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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嘉庆年间，安徽霍邱发生了一桩奇案。 霍邱县一个叫范寿子的农民，在嘉庆十一年时倒插门到一户姓顾的人家做了女婿。顾家靠卖馄饨为生，老夫妻有一子一女，还雇了个工人帮着干活，虽不算大富大贵，也算个富足人家。范寿子入赘后，却和顾家人关系搞得不算太好，尤其小舅子顾三麻子看姐夫不太顺眼，总觉得范寿子的存在会让自己损失一半家产。 日子就这样过了一年多，谁料从第二年正月十四起，范寿子就突然不见了，顾家母亲派干儿子杨三四处寻找都没有消息。范寿子父亲得知后数次来到顾家询问，三四个月过去，还是没有儿子一点消息，范父逐渐不耐烦起来，与顾家起了争执，一怒之下跑到霍邱县衙报案，说儿子范寿子在顾家离奇失踪。 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踪案，霍邱知县王某接案后毫无头绪，清朝地方官员办案很依靠当地胥吏的力量，于是他按照惯例将案件转交给县里典吏处理。 典吏不是正印官员，照理是没有权力单独处理司法案件的，但典吏却往往越俎代庖，他们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命，一来这些人世代为吏，在当地确实有点关系和能力；二来这是个立功的大好机会，一旦破案既得名又得利。 王知县把案件交出去后，突然想起他家雇用的一个奶妈正好与顾家同村，他便询问奶妈，是否知道顾氏女婿失踪的线索。这位奶妈又是个比较八卦的人，顾家女儿比较漂亮，范寿子家贫入赘，又与顾家关系不怎么好，就给好事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坊间传闻顾家女儿行为不太检点，与顾家干儿子杨三关系暧昧。当然这些都只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风言风语，并没有任何证据。 奶妈就绘声绘色地对王知县描述了一番，知县却听得非常有心，从这些信息他得出个推论：范寿子失踪很可能与他妻子和顾家干儿子杨三有关。 王知县又把这些推论告知典吏，他告诉典吏的只是一个破案方向，可是在典吏看来，上司似乎是在给他指明方向。于是典吏将顾家人等传到堂上，他们当然不肯招认，典吏下令重刑伺候，顾家女儿和杨三熬刑不住，很快承认串通家人通奸杀人，招供说两人和顾母合谋杀死范寿子，并叫上顾三麻子和顾家雇工，将范寿子尸首砍成八块煮烂后倒入土坑，骨头烧成灰撒到荒郊野外，抹去一切痕迹。 典吏马上逮来顾家雇工，严刑拷打之下，顾家母亲、女儿、杨三、顾三麻子和雇工等五人都承认了联手杀人毁尸灭迹的罪行，顾三麻子还交出一把屠刀和一件沾着血迹的外衣，说是凶器和凶衣。 犯人说将尸骨烧成灰了，那么总有一些没有烧烂的骨头，骨灰和骨头残渣在哪里呢？官差带着几个犯人去寻找痕迹。杨三、顾三麻子等人一开始说是当天夜里慌慌张张倒掉的，不记得确切的位置，加上时间已过去几个月，已经想不起来了。可是，想不起来不行，必须要有这一关键证据，他们只好带着差役在村子外面四处寻找，指认了几个地方都没找到什么骨灰，杨三等人少不了又挨几顿打。最后，他们终于在村子外面的一处乱坟岗找到了几根残骨，指认为范寿子遗骨。 至此，范寿子失踪案告破，有动机、有过程、有口供、有物证，知县将案子城堡到颍州府，颍州知府过堂后，几名犯人照本宣科重复了案情一边，知府认为重申无误，又向上申报到安徽省按察使那里。  当时，安徽提刑按察使是李奕畴，他将犯人提来复审，众犯人的供词都顺口而出，就像熟读背诵下来的一样，多次追问批驳，他们都确认不变。 照理此案就能到此结案了，李奕畴却感觉不对劲，这案子的卷宗太完美了，五个犯人的口供也太圆满了，严丝合缝没有一点瑕疵，多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李奕畴，一件事情看上去太顺利，不一定是好事。 而且，这是一桩重案，要是按照这个结果结案，顾家五人都会被判处死刑，其中谋杀亲夫、毁尸灭迹的顾家女儿还会遭到凌迟。 五人的性命让李奕畴觉得不安，于是，他把案子暂时压了下来，没有继续向上申报，而是派出凤阳府通判高廷瑶再次重审一遍。 这是李奕畴的权力，清朝司法规定，对一些疑难杂案，上级官员可以撇开一般的司法流程，指派其他官员重审，这相当于异地审判，是为了尽可能公平公正依法办案。 异地审判的主审官员，除了和案子没有利害关系外，还要有过硬的司法素质。李奕畴挑中的霍邱失踪案的重审法官高廷瑶，就是一个司法素质过硬的中层官员。 高廷瑶，贵州贵筑县人，他没有进士功名，而是通过参加举人大挑获得官员资格，进入仕途的。清朝在参加三次会试不中的举人中间，挑选优秀分子当官，每六年举办一次，称为“大挑”。高廷瑶参加大挑，被评为第一等，授予通判。 通判的别称是别驾、通守。同知与通判都是知府的佐贰官，同知的品秩比通判略高，是正五品，职掌也相仿，皆分管粮、盐、防务、缉捕、河工、水利等，各府不一。同知、通判都是闲曹，通判的品秩比府属州的长官知州还低一级，所以每每为州县官所轻视，也难有所作为。当时称同知为“点头大老爷”，通判为“摇头大老爷”，意谓州县以公事报告时，点头表示不敢持异议，摇头表示不敢发表意见。 高廷瑶在安徽历任庐州通判、凤阳通判，始终办事认真，公正严明，所到之处，都为大吏看重，倚为左右手，哪里有棘手的事情，就派他去处理。  高廷瑶和王知县调集所有人犯、证物和案卷，重新审讯了一遍。杨三承认和顾家女儿通奸，在正月十三日杀死了范寿子；顾家的儿子顾三麻子和顾家的雇工，承认他们把范寿子的尸体肢解成八块，煮烂后倒掉，残骨扔到了野外。当地人证实，杨三和顾家女儿早就有绯闻；本案的相关证物也一应俱全，案子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参加重审的王知县对高廷瑶说，此案所有人犯供述一致，都已签字画押；人证、物证齐全，案件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王知县认为，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上报。 高廷瑶却摇摇头说：不对，这是个假案！ 高廷瑶的理由如下： 正月十三日，范寿子和顾家一家人外出看灯，大约十四日二更时分回家。这一点很多乡亲都可以作证。回到家后，范寿子又和他们打了一会麻将，就过了三更天了。那么，杨三和顾家女儿行凶杀人，再把尸体肢解，怎么也得是四更时分了。那么，从四更时候到天亮又有多少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能煮烂吗，这是此案的最大疑点。 其次，顾家不是独门独院，前后左右都有邻居，房子紧挨在一起。顾家发生了杀人分尸事件，隔壁邻居会疑点也听不到？就算听不到，顾家分尸煮尸时必然会散发异味，为什么邻居们都没有闻到呢？ 结合这两个疑点，高廷瑶认为这几个犯人招供的杀人灭迹案，在情理上说不通，他据此向按察使李奕畴汇报，霍邱失踪案有重大疑点。 李奕畴听了高廷瑶的分析很是赞同，第二天霍邱失踪案继续重审，王知县前一天听了高廷瑶的分析后羞愧难当，称病不出，案子就由高廷瑶一个人重审。  高廷瑶叫来范寿子父亲，问他：杨三、顾氏和她的女儿、儿子以及范家雇工，一共五个人，为你儿子偿命，他们冤不冤？ 范父回答：不冤。 高廷瑶又问：你能否具结保证，如果你的儿子出现，你甘愿承担冤杀杨三、顾氏等五人的责任？ 范父一听这话赶紧摇头：大人哪，草民报案，报的只是我儿子失踪。之后，是你们官府查出来杨三和顾家勾结，杀死了我儿子又毁尸灭迹，安庆是各位大人查明白后告诉草民的。我一个平民百姓，怎么能承担愿望他人的责任呢？ 高廷瑶又传讯杨三等五人。一上来，他就高声喝问：你们说杀死范寿子后煮了、烧了，那肝、肺、肠子等内脏去哪了？这些东西可是煮不烂，烧不掉的。 杨三等人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顿时张口结舌，谁也说不上来。 顾家女儿和她弟弟顾三麻子，这时候明白了过来，顿时大声喊冤：我们根本就没有杀人，我们冤枉啊！杀人灭迹的事都是我们编出来的，根本就没这回事！ 高廷瑶问：姑且照你所说，那么，范寿子现在何处？ 这一问把五个人犯都给问住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道范寿子的下落。高廷瑶说：范寿子如果还活着，你们就可以洗冤；活着找到范寿子的尸体，此案也可以追查下去。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们又供不出别的线索，凭什么证明自己是冤枉的？ 五人沉默了一阵，突然顾三麻子抬头高声说道：家乡的地保和我们一起来省里的路上说过，此案我们几个人实在是冤枉的。但押解的官员却嘱咐地保对我们说，按察使衙门审案，我们必须一律重复之前的招供；谁翻供，就给谁上夹棍。地保吓得不说话了，我们几个更是害怕。 高廷瑶马上命人提来地保问话，地保说：范寿子之父四月初到县里告状，县衙门派差役李遥与小人调查过情况。 高廷瑶问：调查情况如何？ 地保脸色惊恐，哆哆嗦嗦，欲言又止。 高廷瑶面孔一板，大喊：来人哪，掌嘴！旁边跳出一个虎背熊腰的差役，对着地保左右开弓就是两个大嘴巴。 地保大叫：小人愿说！当日，官府命令差役李遥同小人一道查访实情。我们到了范寿子姑父陈大风家，陈大风外出，范寿子姑姑说范寿子正月十五还到家里拜年，当天住了一宿，十六日吃了早饭才走的。这就奇怪了，案卷说范寿子正月十四遇害，正月十五、十六怎么去姑姑家拜年呢？  高廷瑶又命人提审霍邱县差役李遥。 李遥说自己是霍邱县委派实地调查的差役，他得知范寿子本家有两户亲戚，就先找到了范寿子姑姑家。范寿子姑姑当时就说，如果我侄子正月十四日就被害了，为什么十五日还在我家吃元宵？李遥又找到范寿子表伯母家，表伯母说，范寿子正月十八到自己家歇了一天，怎么可能十四日被害？ 高廷瑶一听当时就怒了，冲着地保和李遥大骂：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如实禀报？ 有关这个关键情节差役没有及时禀报的原因，记录本案的两本笔记说法有所出入。《北东园笔录》记载，李遥回答：当时，小人就怀疑范寿子很可能没死，想回到县里禀明此事。等我回到衙门，发现典吏大人已经审讯明白，报告县老爷了。我就偷偷把查访到的情况告诉了衙门的看门大爷。他反而骂我，说小人不应胡乱禀报，大老爷都已经审问清楚了，还禀报什么。因此，小人不敢多言。 而根据高廷瑶自己所著的《宦游纪略》记载，李遥是这么说的：这个案子由典吏大人主审，等我回到衙门，大家都说典吏大人已经审讯完结了，因此小人不敢多言，知县和典吏大人，也从来没有问过我。 这两个说法基本相同，霍邱知县和典吏迅速查清了范寿子失踪案，大家沉浸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中。差役李遥本就人微言轻，现在更加不敢破坏几位大人的兴致了。 高廷瑶又提审杨三。杨三翻供说：小人没有杀范寿子。一开始，顾家妹妹和我都不承认通奸杀人。典吏大人就严刑拷打我们，我们实在吃不住就承认了杀人。典吏大人又逼我们交出尸体。我们根本就没有实体，就胡乱指了三四个地方，典吏找不到实体，又严刑拷打，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说把尸体给煮烂了，然后又交出了一件之前浸过猪血的血衣，取了厨房的刀认作凶器。至于那几根残骨，是我带着官差们在野外乱逛乱挖所得，不知道是什么骨头。小人真的没有杀人！ 高廷瑶又提审顾家女儿，她也翻供说是迫于刑讯才承认通奸杀人。 案子审到这一步，高廷瑶大致认定霍邱杀人灭迹案是一起冤案。可是，失踪的范寿子到底在哪里呢？如果找不到范寿子，就不能彻底洗刷顾家五人的杀人嫌疑。既然不能彻底洗刷嫌疑，高廷瑶决定先证明他们几个人没有杀人灭迹，要证明这点，只要证明霍邱县报上来的案情和证据有问题就可以了，按现代司法术语就是“排除可疑证据”，推翻原审案情。  霍邱县报上来的证据中，有一条范寿子正月十四失踪的证词，做证的是范寿子的姑父陈大风。高廷瑶决定先排除这条伪证。 这时候，霍邱县的知县已经换成陈某，原审的王知县已经被撤职了，这给高廷瑶的工作带来了方便。他对陈知县说：“范寿子的案子如果不了结，就会成为你的累赘，你不能不加以防范。” 清朝官府很重视恶性案件，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责任归属、考核和追究机制。官员要对在任期间辖区内的案件负责，没有及时完成审理的，要在卸任的时候交代清楚。对于重大案件，如果没有及时完成审讯，甚至会影响官员的调转、退休等手续。所以，高廷瑶好心提醒新来的霍邱知县陈知县要注意范寿子案。 陈知县只知道自己辖区内有这么一桩案子，但是详细内幕并不清楚。他对这个案子没有历史包袱，之前和它也没有利害关系，现在就想早日了结这桩案子，以免日后成为自己的麻烦。因此，高廷瑶的话说到他心里去了。陈知县请求高廷瑶指点一二。 高廷瑶告诉陈知县：“陈大风的证词有问题。你到任后，先把陈大风交给按察司的差役带走，等陈大风离家之后，再传讯陈大风的妻子，从她口中取得真实口供，然后派专人送来。”高廷瑶又叮嘱道，“此事要秘密进行。”陈知县答应照办。 过了几天，陈知县就送来了陈大风之妻，也就是范寿子姑姑的供词。供词说范寿子十五日晚在她家过夜，十六日吃完早饭后离开。 之后，高廷瑶开始讯问陈大风：“范寿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到你家，什么时候离开的？”陈大风一口咬定说范寿子是正月十三离开的。 高廷瑶拿出陈大风妻子的供词，读给陈大风听，然后说，“你们夫妻各执一词，到底谁在欺瞒官府呢？” 陈大风一言不发。高廷瑶猛地一拍惊堂木，追问道，“陈大风，你为什么说谎？” 陈大风吓得连忙交代：“范寿子十五日晚的确在我家过夜。但官爷关照我，一定要说范寿子是正月十三走的，否则范寿子被杀案就没法了结了。我怕官爷们刁难，就应承了下来。” 至此，范寿子案因为关键证据被排除，杨三、顾家女儿等五人都取保候审，等待官府进一步调查。  那么，范寿子到底在哪里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此案才能真正了结。安徽官府贴出告示，悬赏寻找范寿子的下落。 过了小半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十二月，突然有人在霍邱县衙门击鼓鸣冤，他自称是范寿子。根据此人的供述，他平时好赌，因为欠下了赌债，所以正月期间逃到邻近的河南躲债。几天前，他偶遇了家乡人，听说自己竟然引发了一起“命案”，官府正在悬赏寻找自己，于是赶紧赶回来投案。 经过当事人和证人的辨认，此人正是范寿子。既然“被害人”平安归来，那么所谓的杀人灭迹案也就烟消云散了，所谓的失踪案更是不了了之了。 霍邱失踪案并不是一个大案子，却是一起很典型的案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清朝的冤案是如何产生的。此案呈现了导致冤案的许多共性因素，比如；有罪推定、刑讯逼供、过分依赖口供，等等。官府一旦逮捕嫌疑人，就假定他是有罪的，之后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如何证明他有罪展开的。 由于技术、思想观念的原因，官民都认为口供是最有力的证据。因此，清朝所谓的审讯，可以简化为使用一切手段套取嫌疑人的认罪口供。而官府最喜欢用也最管用的手段就是严刑逼供。 重刑之下，什么样的口供没有呢？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冤案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这一整套冤案制造程序，充满人治色彩。负责案件审理官员的个人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官员的道德品行、情绪喜好、个人偏见甚至是某个时间的想法，都推动着案件的发展。如果遇到好大喜功、残暴粗鲁或者昏庸无能的审案官员，冤案产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同样，如果遇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稳重细致、品格高尚的审案官员，案件公平公正审理的可能性就很大，冤案平反的可能性也很大。 霍邱失踪案最终能真相大白，无辜者得以保全性命，复审的凤阳通判高廷瑶发挥了关键作用。高廷瑶在《宦游纪略》中写道，他刚接触到此案的案卷时，就“因株连五命，哀矜之心不觉见于颜色”。这里的“哀矜之心”是中国古代司法提倡的一大精神。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创立者和执行过程中的最高层，其实是很清楚整套制度中的人治色彩的。他们清楚，负责案件审理官员的道德品行的高低，几乎决定了案件能否公平公正地审理。 所以，古代司法提倡官员要有“哀矜之心”，要“慎刑”。 哀矜之心，简单地说，就是同情心，要可怜涉案的人犯。官员要事先想到，这些人犯可能是无辜的，他们很害怕，很悲伤，可能还要遭受侮辱、拷打等刑罚；即便这些人犯是真凶，官员们也要同情他们，可怜他们背弃了圣贤教诲，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可怜他们再也过不上正常的生活，甚至可能身首异处了。 哀矜之心，可以很大程度上冲抵有罪推定、刑讯通供等因素的消极作用。  慎刑、是司法提倡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官员只要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给人犯上刑打板子。他们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某个环节的证词，或者只是想简单地杀杀人犯的威风。但是，人犯可能因此卧床养病几个月甚至半年，而且非常可能落下终身疾病。 官员一时的口头痛快，换来的却是人犯终身的痛苦。更为严重的是，严刑拷打出来的口供是最不可信的。所以，司法提倡适度的刑罚，反对严刑重罚。 高廷瑶就认为“刑不可滥施，事不宜旁贷”，司法审判是一件非常严肃、慎重的事情。对于像“霍邱失踪案”这样“无尸可验之案”，更应该慎上加慎。 高廷瑶的高度自觉和相对较高的道德水准，冲抵了清朝司法程序中人治的负面因素，最终，案件有了公正的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过去的司法高度道德化。 老百姓对于像高廷瑶这样的好官，从来不吝褒奖。高廷瑶后来升任平乐知府，后调调广东省，历任肇庆知府。他为官办事认真，判案公正，平反不少冤案，政声颇著。所到之处，吏畏民怀，被誉为'嘉、道间循吏冠。'后破格升广州知府。  最早压下案子决定重审的按察使李奕畴，当时已年过五十了，膝下还没有儿子。霍邱冤案洗刷后的第二年，他就有了一个儿子，而且一连有了六个儿子。 民间争相传颂，把这案子连带李奕畴的家事编成戏曲演出。之后，李奕畴历任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漕运总督，活了九十一岁。晚年，他的长子考中进士，和他恰好隔了六十年，正好一个甲子。老百姓流传说，李奕畴多福多寿，是因为他平反冤假错案、积德造福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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