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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自乾隆年间以来，医书中出现了相当多讨论人参的医论，这与江南社会好用温补的文化息息相关。医疗习惯的改变对于人参的需求量是一大刺激，人们对人参的重新认识及兴趣体现在许多医书中，大量的人参消费指南书籍的出现亦是一种指标。  《和汉人参考》中的人参图 清末的上海医者毛祥麟曾对清代人参的历史做过详细的描述，三其笔记反映出了几个现象： 一、党参不同于上党人参。 清以前中国的人参大多产于山西太行山一带的上党，其质性优于百济的高丽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时，还未区分出人参与党参的差别，直到清代吴仪洛《本草从新》的出版，才将党参单独归为一类。吴仪洛对「党参」的描述是「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卖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四此处的「真党参」指的应是清以前的「上党人参」，到了清代。由于上党人参几乎停产，人参市场上才出现了和人参不同科的党参。  《和汉人参考》中的广东参 二、明代辽参的知名度不高，直到清入关之后，它的价值才受到重视。 三、清代的辽参原以宁古塔所产为主，后来为船厂（吉林乌拉旧称）和凤凰城的人参取代。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人参 四、康熙末年到乾隆年间，人参价格突然暴涨十几倍。 五、质量较佳的人参愈来愈少，伪参充斥市场，使得一般医家更难辨别品种的好坏。毛祥麟的观察，基本上就是人参在清代发展历史的缩影。  徐灵胎医学著作书影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党参 在明清医书中，常可见医家谈论当时社会普遍好用补药的风气，这种风气影响所及的范围上至富贵人家，下至贫苦百姓。当时富贵之家不管有病没病常以服补药来补身，且对补药的疗效深信不疑，已经到了所谓「其中更有用参附则喜，用攻剂则惧；服参附而死，则委之命」的地步。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徐灵胎五的一篇《人参论》相当详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好用人参的风气。 文章节选自《紫禁城》2013年7月刊《人参「博物学」》原文作者：蒋竹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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