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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对“那个时代”的热议，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借此聊一聊我个人粗浅的看法。 在那个被一些人贴着“饥饿”与“贫困”标签的时代，有没有贫穷，存在不存在饥饿？我相信有的，这个无需讳言。 那些被诟病的“故事”主要集中在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只有不过10几年的时间。在诸多以“还原真相”为主基调的作品中，对那时的贫困都有着凄凄惨惨的描述。但是在这些比雨果《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更为悲悲切切的故事叙述中，作者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地回避了一个绝对不应该被回避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农村的贫困现象，根本不是在建国后才出现的，它与旧中国的历史“传承”有着直接的、根本的、必然的联系。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果。 在旧中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们曾经富裕过吗？没有！ 在旧社会，饱受盘剥和压榨的农民们难道不曾有过饥饿吗？非也！ 反映旧社会被奴役的贫苦农民悲惨生活的《白毛女》的故事，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白毛仙姑”的原型是四川女子罗昌秀。著名作家周立波反映东北农村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里，有一个“光腚村”，穷苦农民“赵光腚”，“全家没有一件完整的衣衫”，“冬天除了抱柴、挑水、做饭外，一家三口都不下炕”。请注意，这同样不是虚构，《暴风骤雨》的原型地是黑龙江省尚志市的元宝村。 根据资料记载，1949年10月建国时，全中国还有3亿多的农民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土地这个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绝大部分还是掌握在地主老财手里。连基本生产资料都匮乏的广大农民，没有尊严，没有权利，真正是吃不饱、穿不暖。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有80%的人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都有几万乃至几十万，遇到灾荒年份则更是难以计数。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和广东大饥荒，超过600万人饿死。1943年的旱灾波及多个省市，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正是灾荒年景的真实写照。 无怪鲁迅先生当年曾经发出这样的喟叹：中华民族'不像活在人间'！ （建国前的这些灾难记忆，一些“伤痕”人士或许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总该听说过吧，怎么没见他们以一个有良知者的责任担当，拿起批判的武器，高举正义的大旗，去“黑化”一下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呢？莫非吃人的旧中国不需要去“伤痕”？莫非他们心心念念所对标的只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窗口”？）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的涅槃重生，然而，旧中国、旧社会给中国人民留下的贫穷和落后却是无法在短时间内被“清零“的。相反，他们需要在背负着这些不良“遗产”的基础上负重前行，并为消除贫困，开创新生活做出加倍的努力。建国初期，有一个“三条驴腿闹革命”的故事家喻户晓。1952年，河北省唐山市遵化西铺村23户最穷的村民联合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只有一头毛驴，由于这唯一的毛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们便把他们称作 “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 一个农民初级社23户“社员”的全部“家当”，竟然就是“三条驴腿”！这可是一个绝对能让人泪眼婆娑的凄惨故事。其实，建国初期，像“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一样的贫困农户又何止一家两家，一例两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原生态”是“七沟八梁一面坡”，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当地极度贫瘠。河南省林县在没有开凿“红旗渠”前，近30万人甚至连喝水都要到十几公里外去打。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具有鲜明“特质”和普遍性的社会“真相”，这些，都是旧中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硬核”而又无法规避的“伤痕”。 如果“省略”掉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模糊”掉导致这种现状产生的历史渊源，一个以批判为执念的“有心人”，完全可以既“真实”又“客观”地写出一篇比“吃煤块”更加凄凄惨惨戚戚的作品来。但请各位有志于“还原真相”的朋友扪着自己的良心问一下，这个黑锅，真的能甩到新中国新社会身上吗？ 以“还原真相”为己任的网友勾勒了“那个年代”一幅幅凄楚悲凉的社会生活惨景，描绘了一段段“不堪回首”的“苦涩的记忆”，可是，他们却偏偏选择性的遗忘了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那个沉而又重的，贫穷落后的大“包袱”，偏偏选择性的淡化了建国后我们国家为引导群众消除贫困所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深刻变革。 上世纪50、60年代，共和国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站起来的中国人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发蹈厉，发愤图强。短短10余年的时间，新中国就在战争的废墟上奇迹般崛起，以令世人惊叹的速度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独立自主的研发了“两弹一星”。以大庆为代表的工业体系彻底结束了旧中国“洋油”、“洋钉”、“洋火”、“洋烟”的历史，新兴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和航天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以红旗渠为标志的8万多座水利工程建设为农业的旱涝保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仅仅北大荒地区历时20年的大规模建设开发，就解决了1亿多中国人吃饭的粮食问题。学雷锋、做好事在共和国的大地上蔚然成风，催生了一代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风气。 对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这些“换了人间”的历史性巨变，对这些让西方世界所惊诧的“东方神话”，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观察员”，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不巧的是，我们总能碰到了一些既带着“偏光眼镜”又在“装睡”的人。 不用回避，由于急于改变落后面貌，出现了违反自然规律的问题。60年代初，国内农村出现了范围比较大的饥饿现象，有的地方甚至还比较严重，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是确实存在的事实。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负面的、消极影响。窃以为，这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在没有任何执政经验，和没有任何发展模式可被借鉴的客观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所导致出现的问题。就像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失误也无法绝对避免一样。冀望一个国家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曲折，不出现任何失误，这种想法既不客观，也不现实。和那个时代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出现的问题只是前进中的不足，是探索中的失误，是大局中的一个小瑕疵。 事实上，对于当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人为的过失和失误，党和政府发现后就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纠正。也正是由于这些措施的落实，中国的农村，自1959年至62年出现比较大的饥荒后，63年便开始出现“拐点”，此后逐年都在提高。群众性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兴修水利建设，变水害为水利，确保了此后没再发生过大的自然灾害。农村的生产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也逐步在提高。1963年全国人口6.92亿，到了76年，13年间人口已增加到9.37亿。 事实上，建国后，党和政府领导农民摆脱贫困的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等几种形式，对人民公社等的是与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里不做争执。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为解决占当时整个中国社会90%以上的农民的生计，所进行的一次次积极的探索和做出的可贵尝试。它的初衷，恰恰就是为了能尽早、尽快地消除困扰了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温饱问题。 真的不明白，对党和国家为解决农村贫困面貌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农民群众改变贫穷、挑战落后的奋斗历程，对站起来的农民从困苦开始逐步提高的生活变化，对那个时代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探索与实践，一个理当为时代鼓与呼的人，怎么会眼里只有问题和不足，而看不到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呢？ 消除贫困和饥饿，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去解决的一个难题，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至今日，贫穷和饥饿也依然还存在。即使是我国在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部分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贫穷和饥饿也并没有完全消除。更何况是在六、七十年前，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基数庞大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那段从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上艰难起步的建国初期。 有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为了今天的岁月静好，共和国那段负重前行的历史，应当被永远铭记。共和国那段负重前行的创业历程，应当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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