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尊师重道典故

二、韩愈：述“师道”之真谛，明“道统”之源流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儒家人才凋零，迅速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学士避居山林，隐逸之风日盛，道家黄老学说兴起。至隋唐时期，来自天竺的佛法经过近六百年的酝酿，开出了灿烂的文明成果。至中唐，以韩愈为首的一批文人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这场古文运动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宋朝，也称“唐宋古文运动”。

韩愈之所以提倡古文，目的是要恢复儒学道统，“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题哀辞后》），“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韩愈《争臣论》）。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县（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或“昌黎先生”。[1]

韩愈幼时父母双亡，依兄嫂长大。生活的艰辛，使韩愈早慧。他从小刻苦学习，很能自律。七岁言出成文，十三岁就能写文章。公元786年，十九岁的韩愈独身前往长安求仕。本指望凭自身的才学“一战而霸”，然而连续三次考试都折戟而归，让他十分懊恼。魏晋以来文坛和官方普遍使用骈体文，这种文体崇尚对偶、声律、典故、辞藻。数百年来虽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留世，但整体上来说文体华而不实。韩愈自幼习古文，为了适应科举考试，他只有违心地学起了骈体文，但是文章中的古文风貌却不易除尽。公元792年（贞元八年）韩愈终于登进士第。

按唐朝官制，进士及第仅仅是取得了做官资格，要想实际得到官职，还必须通过吏部的考试。吏部考试的难度不亚于礼部的科考。韩愈“三试于吏部卒无成”。当时唐代科举考试期间士人的“干谒”（拉关系、走后门）活动已成为一种社会习尚。无奈之下，韩愈不得不给达官贵人写下大量干谒文字，以求得赏识。但内心深处，他始终耻于干谒，并终身以笔下的干谒文字为耻。为了生活，他一边干谒，一边准备考试，同时到地方节帅府中就职以养家糊口。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韩愈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郞、汴宋毫颖等州观察推官。从此，韩愈不用再为生计和仕途奔波。他开始为复兴儒家文化，继承儒家道统传承而努力。

韩愈倡立道统，是针对佛道之弊而发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近六百年的发展到唐代达至高峰，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韩愈写道：“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韩愈《送灵师诗》）许多有识之士对佛教的恶性发展之危害都有所揭露，“铸浮屠，立庙塔，绝无虚岁”，“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资治通鉴》）。此外，道教徒附会李唐家天下，造说老子（李耳）为唐室祖先。道教自唐初始，也逐渐取得政治和社会特权，至唐玄宗时极盛。

韩愈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消除佛老的影响与危害，必须建立道统，阐明儒学渊源与华夏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

“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韩愈《原道》）

韩愈将儒家文化式微的原因归结于“佛教”“道教”等“异端”的兴起，他对佛道两教展开激烈的抨击。同时，他明确提出中华文化正统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而来圣圣相传的儒家文化。韩愈的“道统说”对后世影响很大。“道统”一说自此而有。

韩愈一生三任国子博士，文名炽盛，连皇帝也诏命他为功臣写碑。很多人慕名而来，拜韩愈为师，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有些弟子，年龄比韩愈大，官位比韩愈高，名声比韩愈响。如此引起一些人的嫉妒，流言纷飞，说韩愈“好为人师”，喜欢别人对他“溜须拍马”。

弟子李蟠向韩愈请教：“今天像我辈等，似乎也都从师学习，但为什么几乎无成大器之人呢？”韩愈有感而发，写成千古名篇《师说》一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自《师说》一文传世后，世人更加明白老师在学习中的重要性了。

韩愈提倡并推动的“古文运动”促使儒学在唐朝兴起，他对儒家心性论的关注也为儒学研究带来了新思路、新风潮，开宋明理学之先声。

作为中国儒学史上承前启后、返本开新的关键性人物，韩愈洞察道统之机，遍学儒家经典，他一生称赞孟子，却并未真正挖掘出孟子、曾子修身涵养的精髓所在。他注意到了《大学》中儒家修身成圣之道，也讲述圣贤之道，可他自己却没有知行合一、践行圣贤之道。晚年的韩愈好酒色、放纵自己的行为。所以韩愈的“道统说”影响范围始终停留在学术界，不能普及到民间形成影响力，与佛老学说抗衡。

李翱是韩愈的学生，二十五岁起跟随韩愈学古文，协助韩愈推进古文运动。他一生崇儒排佛，追随恩师的脚步。

李翱在韩愈儒家心性论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一是提出“中道”观点，发挥《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论述。“出言居乎中者，圣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圣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贤人之文也；背而走者，盖庸人之文也。”（《李文公集·杂说》）李翱认为《中庸》所讲的“性命之学”是孔门思想之精髓，这开启了宋儒重视《中庸》的风气之先。二是提出“复性”观点。他写了《复性书》三篇，重建儒家的心性理论，这对宋明理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