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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尧的赞美，其意义便是以帝尧作为圣王的起点，作为儒家思想的渊源。《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朱熹《中庸章句注》就说“祖述者，远宗其道”，即远宗尧舜之道。祖述尧舜，昭示了儒家对尧舜时期优秀文化传统的尊重和传承。《艺文类聚·人部》四载孔融《圣人优劣篇》曰：“荀愔等以为圣人俱受乾坤之醇灵，禀造化之和气，该百行之高善，备九德之淑懿，极鸿源之深闾，穷品物之情类，旷荡出于无外，沉微沦于无内，器不是周，不充圣极。荀以为孔子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为覆盖众圣，最优之明文也。孔以尧作天子九十馀年，政化洽于民心，雅颂流于众听，是以声德发闻，遂为称首。则《易》所谓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必世而后仁者也，故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尧之为圣也，明其圣与诸圣同，但以人见称为君尔。” 尧舜禹禅让是儒家为政以德，为国以礼思想的渊源。为政以德要求为政者自身要德行高尚，以自己的德行团结凝聚臣僚和大众，形成权力核心，而不是凭借武力强制和阴谋诡计；为国以礼以礼让为基本精神，而不是争夺。孔子又大赞泰伯“三以天下让”，“其可谓至德”（《论语·泰伯》），明确地表现出孔子赞成以“让”来改朝换代，反对战争争夺、反对以“革命”手段改朝换代的态度。 禅让制所体现的尚德授贤，有德者居位观念，直接启发了儒家“大德必得其位”（《中庸》）的思想，《郭店楚墓竹简》中《六德》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妇“六位”，而以圣、智、仁、义、忠、信“六德”配“六位”，是德政合一，德位相配的细化。 禅让制所体现的天下为公观念也是儒家大同思想的渊源。儒家大同思想的核心是天下为公。尧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开始有所犹豫——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还是禅位于舜？最终“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史记·五帝本纪》）说明尧以公心战胜了私情，将帝位禅让给德行、能力出众的舜，完美地体现了儒家“天下为公”的最高政治理想。所以康有为《论语注》说：“孔子志在大同，天下为公之世，故最尊尧舜。”郭沫若也曾说：“原始公社制的存在，材料不多，但如唐、虞禅让传说，正不失为典型的证据。这在儒家经典里是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而被称为‘大同’之世的。” 帝尧的中道思想也是儒家中庸思想最早、最直接的渊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对“中庸之道”推崇备至，所以刘宝楠《论语正义》对《论语》“尧曰”章注说：“中庸之义，自尧发之，其后贤圣论政治学术，咸本此矣。”现代史学家柳诒徵说：“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孔子祖述其说，而又加以‘时’义。”所谓“时”义即孔子把“时”与“中”结合而成“时中”思想，《中庸》载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是说只有君子才能遵循中庸之道，能够与时俱进、切合时宜，在时间维度上把握中庸之道。《中庸》还把中庸之道发展位中和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赋予“中和”这个哲学命题以最普遍的意义，把中和之道提高到了宇宙本体论的高度。 中唐以降韩愈批判道佛，在《原道》中明确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之义，由是而之焉谓之道，足乎已待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愈提出“道统说”，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在他看来，儒家的道统虽然是由古代圣王开创的，却是由孔、孟、荀、扬、韩等师儒所传授和继承的。宋明理学更是大倡“道统”之说，帝尧遂成为宋明儒家的精神始祖，价值本源。他们强调“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今天我们研究儒家思想，要讲清楚其思想的起源与内涵，认识到儒家思想具有深厚久远的历史传统。要走出疑古时代，上溯到尧舜禹等古代圣王那里，重温二帝三王的辉煌，重构古圣先贤的历史，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文章来源：《中原文化研究》；作者：韩星，国际儒联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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