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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功成身退荣归故里，袁世凯如愿登上大总统宝座，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拥趸和好兄弟，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然而，短短三个月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竟然不辞而别，辞职跑路。6月15日，天蒙蒙亮，一辆人力车在北京城交错如织的胡同中穿行，直奔前门火车站，车上坐着的正是唐绍仪，他一身便装，带着三名随从，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在抵达天津后，他的辞呈电报才缓缓送到袁世凯的桌上，电报中写道：绍仪现因感受风寒，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唯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废，并乞大总统于国务院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 明明就是“撂挑子”，非找了个请假治病的理由，袁世凯当然知道唐绍仪心中所想，见报时一声叹息：如此，国事奈何？
堂堂内阁总理，说走就走，更何况，内阁组建完成还不到两个月，袁世凯心有不满，立即派出秘书长梁士诒赴津游说，梁和唐共事多年，私交甚笃，两人一见面，便推心置腹，一个好言相劝，一个万般推辞，面对旧友，唐绍仪没有隐瞒，他直截了当说出苦衷：担任内阁总理三月来，沟通南北，委曲求全，却遭各方阻扰，心力交瘁，政治理想无法施展，不得已才挂冠而别。 梁士诒深知唐绍仪去意已决，不便多权，于是向袁世凯复命。袁世凯自然不肯罢休，随后又派出陆军总长段祺瑞充当说客，唐绍仪依然不为所动。袁世凯无奈之下，只好在唐绍仪的辞呈上签了字，民国首届内阁，至此垮台。唐绍仪这一走，新生的民国政权必然不得安宁。一周后，十位内阁总长中有四位陆续向袁世凯请辞，包括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人宣布辞职，内阁近乎崩盘，留任的都是袁世凯的部下，比如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等。袁世凯多少有点失落，一切比他预想的要早一些，虽然他有心想把失去控制的唐绍仪和同盟会成员扫地出门，但当时，正是民国启灶之际，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对他来说似乎并不见得是好事。
三个月前，南北和议，袁世凯上位，唐绍仪被他亲自推上国务总理的高位，按照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临时约法》，唐绍仪负责组织内阁。唐绍仪作为同盟会成员，袁世凯倒并不介意，反倒觉得在南北阵营中间，有一个唐绍仪更好。唐绍仪起初的组阁之路，并不顺利，革命结束，各方势力明争暗斗，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一刻未曾停歇。初上任的唐绍仪，将重心放在了平衡各方利益上，他将内阁九部拆分为十二部，他想尽办法增加内阁职位，编排总长名单，想“端平”那碗水，缓和各方势力在人事方面产生的矛盾。但他忽略了，不管他如何面面俱到，利益有得有失都是难免，他无法估计到所有人的体面，袁世凯将此事交给他，其中的奸猾，也可想而知。
几个月下来，唐绍仪身心俱疲，但好在，也稳定了局势，大总统、内阁、参议院基本就位，民国政治架构搭建完毕，虽然仓促，但也算完成了从帝制向民主共和体制的转变。眼看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就在唐绍仪准备在新生的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时，却不曾想见，自己早已抚了袁世凯的逆鳞。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走过来的掌权者，袁世凯对权力的掌控欲远超唐绍仪的想象。唐绍仪本应是袁世凯的僚属，但他掌控的内阁，却反而成为了袁世凯的约束，总统一切命令，需要经过内阁副署，这让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的袁世凯，非常不自在。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于那个虚位，于是，开始了他的反击。唐绍仪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在任命直隶都督时，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由地方推举人王芝祥担任，此人与同盟会关系密切，袁世凯自然不愿意，但不好明示，于是表面勉强同意。王芝祥到了北京之后，唐绍仪早已准备好任命公文请袁世凯签字，但是，他得到的却是北洋军阀严词反对王芝祥督直的通电，随后，袁世凯以安军心之由将王芝祥打发到南方军去了。
显然，袁世凯的这个改派任命，并未得到内阁副署，但也并不影响，王芝祥拿着未经副署命令离开了北京。袁世凯这一举动无疑是直接挑战内阁权威，这让唐绍仪深感不安，他太知道袁世凯的脾气秉性了，他不想妥协，却也没有和袁世凯斗一斗的勇气。于是，走为上，以那种固执而草率地行为，表达了自己对民主革命的坚守。那些陆续辞职的内阁总长同样如此，没有斗争的耐心，也没有前仆后继的勇气，只能眼睁睁看着袁世凯权利欲望日益膨胀。而最终，也只能重新举起革命大旗，用牺牲来弥补和祭奠如今的“礼貌离开”。
而袁世凯呢，两番游说唐绍仪归位而不得，自认为仁至义尽，便索性，将唐绍仪，以及同盟会，当作了“弃子”，很快便兴高采烈地组建了另一个“内阁”。唐绍仪的出走，在民国的政治版图中掀不起风浪，因他产生的缺口，在他身后又迅速地合拢，蜂拥而至的政客挡住了唐绍仪瘦小的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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