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小说史著作在谈及《三侠五义))的成书过程时，多云它 “是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的说唱本《包公案》编写成的，或“是在说唱艺人石玉昆的底本基础上整理而成”。一般认为说唱本《龙图公案》是记录石玉昆的说唱而成，也有些学者认为石玉昆“不只说书，而且会编书。这部书原名《龙图公案》，是他根据前人资料，并吸取民间传说而编成的说唱本”。但这些说法颇有可议之处。 石玉昆在道光年间,曾以说唱《三侠五义》而著称，这是毫无问题的。阿英先生所购得的道一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 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中有一篇《叹石玉昆》其中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 近代人崇彝也说：“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单弦之祖也。贵月山尚书庆，尝以柳敬亭比之。这位 “贵月山尚书庆” 名富察贵庆，号月山(一说字月山，一字梦黄，号云西)，满族人、隶镶白旗，累官至宇七部尚书。他有一首作于道光十七年(1837）以前的七言律诗咏石玉昆。其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一笑史从何处说，廿年人得几回闻”。可见石玉昆在道光间以说《包公案》长期享有盛誉。 道光四年的庆升平班戏目中，有关包公的戏目很多，如：《双钉记》、《双包案》、《铡美案》等，其中与《三侠五义》内容相关的戏目有《琼林宴》、《三侠五义》、《遇后》、《花蝴蝶》、《乌盆记》、《陈林抱盒》、《拷寇成玉》等.。除《三侠五义》、《花蝴喋》外，其它五出戏在前代屡有演出，不敢确定它是否出于《三侠五义》，但《三侠五义》、《花蝴蝶》肯定是由《三侠五义》改编而来。这些民间流传的剧目多有所本，而当时《三侠五义》尚未刊刻，石玉昆说《包公案》又很有名气。因此，这些剧目极有可能是根据石玉昆的说书而编写的。故此，我们可知道在道光年间，《三侠五义》的故事已以说唱、戏曲的形式广泛流传。 说唱本《龙图公案》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其实它包括许多种不同的唱本，其最早出现的时间我们还无法确定，但这些唱本抄录有时间不一致，时间范围大致在咸丰至光绪间。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说唱本《龙图公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石派书，或称石韵书，它是石玉昆所创的一派说唱书词，另一种是鼓词，指非石玉昆一派的说唱书词。两种说唱本《龙图公案》之问有较大的差别，需要加以辨析。 在刘复、李家瑞所编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中著录的两种说唱鼓词《龙图公案》：“《龙图公案》(头本缺二页)说唱鼓词北平抄十三本，”“《龙图公案》(缺第九本)说唱鼓词，北平抄现存十二本。网这种说唱鼓词，又称鼓儿词，其文体特点正如李家瑞先生所言： 现在的说唱鼓词的唱词，有七言十言两种，没有衬字即是七言，加了衬字即是十言。说白的字句，却是没有一定。大概议论叙事，多用说白；记景写情，多用歌唱。其材料则多取之于小说戏剧，绝少自己创作的。书前的引子，或用七言诗八句，或用西江月一两阔。全书都很长(本所藏《三国志》及车王府抄《封神演义》俱百余本)，非唱几十天或几个月不能唱完。 根据这种文体特征，日本学者阿部泰记研究发现，几十年前王虹在冷摊上所购得的北京黄化门帘子库涌茂斋出租书说唱本《龙图公案》，与日本大木幹一所收藏说唱本龙图公案一样，系说唱鼓词，都是涌茂斋的出租图书。 显然，说唱鼓词《龙图公案》不是石玉昆的说唱记录本，它当录自其它说唱艺人的演出。因而与石玉昆所传的石派书《龙图公案》有较大的不同。王虹先生将其所购得的鼓词《龙图公案》与现行本《三侠五义》比较，发现“二者间的面目已经相差得很远，不仅是人名、地名有了差异，就是故事的排列次序也有了若干的变动唯。大木幹一所藏的鼓词《龙图公案》“在大致沿石玉昆原作的叙述内容展开情节的同时，有时将原作的部分内容削去，有时则借用原作个别故事并充实内容，有时则借用别的小说的故事构成新的情节，或者随机应变推出原作未有的巧妙构思”。 石派书《龙图公案》由石玉昆所创，但据现有材料来看，它也并非石玉昆的演出记录本，而更可能是石玉昆的弟子们的演出记录本。自然石派书《龙图公案》较鼓词《龙图公案》与石玉昆的演出更接近，更能保持原貌，在石玉昆在世时，他的弟子就有说唱《三侠五义》故事的。在日本长泽规矩也氏旧藏石派书《南庆宫庆寿》中，就曾提到石玉昆，并说他“如今是不出来咧。他到那个书馆，一天止说三回书，就串好了几十吊钱。如今名动九城，谁不知道石三爷呢”。 除日本长泽规矩也氏旧藏外，还有几种石派书《龙图公案》抄本。乐善堂抄卖唱本带赞石韵书《书目》的最末一种，就是《龙图公案).，这一抄本今已不可见，但我们可以肯定它不是石玉昆的演出记录本，因为其书目序中说的很明白，这些石派带赞新书“本堂数年来精工采访，遂得数底，幸与石书相合”。显然，“石书” 指石玉昆的说书。乐善堂抄卖的带赞石韵书《龙图公案》只是与石玉昆的说书相合，而并非石玉昆说书的记录本。  在百本堂的两种《子弟书目录》的卷末都附载有石派书目，其中有关《三侠五义》的共十八种。。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购藏了五十多本百本堂抄卖的石派书《龙图公案》，可惜抗战期间在从南京运往西南的途中，船沉被毁，无缘得见，仅从《中国俗曲总目稿》中可见只言片语。但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抄本《龙图公案》与百本堂的《子弟书目录》所记载的《龙图公案》不相符。《子弟书目录》所记载的有十八种，共二百零二本，而前者除无《招亲》外，其余十七种共三十八本，加上《招亲》也超不过四十本。不知道它们之间是仅有本数的差别，还是为不同的抄本，内容上有无差别。但无论如何，百本堂所抄卖的石派书《龙图公案》不会是石玉昆的说唱记录本。因为百本堂《子弟书目录》上所载只有十八种，而且它还去征求石派书底本。如果它能直接听记石玉昆的演出，就没有征求底本的必要了.何况百本堂的两种《子弟书目录》出现较晚，其“甲本”“出品目录，大约是同治光绪间的物品”，其“乙本”“年代稍后，大约是光绪末至宣统时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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