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派小说的开山鼻祖——《三侠五义》

侠义派小说的开山鼻祖——《三侠五义》

鲁迅先生将清代小说分成四类，他说：“侠义派底小说，可以用《三侠五义》做代表。”《三侠五义》的起源，本是茶馆中的说书。当时的小说，有《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人们大概也觉得厌气了，而《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特别盛。

作者石玉崑，字振之，天津人，是晚清著名的说唱艺人，人称“石先生”，登场时，扶弦弹唱，字句清新，自成一派，被誉为“石派书”。据传，石玉崑当过札玉府的“供奉”，随时随地都要应台献艺。不过也有人说他颇有骨气，“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之不至”。石玉崑演唱的拿手好戏，就是《三侠五义》。这部书原是他的唱本，又称《龙图公案》。有《叹石玉崑》一诗称道是：“高抬身价本超群，压倒江湖无业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崑。”这说明石玉崑根据包公故事编的唱本，是他的成名之作。既“惊动公卿”，又“流传井市”。表明它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既有一定的人民性，也有适合封建统治者需要的地方。

在《龙图公案》成书时，大概石玉崑已经去世。经能文的人删去了唱本的唱词，在文字上稍加整饰，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说《三侠五义》。《三侠五义》（又称《忠烈侠义传》）分三部分，早出的为《三侠五义》，初刻于光绪五年（1879），随后的《小五义》、《续小五义》，刊行于光绪十六年（1890）。

但《三侠五义》，也并非一时创作的书，宋包拯立朝刚正，《宋史》有传；而民间传说，则行事多怪异；元朝就传为故事，明代又渐演为小说，就是《龙图公案》。后来这书的组织再密些，又成为大部的《龙图公案》，也就是《三侠五义》的蓝本了。因为社会上很欢迎，所以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等等都跟着出现，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其先又有《施公案》，同时还有《彭公案》一类的小说，也盛行一时。

明清小说到“四大名著”已达高峰，《红楼梦》更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小说史的巅峰之作，到晚清时期，小说已不甚景气。而侠义派小说在晚清小说中脱颖而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虽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如“四大名著”，但其流传之广，续书之多，却使人“很觉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够如此之不惮烦，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也许不少网友没有读过《三侠五义》，但一定知道包拯（包公）其人和包公的故事。真实的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是北宋名臣。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累迁目察御史，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贵。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他铁面无私，不畏权势，关心民生疾苦，审奇案、平冤狱是民间盛传的清官典型。

《三侠五义》开创了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合流，该书第一回就写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开宗名义地向读者展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惨酷。接着书中详细介绍了包拯降生及他在幼年的灾难。开封府三宝（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的由来、三口铜铡的由来，开封四勇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来历，开封师爷公孙策的来历，展昭、白玉堂等人的来历等内容，其中穿插了大量包公断案和侠义之士游行乡里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故事，集民间包公形象之大成，使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处事干练的形象更为饱满，因而得以更广泛的流传，把包公的形象推向顶峰。如包公赴任定远县、执掌开封府，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公孙策设计要来御赐刑具三口铜铡，安乐侯庞煜派人刺杀包公，南侠展昭暗中保护帮助包公，使包公得以刀铡国舅，除暴安良。随后，包公又查清了多年前的皇宫冤案“狸猫换太子”案，使仁宗与李娘娘母子二人得以团聚。南侠展昭因多次救包公，阅武楼献艺被皇帝封为“御猫”,引发“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后来五义同归朝廷供职开封府，其中间穿插韩彰蒋平等人捉拿采花贼花蝴蝶的故事、包公的门生倪继祖在北侠欧阳春、黑妖狐智化、小侠艾虎等人的帮助下铲除霸王庄恶霸马强的故事。后半部主要讲述白玉堂和颜查散等人治理洪泽湖水患、收复军山、剪除襄阳王赵爵等诛强锄暴的故事。

欧阳春是《三侠五义》中武功最高的人物，号北侠，绰号紫髯伯，与南侠展昭、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并称三侠，并与陷空岛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并称三侠五义。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的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的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

什么叫做侠客？作者石玉崑有明确的认识。在第十三回，他指出：“行侠作义的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第六十四回，他又借北侠欧阳春之口，说出了侠义的特色：“凡你我侠义作事，不要声张，总要机密。能够隐讳，宁可不露本来面目；只要剪恶除强，扶危济困就是了”。很清楚，作者认为，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能够机智勇敢地扶危济困的人，才能称之为“侠义”。侠义们所讲的“义”，情况相当复杂，里面既有封建落后的东西，也有健康可取的成份，应当区别对待。封建统治者提出：“义者，宜也”，“士为知己者死”，让它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同时，封建时代的劳动群众，也往往利用“义”来表述相互之间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美德。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白的，《三侠五义》中说的“义”，并非无原则的、一般的“江湖义气”。侠义们见义勇为，济弱扶困，固然是正义的行为；就是朋友关系来说，也并非不问是非，一味讲究为朋友“两肋插刀”。

从时代背景看，《三侠五义》所讲述的大宋时代，市民阶层已正式抬头，一般士人在市民阶层日趋发展的情况下大批爬上政治舞台，分享了政权。所以从历史上看，北宋的贤士大夫的人数相当多，尽管政见各有不同，但立朝多以清明正直著称，在政治方面都力图有所建树，特别是他们都一致关心民生疾苦，《三侠五义》选择了这一时代作为全书的背景，并以包拯的事迹为原型，反应了晚清时期劳苦大众对清明政治的追求。迫切希望有清官为他们作主，成为他们的救星，这就是其人民性的表现。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的市井细民而言，他们听说书、读小说是为了娱乐、消遣，那些情节惊险曲折、悬念迭出、离奇刺激的故事更适合他们的口味。因而说书艺人为吸引众多听众，在讲述故事时必须尽量满足听众当时的审美需要——豪侠们多是武功超群、身手不凡、行踪诡秘、来去无迹的人物；侠义之士又常剪恶除奸，救人于危难，身处险地，面临着生与死的较量和抉择。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惊险程度和刺激性。所以武侠小说中的故事，大都只是成人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更因为侠客们总是单凭个人的力量战胜对手，他们遵循的道德标准，也不可能超越出封建伦理的范畴，因此，他们往往会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这就是武侠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缺陷，使其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原因所在。

总之，《三侠五义》是古典白话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的经典之作，堪称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同时，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的武侠小说，《三侠五义》的版本众多、流传极广，书中脍炙人口的故事对中国近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的内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