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著名评话家小说家石玉昆（崑）其人

作者，于盛庭，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配图，老石家史。

《三侠五义》问世之后，一时风行海内，影响所及不仅至今未衰，且被译成外文，流布于它国。但是关于它的作者，我们除了知道石玉昆的大名，其余则知之甚少。这和文学史上许多连姓名都已淹没的优秀作家相比，虽然已属万幸，却也不能不让人深感遗憾。自从鲁迅、胡适等前代学者开始了对石玉昆及其著述的研究之后，五十多年来陆续发现的新材料使我们对石玉昆其人其书有了更多的了解，只是这些材料真伪掺杂、歧说互出，故而确有甄辨分析之必要。

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以下凡引李氏之说概出此文）称引《非厂笔记》，说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因为他久在北京卖唱，所以有人误为是北京人。咸丰、同治时候尝以唱单弦轰动一时。此后论及石氏其人者多祖此说。但这说法很有些可疑之处。

关于石玉昆说书的年代，阿英《关于石玉昆》中说，他曾获得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843~1845）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五册十六种，其中有《叹石玉昆》一目，是了解石氏说书盛况的重要资料。阿英据此推断石玉昆是“道光时说书人”当然很有道理。1955年秋，吴英华、吴绍英二同志在保定城隍庙购得清人富察贵庆的诗集《知了义斋诗钞》，又意外地发现了一首咏石玉昆的七言律诗及序。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其诗亦有句云：“一笑史从何处说，廿年人得几回闻。”贵庆字云西，号月山，满族镶白旗人，嘉庆四年（1899）进士，历任户部刑部侍郎、大理寺卿等职，道光十六年（1836）七月由刑部左侍郎迁礼部尚书，次年五月因病免职。据诗集推断，贵庆约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因病免职时已六十余岁。他家住北京东城甘雨胡同，而咏石玉昆诗则作于晚年寓居西山之际，大约也就是病免后的几年间。如是，石玉昆声名大震的时间则应在道光初年（1821）左右。贵庆诗恰与出现在道光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的金梯云抄本子弟书《叹石玉昆》相吻合，已足可证明石玉昆为道光时人。而今又有近人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以下凡引崇彝之说概出于此书）云：“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单弦之祖也。贵月山尚书庆尝以柳敬亭比之。”崇彝字黼臣，姓巴鲁特氏，正蓝旗蒙古人，清咸丰中大学上柏俊之孙，光绪年间仕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参照贵庆的诗及序来看，他说的话还是可信的。子弟书《石玉昆》描写石玉昆说书道：“只见他款见三弦如施号令，满堂中万籁寂寞鸦雀无闻。但显他指法玲珑嗓音嘹亮，形容潇洒字句清新。令诸公一句一夸、一字一赞，众心同悦、众口同音”。石玉昆正是以如此精湛的说书技艺“惊动公卿夸绝调”，获得极高声誉的。但此功此名绝非登台三年两载的新手可成。退一步说，即使他二十岁成名，其生年亦当在嘉庆五年（1800）前后。咸、同之际，石玉昆当然可能仍然在世，但作为一个花甲老人是否还登台献艺却不能不有疑问。显然，他一生艺术事业的兴盛时期正值道光一朝。至于金受申先生的《老书馆见闻琐记》之四中称石玉昆为“同治光绪年间人”,则纯系误传，不足为据。

《非厂笔记》说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不知根据何在。但是光绪年间确实有一位姓石字振之的人，而且此人与石玉昆也有若干瓜葛。这位石振之不是别人，正是印行《三侠五义》续书《小五义》和《续小五义》的北京文光楼主人石铎。他在《小五义》序中虽然已申明自己并不是《三侠五义》及《小五义》的作者，但陈寿减后来撰的《续小五义全传序》则已径称：“今岁秋间，友人石振之刻有《续忠烈侠义》，即世所称之《小五义也》。”两部《小五义》均题为石玉昆旧本。由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作者往往有故弄玄虚，或隐姓藏名，或假托他人的风习，传闻者很容易张冠李戴，误把石玉昆和石振之当成一个人。特别是在《龙图耳录》和广泛流传的《三侠五义》第四十五回中都曾写到“文光楼”,书中交代那是奸相庞吉堆放书籍的花园后楼，但又是白玉堂、韩彰、徐庆、蒋平四人入京后的隐身之所。我们不知道石铎之兄石镇当初开张“文光楼”书店时是否受到其书的影响，但是这种楼名的相同，哪怕完全是偶然的，也非常容易引起误会。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中有他根据北直书业传世的谱牒编成的《贩书传薪记》称：“文光楼：石铎，字振之，镇弟，良乡县人。”良乡在北京房山县东，但是如果传闻者误把良乡讹为良王庄（在天津）则石振之就可能被误传为天津人。《非厂笔记》成书较晚，已记及潘诚立（此人卒于1929年）等在光绪末年大享其名之事，其中所记石玉昆事迹显系取自传闻。所以在尚未发现其它可资参证的材料之前，《非厂笔记》之说实在大可怀疑。

旧时代的曲艺演员有不少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全靠模仿学习师父的弹唱演技和传统节目而出师登台。石玉昆则显然是文化水准较高的演员。他的《包公案》取材范围非常广泛，熔铸了正史、笔记、元曲及明代小说中的大量素材，没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子弟书《石玉昆》的作者对说书人是鄙视的，不满意听众对石玉昆的尊崇，认为“先生岂有真学问？诸公未免过推尊”。但他毕竟已告诉我们，在布衣寒士极少，而乘车前来的“阔家”“大老”和“少年”居多的听众们心目中，石玉昆大概是学问最渊博的一位先生。对胸无点墨的文盲演员来说，当然很难取得这样的效果。清末夏仁虎《旧京琐记》说：“子弟班者所唱为八角鼓、快书、岔曲、单弦之类。…………立班之始，盖富贵人家子弟游手好闲，习为娱乐，后乃走票，不取资，名之曰'耗财卖脸’。至于末流，遂成贱业。”如唱单弦的德寿山，唱八角鼓的荣剑尘等，“皆子弟而下海者也。”石玉昆或即其中之一。

《老书馆见闻琐记》之四说“石玉昆原是'礼王府’说书供应人”这很可能。这种情况在清代很普遍。《旧京琐记》说：“昔日有抓髻赵最有名，供奉宫中认为教习，某王恶之，乃轰出焉。………单弦有德寿山，亦内府官，通文墨，后亦卖技为活。”值得注意的是，子弟书《石玉昆》说他的演唱“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这也就是说他的名声是由“公卿”们捧起来的，可见他的确曾在公卿贵人们的上流社会中厮混过，即使不是礼礼王府的说书供应人，也必定是“各府第及大员之家，无不走动”的名演员。关于他离开上层社会，流落市肆之间的原因，贵庆那首诗很值得玩味。首两句说：“攀条轶事吊斜醺，绝技风流又属君”。我们无法知道“攀条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下句中的一个“又”字却提示我们，那或许也是一件风流倜傥之事。这事给他带来了声誉，也使他羞愤难忍而决然寄身市肆。所谓“廿年人得几回闻”正是说其后的二十年间王公大人们很难有机会听他说书，而并不包括市井听众，诗的未两句说：“为底朱门无履迹，曳裙应怪太纷纷。”这更清楚地透露出石玉昆不履朱门ニ十年的真实原因确乎与“曳裙”者有关。贵庆诗序说他“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之不至。”这种孤高自傲的性格表明他不甘做达官显贵的狎客弄臣，为维护人格的尊严而不惮与权贵抗争。当然，他也并不是与上层社会全不来往，如贵庆不就是地位显赫的侍郎、尚书吗？但石玉昆交往的是尊重他了解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