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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后，《礼记·中庸》这样记述儒家：“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其中，“祖述”是继承，“宪章”、“律”、“袭”是效法的意思。“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继承尧舜文武以来的文化遗产。也就是拾人牙慧。或者说，利用他人知识遗产，做语言生意上的商人。“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是向自然界学习，掌握自然方面的知识和规律。但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儒家就不重视科学技术。直到近现代，儒家还是如此。当明末清初，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地理和农学等传入中国之时，腐儒还企图通过倡导“西学中源”说，把西方科学当作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对于中国是否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这对当时顽固的儒家来说，还是很丢面子的事。腐儒们还提出西方近代科技是奇技淫巧，有害而无益，睁着眼睛不承认人家先进、强大的事实。当西方列强的入侵迫使中国不得不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之时，腐儒们在强调儒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又贬低科学技术，而提出了“中体西用”，以满足其自大的心态。甚至，即使当时思想比较开明的经世派人士也无法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比如梁梃柟就说：“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子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i]]念念不忘自己“天朝全盛”恩被四夷的盛景，把学习外域看成是失体与悖离古今之理。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魏源作为头脑清醒的儒者，应该值得人们的尊敬。魏源严厉批判统治集团的虚骄、不善学习和昏昧无知，把顽固派的见解斥为夏虫、井蛙之见。并提出了不能再固步自封、自高自大，而是要正视现实，急起直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他在《海国图志·叙》中说：“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里提出了近代著名的“师夷之长技”的命题。这一命题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之先河，具有醒世之功效。魏源编著的《地球天文合论》五卷，便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思想，主要系统介绍了地球形状、运行规律、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日月食理论、慧星理论、空气论、地震论等这一系列自然科学思想，这些明显属于科学的范畴。 再如，因为古代中国人没有完整科学的现代世界概念，基本用臆测性的“天圆地方”来演绎。明清之际，传教士东来，带来了一些现代天文学知识和世界地图，虽然个别有识之士开始研读，但大多数的知识人士乃至整个朝野都从固有的陈旧观念出发，“目笑置之”，极端者甚至诋毁其为“歪理邪说”。及至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者所认为的天下中心已经沦为世界的边缘。为摆脱民族危亡，清朝某些官绅及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了传统“天下”观念的束缚，将眼光越出天朝的围墙，用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观念来关注围墙外的世界，而掀起了一股打破天朝大国、华夏中央的旧观念和“睁眼看世界”的新潮流。人们翻译西书，了解世界，写成了一部部介绍外域史地、风土人情的著作。如谢清高、杨丙南合写的《海录》，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姚莹的《康猷纪行》，林则徐的《四志》等，这种亡羊补牢式的考察世界，虽然带来了不少新知，但凌乱浅薄，缺少深度[[ii]]。魏源受好友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所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依据历代史志，明朝以来的岛志和其他相关的外国资料编撰成《海国图志》一书。这是一本系统介绍南洋、欧美各国历史、地理的书，是近代初期中国人编撰的最详细的世界史地巨著[8]。《海国图志》[[iii]]介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一个自命居天下之正中的中国人愿意睁开眼去看的世界。正是魏源这部介绍世界的百科全书，开拓了国人的视野。 [i]梁梃柟著：《夷氛闻记》卷五 [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P172。 [ii]李喜所：中国人初识世界的历史考量[J]。江汉论坛，2012（7）：P86 – 91。 [iii]荀颖萍，马林冲：了解世界的起步：“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1）：P1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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