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凤阳为啥能出个朱皇帝（上）

《北纬42度—大明王朝的生死线》

第1节

作者：温骏轩 

（一）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这几句凤阳花鼓词在中国大地上传唱甚广，估计很多人都听过。

祖籍安徽凤阳的朱元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皇帝。传奇之一在于他低微的出身，发迹之前做过和尚、乞丐。不过真要以帝王的出生低微，来感叹命运真奇妙，倒还有比朱元璋还要低的。你看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国君主石勒还是奴隶出身呢。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打陈胜在大泽乡喊出这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口号后，努力就能实现阶级跨越的意识，在中国就算立住了。尤其陈胜失败之后，紧接着就有刘邦这个布衣天子，给后世那些想谋大事者立了个榜样。

要说朱元璋最传奇之处，那还得是从南向北统一中国这事。其它大一统王朝，包括明朝以前的：秦、汉、晋、隋、唐、宋、元加上后面的清朝，那可都是由北向南完成统一的。反观不管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三国时期的蜀汉、东吴，被蒙古人灭了的南宋，还是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那些南方国家，都没有能够完成入主中原的宏愿。

朱元璋若是没能做到这点，他最多也就是在乱世中割据一方，然后等着有朝一日被某个北方政权收服。哪会有后来的一统天下，包括朱棣死在北纬42度这条生死线上的剧情发生。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朱元璋到底走了什么运，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首先肯定跟个人能力有关。关于朱皇帝的个人事迹，几百年来已经有无数人扒过，他是怎么用人的，又在政治军事上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个咱暂且先不聊。今天我们要先说的是凤阳这块地方的王气。

凤阳在当时叫作濠州，朱元璋不光是濠州人，也是在濠州参加的红巾军，濠州的红巾军大帅郭子兴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后来的马皇后许给了朱元璋。让古代术士来献媚的话，既然凤阳这块地方出了皇帝、皇后，还是龙兴之地，那肯定是片有王气的土地。

不过要是把着眼点只放在凤阳，那格局还是小了点。凤阳在地域上属于淮西地区。朱元璋麾下的开国将领都出自淮西地区，史称“淮西二十四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与其说是凤阳有王气，倒不如说是元末天下大乱，怎么就淮西这股力量成了事。

（二）

有句叫作“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如果反过来的话，有神一样的队友，猪一样的对手，那做起事情来可就事半功倍了。朱元璋抗的是元，这个异类王朝国祚才九十八年，连一百年都不到。对比成功中原王朝那两百年起步的国运，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肯定是不能算成功的。

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马上民族背景这点是最为一般人所诟病的。不过你要抓着这点不放，那清朝的统治就挺成功的。说到底，元朝对学习怎么统治这事不太上心。朱元璋是个善于总结的人，有次在与朝臣的对话中点评道“元以宽失天下”。有些人把这个“宽”给扩张了，说是元朝的统治特别“宽仁”。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元朝的所谓宽就是放养。

这个放养跟中国传统的“无为而治”统治哲学还不一样。无为而治讲究的是顺势而为，尊重自然规律。元朝的这个“宽”吧，一方面是放养导致行政效率极其低下；一方面还没有尊重中原王朝的统治规律，做了不少反其道而行之的事。

要是从乱作为的角度来说，元朝最失策的两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南方养马，海上运粮”。接下来的内容，我就将围绕这八个字来抽丝剥茧，告诉大家元朝是怎么送人头，把差点没饿死在凤阳的朱元璋给锻造成自己掘墓人的。

不玄学的说，凤阳所在的淮西还真有王气，而且这个王气还是元朝送的，早了、晚了都没有。这个王气就是马带来的。简单点说，淮西有马。

知道为什么历史上南统北总是成功不了吗？根本原因就是没马。先秦时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标志，是有多少辆战车。一个中等规模的诸侯国被称之为“千乘之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后，衡量一个国家军队战斗力的标志，又变成了骑兵数量的多寡。不管是战车还是骑兵，都要依靠马来提供机动力。

在河网纵横的南方地区，南方政权可以借助河流构筑防线，用船只运输人员、补给。只是想入主中原的话，那就得靠骑兵取得控制力了。反过来，骑兵多的北方地区想打南方，虽然也没那么容易，但造船这事比养马相对来说难度小。什么时候具备水陆并进的实力，就有机会破局了。

之所以说养马比造船难度大，是因为马是动物，是动物就有它适配的生长环境。马这种动物不耐热，不耐湿。喜欢干燥、凉爽的环境。中国南方地区温度高、湿度大，普遍不适合养马。只有云贵高原因为海拔较高，气候凉爽，能够大规模放牧马匹。

所以在中国马的品种序列中，出自云南的“滇马”占有一席之地。西南地区连接青藏、东南亚等地贸易的“茶马古道”用的就是滇马。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时称“南中”的云贵地区，很大程度也是为了不失去这块南方唯一的马匹产地。

南方不适合养马，那北方呢？先声明一下，这里说的南方、北方的概念，是限定在长城以南的范围内。北方倒是比南方适合养马，你去看周朝的历史，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地都生活有大量的游牧民族。问题是这些地区同时也适合开展农耕，与农耕的产出相比，畜牧经济就不太划算了。那些在先秦时为森林草原覆盖的北方地区，逐步都开垦成了农田。

想立在长城之内提高马的供给量，办法也不是没有。比如西汉名臣晃错在他的策论《论贵粟疏》中就建议“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意思是说现在应该下令，老百姓只要能够向官府输送一匹战马，就能免除三个人的徭役。正因为有这样的政策，汉武帝继位时，汉朝境内的官马保有量达到40万匹，民间也出现“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养马热情。

不过呢，这种靠政策支撑的繁荣景象，总体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一旦政策不给力，老百姓还是更倾向于种庄稼。民以食为天，种粮食这事跟有没有命直接挂钩。像云贵高原几千年来一直能保持滇马的饲养，一则是因为云南高原多山，那些不适合开垦的山地天然生有草场，不大和粮食争地；二是在这种多山的地形下，体型矮小、善走山路的滇马，是最好的运输工具。茶马古道的存在，让养马这一行为变得有利可图。

（三）

知道“南统北”最大的问题最因为南方不好养马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元朝的时候淮西能有马。

首先你得有个基本的方位概念。既然这地方叫“淮西”，那肯定跟淮河有关了。黄河代表中国北方，长江代表中国南方，这是中国人都有的常识。有南方、有北方，那中间肯定得有根分界线了。这条线大家应该也熟悉，就是西边的秦岭、东边的淮河，合称“秦岭-淮河线”。

对了，秦岭、淮河并没有连接着，中间得有个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大家也熟悉，那就是位于河南、湖北交界处的襄阳。

所以呢，大家去看历史，但凡南北方大战，这条南北分割线上的城市、关口都会成为焦点，只不过很多时候你光看地名，不知道他们在这条线上罢了。先前秦桧绍兴和议，跟金国签订的和议条约，就是用这条南北分割线做的国境线。

凤阳位于淮河南岸，朱元璋和他的“淮西二十四将”妥妥都是南方人。中国人特别讲究对称原则，有淮西自然就会有淮东。整个淮河以南与长江之间的土地被称之为“江淮平原”。宋朝的时代在淮南地区搞了两个行政区——淮南西路和淮南东路，这就是“淮西”/“淮东”名字的出处。

朱元璋成功路上有两个对头，一个是张士诚；一是个陈友谅，这当中张士诚就是淮东人。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上，元朝末年遍地狼烟，凭什么朱元璋的淮西集团成了事。连同样出身于江淮之间的张士诚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元朝早早的就在淮西给朱元璋备好了马，让淮西集团能够拥有一支强悍的骑兵。

元世祖忽必烈继承汗位那一年（公元1260年），蒙古帝国已经攻灭了金国和大理国。为了推进对南宋的战争，忽必烈下令把禁卫军中那些瘦弱的马匹，送往被征服地区育肥，并且要求各地官员先行准备好草料和其它养马的设施。当时在北京地区担任宣抚使的官员徐世隆认为，军马以前都是在北方草原放牧，从来没有在长城以南养过。这种烦扰百姓的事，刚继位的皇帝肯定不会做，所以他就没做准备。

这件事情还真的被他赌对了，并且被当成得意之事记在了《元史·徐世隆传》中。不过徐世隆还是被自己的固有思维束缚了。蒙古人是马上得的天下，本身不事农耕。入主中原后，无论是为了军事统治，还是维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都有在长城以南开设官营牧场的动机，因此后来还是在汉地建了马场。

元朝是灭了西夏、金国、大理国、南宋建立的朝代，从战略的角度规划，每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境内，都得建立官马场，才能支撑当地驻军的需求。在原西夏和金国统治的北方地区，元朝先后在甘肃、宁夏、北京、山东等地设置了马场。包括原本为大理国统治的云贵地区也开办了官马场。

刚才说了北方地区和云贵的环境本来就是可以养马的，只要有政策支持就能推进。汉朝是用免徭役的办法引导，元朝的方法就简单粗暴的多了，直接征用土地。庄稼这种东西是人工饲养的产物，没有人去打理播种，自然就变成了野草丛生的草场。

不过在淮河以南、云贵以东的原南宋统治区，开辟牧场这件事就有点难度了。南宋覆盖的长江、淮河地区，自古就没有产马的传统。便是西汉的民间养马，也是在北方地区。然而作为蒙古人最后征服的政权，也是地域最广大的政权，这南宋故地是一定要养马的，否则这些“南人”造起反来，元军灭火的能力将大受影响。

在南方地区养马也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除了你得狠下心来把农田撂荒成草场以外，总结下来还得有三条：一是尽量选靠近北方的地方；二是放马的地方得有山；三是得有盐。

先来说说第一条。这条好理解，中国在北半球，越往北方天气越凉快。你要一定要在两广地区养马，那不叫迎难而上，那叫没事找事。这里顺便说个典故。三国时期两广和越南北部叫“交州”，属于东吴的辖地。交州的政权长期被交趾太守士燮家族把持，差不多是个半独立地位。

为了让孙权默许自己的半独立地位，士燮每年都要进贡很多岭南的奇珍异宝，比如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角、象牙什么的给孙权。孙权倒也不是个贪图享乐的人，回手就拿这些奇珍异宝跟魏国换马（有段时间东吴是对魏国称臣的）。士燮是个聪明人，一看就明白了送马才对路。于是就时不时的弄个几百匹马派人给孙权送去。

送别的珍宝，东吴这边也就礼节性的答谢一下，但只要送马，孙权是一定要亲笔写封信，并且厚加赏赐答谢的。其实两广地区哪里有马，士燮起家之地是对应现在越南北部的交趾郡。交趾的核心河流，是发源于云南的红河。士燮是顺着这条河，跟以孟获为代表的南中豪强做贸易，才得到这些马的。

所以绕来绕去，南方还就是只有云贵能规模化产马。

（四）

回到元朝必须在南方养马的话题上来。既然要在南宋故地找个靠北的地方，那朱元璋的淮西老家，作为南宋的北方前线肯定是符合条件的了。淮西在元朝时，大部分属于庐州的辖区，这个庐州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合肥。所以元朝在淮西设置的官马场被称之为庐州马场。

不过现在问题又来了，既然江淮地区的气候相对凉快点，那么为什么马场设在了淮西，而不是淮东呢？这就牵扯到刚才所说的南方养马，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了，你还得有山。

淮西和淮东地形上最大的区别，是一个西面靠山，一个东面靠海。淮西的靠山是位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淮东则地接东海。庐州在元朝时，是一个比省低一级，比州高一级的“路”的行政地位，庐州路的辖区就包括大别山的东部。

对于养马这件事来说，山的存在非常重要。山区的海拔差，能让山中的气候呈现多样性，找到冬暖夏凉的地方。游牧民族在塞外游牧的话，需要在不同季节转场。天气特别冷的话，就得指望山谷中那些小气候相对温暖，还有牧草生长的冬季草场养活牲畜。

这事放在南方，就正好是个反过来的需要。南方的夏季实在是太湿热了，蚊虫又多，马在这种地区特别容易生病，到了夏天你就得赶到山里去避暑。从这个角度说，靠山的淮西就比靠海的淮东适合养马了。

不过你要说位置靠北，还得有山才适合被选中，那同样作为过南宋前线的湖北襄阳地区也挺合适的。襄阳在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南方政权的门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山有水，可以依托山水建立防线。

这就得回到元朝建官马场的初衷上来了。南宋故地范围那么大，一定要勉为其难的搞片草原监控的话，那就得有取舍。要是选在襄阳建马场，那这个马场服务的就是湖北地区的元军；要是选淮西建马场，那监控的就是隔江相望的江南地区了。

这你让元朝的皇帝选，肯定得选江南。不光是说以南京、苏州、杭州三城为主要城市的江南地区，是南宋政权的核心区，更重要的元大都（元朝首都），也就是现在北京的米粮，都是靠江南地区输送的。

《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意思就是说元朝的都城在北京地区，离江南是非常远的。但上至官府，下至军队、百姓，粮食都得靠江南供应。江南要养活京城那么多人，去毁了良田做草原肯定是不划算的。何况孙权早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人，长江以南地区真是不适合养马。

这种情况下，与江南隔当相望的淮西地区就得以压倒襄阳，变成了一片草原地带了。当然，淮西大片农田变草原，对元朝来说有战略意义，对当地老百姓来说肯定不是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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