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内阁人物：首任总理唐绍仪

唐绍仪的功过, 自有历史学者的评说, 而其“能上能下”的为官作风, 却是值得学习的。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 唐绍仪可谓大起大落。晚清时期他曾担任封疆大吏 (奉天巡抚) 和朝廷大员 (外务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 , 民国肇始他又出任第一届国务总理, 后来他担任过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 晚年回到家乡委身就任中山县县长。1938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 终年78岁。

少年时期

唐绍仪，又名唐绍怡，字少川，1861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湾一个富商家庭。他的父亲唐巨川是上海颇具实力的茶叶出口商。他的族叔唐廷枢在李鸿章麾下办理洋务, 经营和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著名企业, 深为李鸿章所器重。唐绍仪出生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家庭, 其成长求学经历自然与一般封建官僚子弟不同。

唐绍仪自幼攻读经史，极有颖悟力。12岁读高级塾馆时，塾师发现绍仪异于一般学生，常在友人面前夸赞这位高足。说者无心，闻者有意，唐绍仪的大名吹进了县学政的耳中。恰巧，清廷为培养“新学人才”，正到处寻觅可造之才，当时已送两批留洋学童出国。年仅12岁的唐绍仪被县学政看中并向省里举荐，因而得到朝廷的官费，被第三批派出留学，目的地是美国。

唐绍仪从预科升入哥伦比亚大学，仅花了9年时间，于光绪七年（1881年)毕业，是最年轻的学成者之一。这年，清廷下诏，留美的第三批学生“海归”了。

出使朝鲜，“拜把”袁世凯

唐绍仪归国后，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次年11月被举荐为前德国领事官穆麟德的秘书，当时穆麟德在朝鲜帮设海关，唐绍仪随行，从此踏上外交舞台。

其时明治维新后野心勃勃的日本正凯觑朝鲜，为了保证清政府在朝鲜的地位，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因唐绍仪通晓英语、具有良好的西学知识，遂被袁世凯相中。1885年唐出任袁世凯汉城公署的西文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两人并结成拜把兄弟。袁遂成为唐绍仪日后飞黄腾达的靠山。

在朝鲜，唐绍仪协助处理与西方各国交涉事宜，深得袁世凯赏识。1889年，袁世凯奏请唐绍仪兼任驻汉城领事。1894年，袁世凯奉诏回国，推荐唐绍仪继任其职，唐绍仪随即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不遗余力积极维护中国在朝鲜的利益。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唐绍仪则升任天津海关道，成为“道台大人”。唐绍仪不负清廷厚望，他通洋文也懂洋法，可与外商直接沟通，将天津海关治理得井井有条，积累了许多经验为摇摇欲坠的清廷亏空的财政源源输血，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许多倍的关税白银。

清廷的谈判高手

1903年英军侵入西藏，胁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将西藏置于英国保护之下的所谓《拉萨条约》。其他列强也借机纷纷仿效，一时中国边疆形势岌岌可危。

1904年，中英进行西藏问题的交涉。在袁世凯的积极保荐下，清政府委任唐绍仪为“三品京堂加副都统衔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面对强硬的对手, 他以坚定的民族立场, 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复论证中国对西藏拥有不容争辩的主权, 有力驳斥了英方强词夺理的谬论, 强烈谴责其侵略行径。英方在谈判中态度蛮横, 以各种手段威胁中方代表团。唐绍仪毫不让步, 强烈要求废除《拉萨条约》, 由中英双方重新订约。在陷入僵局时, 他毅然中断谈判回国, 决不在声称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条约上签字。最终迫使英国不得不将谈判移到北京举行。

1906年4月，唐绍仪与英国代表在北京签订《续订藏印条约》。尽管在条约中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开商埠等特权，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挫败了英国妄图分割西藏的阴谋。

唐绍仪在中英西藏问题谈判中的出色表现，获得清政府赞赏，1905年11月，他被摧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成为外交决策的核心人物。1906年又兼督办京汉、沪宁二铁路，并充任全国税务处会办大臣。尤其是他在担任税务处会办大臣时，积极采取措施，制约洋人在海关的权势，连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也不得不承认唐“是一个非常能干、但极力反对外国人”的强人。清政府官制改革后，调任邮传部左侍郎仍兼外务部右侍郎。

1907年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到任后，他试图引入美国资本，抑制日本势力的发展。清政府接受了唐绍仪的这一主张。1908年7月借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之机，以致谢专使的名义派唐绍仪前往美国活动，随后又委任他为考察财政大臣，到欧洲考察各国财政。

由于日本很快获悉了唐绍仪美国之行的真实意图，在唐绍仪途径日本时向其施压，另外在东北制造事端和紧张空气，与此同时，与美国积极协商，以出让部分利益与美达成妥协，最终破坏了唐绍仪“以夷制夷”引入美国资本制约日本势力的企图。随后，唐绍仪又到欧洲英、法、德、俄等各国考察。出使活动前后费时九个多月，成效不大。1910年清政府升任他为邮传部尚书。此时，唐绍仪成为中国官场中炙手可热的权臣。

出任北京政府开国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摇摇欲坠，不得不起用己被罢黔在家的袁世凯，由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镇压各地的反清起义。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深知这是一个施展政治权谋得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心腹和干将，甘愿为袁所用。

1911年12月8日，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在议和过程中唐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经过五轮谈判，最终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然而，唐毕竟留过美受过西方民主熏陶，他是为主张共和而拥袁，袁世凯则是为取得最高统治权力而用唐，双方就此产生了政治裂缝。

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提名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唐绍仪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这是唐绍仪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唐绍仪勤于公务, 注重行政办事效率, 使新政府迅即呈现出新的气象。而袁世凯却要以共和之名, 行专制之实。对他来说, 所谓“约法”、“内阁”, 不过是堂而皇之的名词而已。他认为, 内阁总理只不过是自己的幕僚长, 应对自己绝对忠心, 惟命是从。而崇尚西方民主政治的唐绍仪却认为, 自己既为民国政府总理, 就应对国民负责, 对国家负责。因此, 他“事事咸恪遵约法”, 对总统府的决定, 他认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 有时为某一问题甚至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唐绍仪的举止使袁世凯大为恼火, 他对这位政治上的盟友不仅失去了信任, 而且怀疑唐绍仪挟同盟会以自重, “有独树一帜之意”。因此, 他语带讽刺地对唐绍仪说:“少川, 吾老矣, 子其为总统!”

袁世凯感到自己不仅控制不住唐绍仪, 反而为其所制, 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于是他决心弄垮唐绍仪内阁。他唆使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故意不出席国务会议;他绕过唐绍仪直接插手部务, 将内阁总理架空;他还通过借款案, 从外国列强和反对党两方面施加压力, 使唐绍仪时时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为排唐、去唐, 袁世凯还处心积虑地制造了“王芝祥督直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绍仪南下组阁时, 曾与同盟会达成了由直隶籍的驻南京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口头协议。当时唐绍仪就此事征求过袁世凯的意见, 袁世凯示无异议。唐绍仪遂通知顺直议会, 顺直议会即通过了推举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正式决议。袁世凯决不容许接近同盟会的王芝祥插足自己的发迹之地, 因此当王进京, 顺直议会请求袁世凯正式任命时, 袁采取了一个卑劣手段, 暗地指示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督直。袁世凯继而以军队反对为由拒绝委任, 发布改派王芝祥任南方军队宣慰使的命令要唐绍仪副署。唐绍仪“以承诺在先, 不肯失信, 坚持不肯副署”。双方争持不下, 而袁世凯竟然以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发表, 并交王芝祥前去南京赴任。这个王芝祥也不争气, 竟带着袁世凯给的一笔经费, 拿着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到南京上任去。

副署制度是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职权, 也是责任内阁的主要标志。这一制度的破坏, 不仅关乎民国法制, 更关乎内阁的职权和信誉。唐绍仪气愤难平, 于6月15日不辞而别, 出走天津。唐出走后, 袁世凯假惺惺地先后派梁士诒、段祺瑞等人到天津挽留, 劝唐回任。唐绍仪知道自己与袁世凯这个专制独裁者再也无法合作下去, 一口回绝。

跟随孙中山革命

唐绍仪迁居天津，不甘为寓公，决心通过传媒为其民主思想作宣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于是与汪兆铭、胡汉民创办《民国报》。由于资源限制，报纸无以为继，唐只得转还故乡广东，不久才再迁沪上，为生活计，从事保险业。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并多次拒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民国五年（1916年)，多行不义的袁“皇帝”终于暴病身亡。消息传到上海，唐绍仪顿觉中国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于孙中山能够成为领袖，领导全国人民走民主的道路。

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为南方首席代表，与北洋政府代表朱启铃进行和议谈判。朱启铃经不住唐的正义与婉转的劝说，表示出和平的倾向。可惜由于段棋瑞“执政”的蓄意破坏，南北和议流产，南北又陷入流血斗争之中。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民国九年(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绍仪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此时二人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绍仪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中山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次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仍以唐绍仪为财政部长。但唐绍仪拒绝出任，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布衣县长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基本上变成了政坛的点缀和看客，看人起高楼，看人屋宇塌，多数时间在家乡隐居。直到1931年，国门上的五色旗已经换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后，蛰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动，出任起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他虽曾居高位，在一个县内，可谓德高望重，然而办事尚能群策群力，有一定的民主作风，并且做到身体力行。据不完全统计，唐在政期间，共召开“训委会”73次；自1931～1933年，共举行113次县政会议。唐事事躬亲，各项决议均经会议讨论，甚至连公园修石级、石凳，学校扩充班级等事，亦经讨论通过。唐在乡期间，穿着朴素，平易近人，经常微服察访，即时解决一些群众关心的问题，时人称之为“布衣县长”。

在不到四年的工夫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的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但由于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争夺政治权力和该县的收益，结果陈济棠唆使县兵“哗变”，包围唐绍仪住所，迫使他于1934年10月离开中山县前往上海成为“寓公”。

“不甘寂寞”，死于非命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达到以华制华、征服中国的目的，制定并实施了“南唐北吴计划”，即出面拉拢和扶持北洋著名人物唐绍仪、吴佩孚，由他们出面组织“新的中央政权”，以维持对中国的统治。寓居上海的唐绍仪一时身价日增，门庭若市。

日本方面为了达到请唐绍仪出山的目的，先后派外务省顾问船津、驻华大使谷正之、侵华日军特务机关长楠本、老牌特务土肥原及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臼井，以及松冈洋右、松井石根等直接参与这一活动，或与唐绍仪会面。

国民党方面为了安抚和防止唐绍仪这位有影响的政坛看宿为日本所用，也曾先后不断派遣唐绍仪的故旧亲友，专程赴沪，劝其尽快离开上海是非之地。

然而，身处“孤岛时期”的上海，唐绍仪此时以为各方竞相拉拢，是可资利用的资本。于是，他置民众要其“发表光明正大的宣言，力辟汉奸谣言”的要求于不顾，态度暖昧。在民族大义面前，一时迷失了方向，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

1938年9月30日，鉴于唐绍仪有“通敌”嫌疑，军统特务将其劈杀在寓所，造成轰动一时的大案。由于查无实据，加之社会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拨款将唐绍仪厚葬，也算为唐绍仪正了名。唐绍仪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矛盾、复杂的一生，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