭后，我跟几个委员说说。”朱德同志是北江委员会三个委员之一，北江委员会有可靠的秘密交通和联络员。 阴历十月，我由井冈山出发，离开犁铺头时已是阴历十一月多了。深夜，船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前移动，我的心里如同燃烧着一团火。我看到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朱德同志领导下，不但没有垮，而且转战出来，开始了更积极的武装斗争，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欣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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