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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变法，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工程，历史上搞变法成功者寥寥无几，商鞅是一个，李悝是一个，嬴政是一个，其他的都是失败的，最著名的变法失败者就是王安石。  明朝的张居正成功了，但推行的过程千阻万难。 隆庆六年，年仅十岁的朱翊钧继位。张居正在这一年六月担任了首辅； 八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张居正看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张居正要实现搞钱的目标首先要做到两件事：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首先就是吏治，搞钱的话，谁负责收钱，光靠张大人下去收钱能行吗？张居正想要拥有一套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一条命令下去就可以马上执行的强大系统，光靠官吏自觉，是天方夜谭。在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 怎么明确法，张居正以以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到衙门，层层考核，到时候，谁在哪个环节拖拉或者办砸了，一抓一个准，谁也忽悠不过去了。考成法的施行，让张居正发布的政令就算万里之外，早上颁布，晚上就可以到达并执行了，真正做到了如臂使指的效果。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他是逼迫这些官吏把钱给他交上来，具体怎么征收，他就不管了，这么做也是不近人情，张居正主要就是让这些官吏整日如牛马不停歇地干活，不用和他讲什么好听的，因为中国太大了，逐一考核到猴年马月才考核完，只有用收上来的钱就可以大致了解到地方官的政绩，这样处理更加方便，钱就是中央的张居正唯一考核到地方官员的渠道。 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以前都查不出来，现在可好了，短短一年就什么都查出来了。如此恐怖的震慑力吓得被罚的各级官员不再优哉游哉地混日子，他们督促户主缴纳税粮，改变了以前想拖就拖的状态，国库自然就充裕多了，万历五年，户部开始统计全国的钱粮，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435万两，比隆庆朝每年收入的250万两，增长了74%，收支相抵，还剩85万余两，万历之前，国库一直都是亏损状态，到了张居正这里，才勉强盈余80多万两，已经很不错了。 考成法推行顺利，把人管得服服帖帖，接下来就是要做清丈田地的工作，这项工程也很重要，主要就是摸清国家到底有多少田地，多少人口，做到心里有数，调动资源就容易多了，张居正聪明，先用福建作为试点，清丈一下田地，结果福建人都没有意见，反而支持清丈工作，张居正一看，并没有多大的阻力嘛！他在万历八年（1580年），上疏想要实行全国开展清丈工作，万历批准，朱元璋在的时候，搞过鱼鳞图册，时间长了，鱼鳞图册不准确了， 现在张居正命令重新绘鱼鳞图册，虽然清丈田地肯定没有这么清晰，里面有很多暗箱操作，但是大部分的州县还是做到了彻底清丈的水平，土豪士绅隐瞒的土地都被挖了出来。  查清全国田地为700万顷，比隆庆五年增加了230万顷。土豪隐瞒的土地成了国家的了，有多少田地就收多少税，田赋增加了不少。增加了田地，并不能真正解决交税平衡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田地少甚至没有田地，也要交税，田多的人交的税不多，这种弊端还是存在的，相当严重，海瑞都不看好，张居正站得高啊，他知道这些弊端，他更需要掌握国家到底有多少田亩的大数据，是为了一个终极杀招“一条鞭法”。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的独创，很早有人尝试过。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简单地来说，赋役分开。赋以田亩交钱，役以义务劳工，赋役之外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钱要收。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将赋归于地，按照田亩数量征收；把役改为由政府雇人代役。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并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琐，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这样的话，各级官员都没有借口乱收钱了。而且，以后交税不再用实物，而是统一征收色银。征收银子也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解缴入库。不收实物可以 节省运费，不由非官府人员代收，免除了贪污侵蚀。 但是一条鞭法最大的漏洞是，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一些不良官吏钻空子，他们说想收多少就收多少，全凭他们一张嘴。 万历十年（1582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张居正尽一人之力硬生生的制造了一个万历中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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