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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读心书友会上周开始学习《近思录》这本书。《近思录》是由朱熹和吕祖谦所合辑，采取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四子的文章言论，共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以《论语》“切问而近思”为名。 《近思录》一书，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确立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清代江永（1681年－1762年）称：“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 国学大师钱穆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 纵观中国历史，但凡出现新思想，必定与当时社会变迁有着必然的联系。宋明理学也不例外。宋明理学虽然完成于两宋，但起源却在唐朝。 儒家在两汉达到了一个鼎盛期，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风靡一时。但西晋后发生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使得诸多儒学大家和士族纷纷南下，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复兴，儒家陷入低谷。隋朝和唐初，统治者采取了自由放任的发展策略恢复民生，道、佛、儒三家都有所发展，但儒家并没有太受重视，不复两汉辉煌。 到了唐初，中国仍然是以门阀为代表的贵族阶级占社会主流，但武则天上台之后，一方面极力打压李唐宗室，另一方面继续强化科举制度，自两汉至隋唐的士族门阀社会形态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科举制度晋升的底层士族和耕农阶级，可以说，宋明理学正是起源于社会阶级震荡交替的时机。
当时的社会，普遍热衷对仗工整、声律铿锵的骈体文，士族不是沉迷玄学就是入于佛学。道家和佛家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此时的儒家仍然还是坚持之前“述而不作”的僵化学说，士族不喜儒学也是可以预见的。社会文风不实、儒家儒学衰微令韩愈非常愤慨：
在韩愈看来，虽然当时学派众多，但要么轻儒而重佛道，要么是各执己见，互相轻视，党同伐异。佛道的兴盛跟世俗贬低儒家有一定的关系，道教门人称孔子是道教祖师的弟子，佛教中人也称孔子是佛祖的弟子，但在韩愈看来，这些言论完全是在误导大众，因此他将振兴儒学视为天降己任，反佛振儒，推行古文运动。 陈寅恪先生对韩愈推崇备至，他认为，如果没有韩愈在佛教大潮的这种振兴儒学的大无畏精神，儒学将难以摆脱发展的桎梏，整个思想体系可能会滑向意向不到的地方。 那么为了对抗强大的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又是如何应对？如何振兴儒学呢？首先就是“道统”和“道学”的设立。佛家、道家都大力宣扬孔子是他们门下弟子，慢慢的，甚至连儒家弟子也相信了这个说法。因此，为了保证儒家学问的正统，“道统说”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关于“道统”一说，最早是由孟子提出的：“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孟子始终都是以孔子的继任者宣传学说。 而到了中唐，儒学衰弱，为了振兴儒学，韩愈、李翱重提了“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儒家不是其他教派的附属，而是自上古承天道历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九代圣人传承至今，根正苗红，应该始终作为统治者的重中之重。 考虑到当时佛教禅宗的兴盛，我们有理由怀疑韩愈、李翱是收到禅宗宗系的启发。“道统”的说法被宋明理学的继任者一直保留，所以我们也称“宋明理学”为“道学”，称二程朱熹等人为“道学家”。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韩愈尽管大力提倡“反佛振儒”，但同时极大的借鉴了佛学。佛家追求的是在世俗外修行成佛，而理学的目的可以说是在纷杂的世俗中修身成圣。 韩愈和李翱关于“性”和“情”的学说，基本可与佛学所说的“本心”和“无明烦恼”相对应。 吕思勉先生也在《理学纲要》一书中指出“理学者，佛学之反动，而兼采佛学之长，以调和中国之旧哲学与佛学者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儒学大家都非常客观的认识佛学，没有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就全盘否定，反而做到了知己知彼，求同存异，学习借鉴，直接奠定了宋明理学这个儒学又一巅峰的基石。 每一天 苹果与读书 一个都不能少 更多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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