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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途中问道：“先生好像有不悦神色的样子。以前我曾听先生说：'君子不埋怨上天，不责怪别人。’”孟子说：“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每五百年一定有称王天下的人出现，这中间必定有著名于世的贤人。自周朝建立到现在，已有七百多年了。按照年数来说已经超过了五百年；按照时势推算，该有圣贤出现了。上天不想使天下太平兴盛就罢了，假如要使天下太平兴盛，在当今的社会，除去我还会是谁呢？我为什么不悦呢？”（选自《孟子·公孙丑下》） 这个故事里讲的正是孟子“仁以为己任”的弘毅精神，体现出了孟子的远大志向和浩然情怀。 尧说：“啧啧（zé）！你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那中道吧！假如天下百姓都隐于困苦和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会永远终止。”舜也这样告诫过禹。商汤说：“我小子履谨用黑色的公牛来祭祀，向伟大的天帝祷告：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天帝的臣仆我也不敢掩蔽，都由天帝的心来分辨、选择。我本人若有罪，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归我一个人承担。” 周朝大封诸侯，使善人都富贵起来。周武王说：“我虽然有至亲，不如有仁德之人。百姓有过错，都在我一人身上。”（选自《论语·尧曰》） 《论语》的最后一章，和《孟子》的最后一章，都是在讲一个极其重要的事，这便是“道统”！ 韩愈有一篇《原道》的文章，其中有写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道统”这个概念，正是韩愈。道统，后来也成儒家传道系统的一种说法，人们用它来专指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 到了朱熹，就正式将“道统”一词具体化，跟韩愈要继承发扬道统，以仁为己任一样（韩愈本人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的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朱熹也认为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说自己继承的也是孔子的正统。 朱熹曾说：“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又说：“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还有：“《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再往深处说，儒家的道统源头还远不止此，《系辞传下》中就道——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gǔ），以佃（diàn）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zhuó）木为耜（sì），揉木为耒（lěi），耒耨（nòu）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shì hé）》。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这样讲，道统就向前延伸到了三皇时期。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来从未中断过的文明，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符合人性， 能发明人性，源远流长，尊道贵德，自我更新力强，生机活泼，生命力卓绝的内在精神基础。“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从孔子拯救道统于危难之际，自觉全力传承和发扬这个道统，明确的提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来，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也就跟着扛起了这面大旗，接下了这种“以仁为己任”的弘道使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孔子之后，这里面的旗手就有孔子优秀弟子诸如曾子，孔子自家后人子思，再到战国时的孟子，荀子，汉代董仲舒，杨雄，唐代孔颖达，韩愈，宋代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 ，清初的王夫之等，尽管我们这个文明也曾走到过危险边缘，但最终还是靠自身优秀文化的强大基因及时回正了自己。每个朝代外在形式可变，唯有常道不离，才能有和谐盛世可言，才能在走向大道之行的理想国路上走得更加从容，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古往今来的历史演变无不证明，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人，只有真正尊重了曾经的优良传统，扬长补短，并在其上不断实现自我更新，创造性转化，不忘根，奇正相生，才能永葆可持续发展与生机活力，否则的话，一味的舍本逐末，崇洋媚外，数典忘祖，则只会自我戕害，正如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正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者所发出的最强音，也是每一个受中华文明滋养长大的正人君子骨子里的信仰所在。 孟子说：“从尧、舜到商汤，有五百多年，像禹和皋陶，他们是尧舜的贤臣，他们对尧舜之大道是亲眼见到过并深知于心的；至于五百多年后的商汤，则是闻而知之的。从商汤到文王，有五百多年，像伊尹和莱朱，他们是商汤王的贤臣，是亲眼见过而知道商汤的；至于五百多年后的文王，则是闻而知之的。从文王到孔子，又有五百多年，像太公望和散宜生，他们是周文王的贤臣，是亲眼见过而知道文王的；至于孔子，则是闻而知之的。从孔子到现在（春秋末年到到战国中期），有一百多年，离圣人的年代是这样的不远，我们邹城离圣人的家乡曲阜是这样的近，这样的条件下却没有继承人了，竟也没有继承的人了！”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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