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对尹湾汉简中四类史职进行系统的考察，可知他们皆是在秦代就已存在，又在汉代得到发展、完善。对这部分史职的研究，是秦汉职官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秦汉时期的各类史职的数量、地位、建置与职能、待遇、迁转等问题较为全面的分析探讨，进一步得出结论: 第一，东海郡三十八个县、邑、侯国的吏员设置情况大体相同。其中县、邑的设置情况完全相同，侯国仅是长官的称谓由令、长变为了相。邑、侯国与县相比都没有狱丞的设置。
在《东海郡吏员簿》之中所见的史职有令史、尉史、狱史，其人员数量总和占县、邑县级吏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强。在郡国之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四十三。也就是说这三个职位的吏员数，相当于其他所有县级吏员相加的总数，体现出郡县史职吏员的重要性。 第二，尉史与令史都是兼职文武的属吏。现有材料中只有睡虎地秦简和耶秦简中，可见秦代尉史的记录。从简文中可以看出尉史在秦代，就已经从各方面显现出文武兼职的性质。
汉代内郡的尉史身兼捕盗、文书的双重职责，边郡尉史更兼有巡边的责任，武职性质更加明显；汉代令史形象的多样性，则是因令史广泛分布于不同部门所致。令史作为属吏，在不同部门之中，其职能与行动都显示出了差异。 但总体上说，数量最多的基层令史的职能亦是文武兼有；卒史与狱史的职责较为单一，一为文，一主武。秦代的卒史是郡级属吏，其职责只见有武职，如刑侦破案，追捕盗贼，复查案件等，司法性质较浓。 到了汉代，其职责主要转移到了发送文书，表现出鲜明的刀笔吏形象；狱史的职能更为复杂一些，涉及到刑侦、司法、社会治安的各个方面。
尉史的职责概述起来，有治书、武备、巡边、置后、捕罪、市买、直符、诣府、收发粮俸、清理债务等职责，看似纷杂的职责，体现了当时属吏职责划分的不明确。也体现了尉史文武职能的双重性；没有证据表明汉代的卒史与秦代一样，有复审案件的职能。 汉代的卒史职能主要集中在掌治文书。卒史的治书主要表现在起草与传递文书；无论是秦代的狱史还是汉代的狱史，其职责并不局限于监狱事务。汉代的狱史职权非常广阔，既审判案件，又负责全县治安；既兼职护送，又主持祭祀活动。 并且，尽管狱史为司法官吏，其违法活动却多见于出土文献；令史的职能更为广阔，因所处机构不同其职责也纷繁各异，概括起来有主典文书、主管籍账、管理仓库、镇压盗贼、举劾违法失职官吏、参与礼仪和祭祀活动、陪伴帝王出巡时护驾、宣读诏书、举谣言、管理财物进出、审计账簿等。
其中，典文书、管理财物的职能与尉史颇为相似。但是在管理财物方面，尉史是具体负责征收和发放月俸、廪给的，是向下的。而令史是负责钱物进出仓库的，是向上负责的。 第三，西汉时期尉史的记载逐渐增多，不仅在内郡，边郡之中也多见尉史的记载。卒史亦然。内郡的县尉史是从属于县尉的县级属吏，县、邑、侯国之中皆有设置。发展到西汉后期，其设置又是可以不以县尉的存在为前提的。 边郡的尉史从文书与俸禄发放单位，可以看出其从属于候官。但从西北汉简中可看到塞尉之下的尉史。随着东汉对于边郡一些建置的改变，尉史也变为了障尉的下属；卒史是存在于太守府和都尉府之中的幕府吏。
除此之外还有文学卒史与五经百石卒史，其设置与兴儒学教化有关。到了东汉，内郡还有一种可被调配负责宗庙礼仪的卒史；狱史在秦代是存在于县级政府之中的，里中亦见狱史。 汉代的狱史分布较广，县、邑、国都设有狱史。汉代狱史并不见设于边郡。内郡甚至中央官吏之下都设有狱史。名称也多种多样，但其职责都是相同的。 到了西汉后期，其是普遍存在于各县级机构之中的；汉代令史的数量、广泛度、地位和月俸皆高于尉史、卒史、狱史。汉令史既存在于内陆的县、中央官之下，又存在于边郡之中，名称众多。作为汉丞相府及三公府的属吏，在诸曹的掾史之下都设有令史。
尚书的属吏也有令史，御史中丞的属官兰台令史，秩六百石，系中级官员，较特殊。边郡都尉属官千人和司马之下有千人令史和司马令史。其余令史则是候官候的属吏。基层吏员之中，令史与尉史、卒史一样，分布在内郡与边郡之中，且数量要高于尉史、卒史。 卒史的秩次根据中央与地方的不同而有不同，郡级卒史秩次较低，为一百石，中央地区及中央官吏之卒史秩次较高，为两百石。月俸为千钱，口粮与尉史相当。 卒史作为一郡之长身边的文学侍从，其前途在东海郡体现出的是出任县级长官下的长吏。即县、侯国的丞、尉、家丞；汉丞相府及以后三公府的属吏，在诸曹的掾史之下，秩百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