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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延汗死后，长孙博迪从三叔巴儿速孛罗手中夺回汗位。不过，论文治武功以及社会影响力，初来乍到且尚未成年的（16岁左右），根本无法与爷爷相提并论。至此，蒙古地区再次陷入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达延汗和博迪汗画像 文章的主人公俺答汗（1507—1582），就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风云人物。他是巴儿速孛罗的次子，为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统领，初期游牧于今呼和浩特一带。早在达延汗时期，他与长兄衮必利克墨尔根就拥有了较大的势力。 必利克墨尔根死后，他的势力进一步增强，甚至连蒙古大汗所统辖的“本部”察哈尔部，都要避其锋芒、退让三分，一度迁徙至今辽东地区。16世纪蒙古历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都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藏于蒙古国历史博物馆的俺答汗画像 促进了蒙古地区与中原的贸易来往元室退居漠北后，明朝与蒙古（北元）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对抗状态。抵御、削弱和打击蒙古势力，一直是困扰明廷的大问题。不过，尽管双方在政治上剑拔弩张，但经济上的联系却一直比较密切。 原因很简单：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地区，“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衣绘之具”，必须仰仗于中原农业地区；而明朝军队的战马和农村的耕畜，也主要依靠于蒙古。  参与贸易的蒙古商队 明朝时期，双方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朝贡”和“互市”。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进贡”，与我们所认知的“进贡”不同，实际上只是单纯的贸易往来；“互市”则是一种比较明确而且能照顾到一般牧民的贸易活动。 早在1405年，明朝就在开原和广宁开设马市，供兀良哈三卫与中原地区互市。1408年，明朝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处开辟马市，供蒙汉人民进行贸易。随着双方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438年，明朝在大同开设马市，并准许将“进贡”后剩余的马匹，“听缘途发卖”。 尽管双方的“朝贡”和“互市”时断时续，但也维持了八九十年之久。不过，到了达延汗时期，双方关系日趋紧张，自1499年以后，双方的贸易关系基本就中断了。 坦诚说，双方的战争，给蒙汉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停止边境战争，完全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双方的贸易关系，成为了两方均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拓展阅读：“来去自如”的朝贡：任性“小王子”达延汗时期的蒙古与明朝  修筑工事的明朝军民 为了解决“贸易难”的问题，俺答汗做出了不少的工作。在贸易中断四十年后的1541年，他主动派遣使者到大同阳和寨，要求与明朝通贡互市，并保证今后“令边民垦田寨中，夷众牧马寨外，永不相犯”。遗憾的是，明朝认为“其请贡不可信”，不仅拒绝了俺答汗的请求，并“磔杀求贡使者，传首九边示众”。 尽管碰了一鼻子灰，但俺答汗显然“不死心”：
截止1549年，俺答汗仍没有放弃通贡的要求。 对于俺答汗的贸易请求，嘉靖帝统统予以拒绝 实际上，明朝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也认为，“（俺答汗）欲罢兵休民意，频（为）诚恳”，建议接受俺答汗提出的要求。但是，明廷中的顽固派依然抱着排斥、岐视和恐惧心理，坚持拒绝贡市，杀害蒙古使者，不断挑起战端。 与此同时，俺答汗的态度也变得愈发强硬。史料记载，蒙古士兵“束书矢端， 射入军营中”，并放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 1550年6月，俺答汗率兵南下，进犯大同，明军惨败，总兵官张达与副总兵官林椿皆兵败身亡；8月14日，大军入古北口，并乘势南下，围顺义、逼通州，大掠密云、三河、昌平诸地，直取北京，其前锋七百余骑一度逼近安定门以北教场口。 18日，大同、保定等七镇援兵先后到达北京郊外，但皆“恇怯不敢战”，总领诸军的“平虏大将军仇鸾，甚至“纵兵辫发劫掠百姓”，“民苦之甚于虏”。19日，俺答汗的军队至东直门，21日德胜门、安定门北民居皆被毁。 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令在通州被俘的宦官杨增，手持其书信返回明廷，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22日，他由巩华城（在昌平县）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皆震”。直到9月1日，蒙古兵才全部撤出明朝境内，这便是历史上的“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主题绘作 在俺答汗的武力威胁下，束手无策的明廷不得不勉强答应俺答汗提出的通贡要求。1551年，明朝于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和延宁开设马市，但规定只准用马匹换取中原的布帛。 马市的重新开辟，让俺答汗颇为高兴。他不仅向明廷献“九白之贡”， 并告诫诸部首领，在贸易环节“毋耽酒失事，马必身腰长大，毛齿相应，然后入”。 不久，俺答汗提出，“富者能以马易缎，贫者唯有牛羊，请易款粟”。坦诚说，这一要求并无不妥之处；不过，一直对庚戌之变“耿耿于怀”的明廷，认为俺答汗“乞请无厌”，旋即于1552年斩俺答汗求贡使者，并罢各边马市。 “感觉受到捉弄”的俺答汗勃然大怒，他连年率军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汉族百姓深受其害，更让嘉靖帝大为恼火。史载他“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 直到隆庆初年（1567—1572年），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此时的明朝军队，战斗力发生了断崖式的下降 1570年9月发生的“把汉那吉降明”事件，让双方的关系出现了大转机。明朝以“送回把汉那吉”和“交出白莲教首赵全等人”为条件，准予了俺答汗通贡互市的请求。喜出望外的俺答汗闻讯后，立即无条件接受了明朝的“交换条件”。双方息兵和谈，并同意换人，这就是史上非常有名的“隆庆和议”。前后中断达七十多年的贸易关系，终于又一次恢复了。 从1570年开始，明朝陆续在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开设马市十一处，规定每年春天为市期，每期一月。蒙古人以马、牛、羊、骡、驴马尾、羊皮、皮袄等物，换取中原的绸缎、布、绢、棉花、针线索、改机、梳蓖、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等物。 鉴于每年一次马市不能满足广大蒙古牧民的要求，明朝又在大同以西诸地开设“月市（小市）”，允许蒙汉人民自由贸易，进一步满足了两方人民生活和生产需要。 与贸易往来得以恢复的同时，双方的政治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1571年3月，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授镀金银印；不少蒙古贵族，也相继被授予都督、指挥、千户等职衔。  “俺答封贡”主题画作 客观地说，俺答汗多次大举袭击明朝边境，劫掠和屠戮宣、大、延绥一线的人民的行为，是应该予以谴责的。不过，倘若明廷能“放下身段”，接受他的贸易请求，双方完全可以提前几十年进入稳定发展的和平局面。 前面提到，俺答汗曾多次派使者到明边求贡，可得到的回答是使者被杀、文书被毁和一系列诸如烧荒、“捣巢”、“赶马”等武装清剿行动。明朝的顽固态度，无疑是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 互市恢复后，俺答汗立即与“诸酋申订盟约”，并制订了一系列贡市细则，命各部遵守，并要求不准犯边。在他的倡导和维护下，蒙汉人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五千里，无烽火警”。 有数据显示，截至1576年，固原镇地亩新增一千六百三十七顷四十五亩；截至1582年， 宣府地亩新增三分之一。仅仅在贸易恢复后的三四年内，“边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陆”。  贸易，让双方变得更为亲近 1582年，俺答汗去世。除个别地区有过暂时中断外，双方的贸易关系又维持了四十多年。史载“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替得耕牧”，“自辛未以来，民老死不识兵革，农狎于野，穑（se）人成功保聚”。 恢复了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在俺答汗致力于与明朝恢复贸易的同时，他还在“直辖”的内蒙古部分地区兴建城镇、发展农业，大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尽管在辽金元时期，蒙古地区的城市建设和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因为一系列战乱带来的破坏，进入16世纪，这些城镇已逐渐衰落和荒芜，农业生产更已无从谈起。 与其他蒙古贵族相比，俺答汗对于兴建城镇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明朝前期，被掳来的中原百姓，或迫使其充当奴隶，或贩卖至西域，很少利用他们的技能来发展当地的经济生产活动。  欧洲人眼里的“明蒙双边形势” 俺答汗崛起后，逐渐改变了这种“传统”作法。他不仅热情接待逃入蒙古地区的中原农民，“给瓯脱地，令事锄耨”，从事自己的“老本行”；甚至采用考试的办法，委任里面的佼佼者“统众骑”。伴随着进入蒙古地区的汉族百姓越来越多，俺答汗干脆将他们集中安置于丰州（今内蒙阴山以南的大黑河流域），让他们开垦荒地，兴办农业和手工业。 1546年，俺答汗建“砖塔城”，亲自“用牛二犋，耕城约五六顷，所种皆谷、黍、蜀、秫、糜子，又治窑一座”。在他的倡导下，在阴山以南广大地区出现了良田万顷、“连村数百”的景象。 在这些新兴的城镇中，以“大板升”为最大。1565年，“大板升”“起长朝殿九重，次年“又建朝殿及寝宫七重，建仓房三重，城上滴水楼达五重”。1575年，明朝赐“大板升”名“归化”，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就是在“归化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民国时期的归化城城楼 兴建城镇，发展农业，不仅丰富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形式，也加强蒙汉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与联系，原本剑拔弩张的民族关系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促进了藏传佛教的“梅开二度”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对藏传佛教极为尊崇。很多高僧被封为国师、法王，在政治上有很高的地位。不过，在元室退居漠北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广大蒙古百姓主要尊崇传统的萨满教。 拖着阅读：  （疑似）十六天魔舞 实际上，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梅开二度”，与俺答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俺答汗固然势力强大，但一来不是正统大汗，二来也不具备碾压其他蒙古诸部的实力。只不过，鉴于明蒙之间经常爆发军事冲突的局面，很多蒙古贵族不得不团结在俺答汗的周围，以获得其庇护。 隆庆和议的签订，使得双方的贸易问题得以圆满解决。此时，这些大大小小的蒙古贵族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了起来。坦诚说，这不仅严重威胁到了俺答汗的地位，也严重威胁到了蒙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因此，俺答汗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而安定蒙古社会。而当时以标榜消弭“血肉相残”，使“大众共享太平”为目的的藏传佛教，无疑是最佳的“工具”。正因为如此，经俺答汗等人的提倡，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迅速流传开来。 拓展阅读： 仰华寺会晤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说到其积极的一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蒙古源流》中文版封面 不过，藏传佛教的消极一面，也是不容忽视的。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后僧俗势力“强强联合”，对广大牧民进行了更残酷的剥削。另外，大量财富耗费于无用的佛事之中，大量青年被剃度出家，不仅妨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严重地影响了人口的增长。 拓展阅读：为什么清末的蒙古人“不能打”了？ 结语俺答汗一生中做了很多事，但前面提到的这三件事，无疑是最为影响深远的。在今天看来，这三件事不仅影响到了蒙古族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统一，中华各民族的团结，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言概之，俺答汗不仅是蒙古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位卓越政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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