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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明初三杨，不如一张——世间再无张居正
熊召政花了5年的时间研究历史，又花了5年时间撰写《张居正》一书，全面的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张居正，这个充满传奇又复杂的人身前身后颇具色彩。 《明朝那些事》和《万历十五年》笔下的张居正是相同的，但又不同特色的。 相同的是——史料常谈的身为明朝“烂熟期”的内阁首辅大臣，为帝师，为政治家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图片发自简书App隆庆元年（1567年），在高拱下台的第二年，张居正在徐阶的培养下，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这距离他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 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 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在徐阶高拱两大集团掐得你死我活的几年中，张居正的政治手腕正在步步上涨。 直到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终于走上了他的巅峰之位。 成功上位到首辅之位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大张旗鼓的改革之路。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 特别是张居正在财政的大刀阔斧，更是掀起波澜。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 于是在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 1580年（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 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这是历史财政上面最大的一个改革项目，并且在张居正有生之年，为撑住明朝国家经济命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相同的地方被后世呈现张居正作为时不断地进行量化性传颂。 的确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的丰功伟绩，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  图片发自简书App毕竟他不是神，他是人，一个有着自己思维模式，意识心思，甚至是在性格上还有些分裂的人。 正如熊召政所描绘的张居正，带着双重人格。 身为知识分子要保持尊严，应该与强势集团保持距离。但是身为“帝王师”的张居正不但没有保持距离，而且成了强势集团的一部分，自然而然难以仙风道骨。 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藐视帝王师，可以很方便地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展现人格的尊严和独立性。可是从另一种思维出发，一旦有机会被选为帝王师，人们又会倍感荣幸，这就是一种双重人格的体现。 为什么又说他是人格分裂呢？ 张居正身在官场，首先他为臣子，在皇帝面前他必须委曲求全。他不能让皇帝发现他的理想和皇帝的想法是相抵触的，所以他必须忍耐，有时甚至是不惜短暂的放弃自己的理想。 然而他回到自己的位置时，面对着国家的问题，又不得不充满鲜活的智慧，灵动的谋略，以及钢铁的意志，挑起国家的重任。 因此他不得已地、甚至是自动的分裂自己。 中国的政治家大多缺乏激情，而张居正却激情四溢。熊召政说，他的奏章谨小慎微，然而给朋友的信却激情满怀，对比非常鲜明。 这可以看出人格分裂，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文化的深度自觉。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给自己留后路的简直是圣人，他们当中大部分常常是树倒猢狲散的典范，或者脚踏两条船。 可恰恰张居正没给自己留后路，他说“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他要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 当时明朝明显存在严重的财政问题，因为黄仁宇先生在写明朝这段历史的时候，从财政方面出发作一书。因此张居正却从整顿吏治这个根源上下手，在一章曾经谈到过，一个皇帝的的政绩，主要是从吏治的整治开始评价，一个大臣对官吏的整治，更是大胆有为。 孟子讲“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因此敢从吏治下手整顿，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因为这么果断而且后绝的做法可以明显看出张居正未曾给自己留下后路，也只有这样被人抓不到把柄的根治良策，才能够得到良好的施行。 也正因为得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些树立起来的政敌在他死后为了证明他是贪官，证明他只是冠冕堂皇地实施改革却又在钻改革的空子，言之凿凿弹劾他。 即使是这样，抄家时也之抄出十万两银子，他在金钱上确实是在历代的宰相中算得上干净的。 至于他其他的短板，只能说张居正这个人日趋腐化但绝对不腐败。 张居正是个极其复杂之人，评价也是参差不齐，在《明史》里，张居正被列为权臣，就是说他用了不该用的权力。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因此在康熙时期修改了的《明史》，对于鳌拜摄政问题的鞭挞，故而有意将张居正列在了权臣板块。 然后当时之人对于张居正的评价却是颇高，很多不该说他好话的人恰恰说了他很多好话。 如李贽指出海瑞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而评价张居正则是”宰相之杰“，在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李贽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但求保全圣名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 不管怎样，张居正身在明朝“烂熟期”，身体力行的负载着即将灭亡的明朝缓步向前了六十年，在他死后，腐烂和崩塌一触即发。他在世所为以及改革产生的作用，值得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 世间再无张居正。 作者：三步一叩首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cda78b0f21fe 來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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