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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而温馨的话语，道尽了父母对子女浓浓的爱意。纯粹而美好的亲情让《诗经》中的文字也充满了爱与生命的力量。 然而，在人类最朴实的亲情之中，亦不乏有一部分父母因为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最终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亲生骨肉。那么，这些被父母放弃的婴孩，最后都怎么样了呢？ 一、不举子 弃婴们的人生故事，最出名的当属《西游记》中的唐僧。 众所周知，唐僧本来是唐朝开国丞相之女，可惜一伙土匪毁了他的生活。死亡威胁下，唐僧的母亲不得不将襁褓中的唐僧装在木盆里顺水漂流，从此世上少了一个贵胄公子，多了一个三藏法师。
从《西游记》的结局来看，唐僧离开父母后的生活倒也不算太糟糕。可惜，现实的古代生活中，弃婴们可没有金蝉子这般的好福气，他们一旦被父母遗弃，下场往往极其悲惨。 拿苏轼在黄州做官时写给好友的纪实文章《与朱鄂州书》来说，便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 随后，苏轼又进一步解释道，虽然鄂州乡间的庄稼人“人性有父子之爱”，但高昂的抚养成本再加上贫寒的家境，还是让百姓们选择诞育两男一女后，便将其他孩子闭目掩面溺毙。 可叹那些被父母放弃的婴儿，连个躺在木盆里顺水漂流的机会都没有，想来对于赤贫之家来说，哪怕一个木盆，也算是家庭重要财产了。 眼见杀婴之举在鄂州乡间蔚然成风，苏轼忍不住请求好友朱寿昌出手相助这些可怜的孩子，或许是怕好友推辞，苏轼还专门在文中说“ 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一通彩虹屁猛夸朱寿昌办事能力强，仿佛朱寿昌就是全村的希望。
送完高帽子后，苏轼也不忘给朱寿昌一份实战攻略。他告诉朱寿昌，救助婴儿要软硬兼施，比如有些父母是荒年时家无余财，不得不抛弃子女，这时作为地方长官就可以提供救济粮收养弃儿。 这样的方法，苏轼自己在密州救助弃婴时便用过，靠着地方政府的粮米，苏轼成功救下了无数弱小的生命。 不仅如此，苏轼还带头组织了“救儿会”，请来正直善良的人当会长，同时让一些有德高僧担任财务出纳，而“救儿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求当地富户的经济支持，再用富人们捐献的钱去买米买布，帮助贫寒多子女家庭。 有怀柔政策，也有雷霆手段。若是遇到故意杀害子孙的家长，苏轼二话不说，直接送上“徒二年”等刑罚大礼包，而举报他人杀害子孙者，则可以获得一部分犯罪分子的财产作为奖励。 靠着软硬兼施的政策，苏轼在密州救人无数。但令人遗憾的是，苏轼救下的孩子对于整个大环境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北宋时代，弃婴杀子等人伦惨案实在太普遍了，以致于当时的人们早就见怪不怪，还给这种行为取了个雅致的名字：“不举子”。
所谓“不举子”，就是生了孩子不养育，将婴儿丢弃或溺死，或许是为了免于心理负担，一些父母发挥语文优势，给溺毙婴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洗儿”。 不过，北宋社会放弃子女的现象虽普遍，但大多数父母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用后世诗人范大成的话来说，就是“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 同样的观点还出现郑奎笔下，在他的《生生四谛》中，专门提到“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 百姓不敢多生孩子，主要是因为北宋政府征收人头税太重了，逼得一部分穷苦百姓走投无路，只能亲手终结了子女的生命。 然而，从某种角度来看，北宋政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受限于粮食产量，北宋王朝可以承载的人口数量是有限的，若是任由百姓无限生育，只怕北宋王朝要不了多久就该面临粮食危机了。 二、婴儿塔 这样的苦恼，人口大爆炸的清代也同样经历过。只不过随着文明的进步，宋代“洗儿”的传统在清代换了一种新形势，那便是充满血腥的婴儿塔。 据外国作家高登·康宁所著的《中国漫步》介绍，婴儿塔是高约12英尺的方形建筑，在塔的一面，开有一个很小的窗口，远远望去，整座建筑就像一个诡异的鸽子笼。
然而，这些建筑与鸽子笼毫无关系，它们是用来收集弃婴及婴幼儿尸骸的坟茔。 最初，婴儿塔的功能还仅限于集中处理意外夭折的婴幼儿遗体，但随着岁月演变，一些民间百姓渐渐将活着的弃婴也扔到婴儿塔中，让婴儿塔的功能一下子变了味道。 这其中，被投入塔内的绝大多数是女婴。她们的父母亲友将襁褓的小生命往婴儿塔里一扔，就眼不见心不烦地转身离开，任凭被遗弃的孩子在塔里从嚎啕大哭到寂寥无声息，仿佛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些生命的痕迹。
一部分遗弃在塔旁侥幸不死的幼儿，往往被乞丐拐走或是沦为犯罪分子的赚钱工具。比如同治十二年，山东淄川的庙会上就出现了两个乞丐带着一个“人面蛇”在街头公开卖艺。 所幸当地官府发觉事情有异，将两个乞丐抓回衙门审问，这才发现所谓的“人面蛇”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小孩。这伙乞丐将这个孩子弄哑弄残后，又把特制的蛇皮粘到这个孩子的皮肤上，然后用这个孩子来赚钱。 令人发指的行为，昭示着弃婴们的可悲下场，也让“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的古老传说，再次回响在人们的耳畔。毕竟，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时代，光是活着，就是已经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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