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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勘史 南朝，真是一个奇特的时代。南北朝的对立，双方不能统一对方，皆因内乱。南北都不甘寂寞，一是宗室斗争，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东晋建国之初，就面临着与士族的分权，这是司马睿取得皇位的原因，而其中的宿命就是和士族斗争，司马睿最后就是因为被强臣弹压，最后窝囊而死。 建康被上游的荆州、江州牵制了近一百年，登极的刘裕知道这其中的苦头，于是荆州必须由宗室子弟担任刺史。上游与下游的角力，既是刘宋生存的枢纽，又是不断内耗的蠹虫。 刘裕在剿灭桓玄之后，就溯流而上，剿灭上游的大势力，最终由自己的人控制。但刘裕死得太早了，即位的刘义符贪玩。谢晦、傅亮、徐羡之、檀道济几人共同废了刘义符，随后就毒死刘义符。刘义真，这位曾经和王镇恶等人镇守长安，狼狈逃命回来的皇子，也被这一废帝之事毒死。 刘义隆，作为刘裕第三个儿子，被拥立为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除了梁武帝萧衍之外，在南朝的朝廷中在位时间最长了。但刘义隆的一生却是轰轰烈烈的一生。北朝的拓跋焘与他斗争了一辈子，拓跋焘比刘义隆早即位一年，最后比刘义隆早一年被太监宗爱杀死。刘义隆，在拓跋焘死后的那一年就发动第三次北伐，最后失败告终，留下了“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的遗憾，在随后一年也被儿子刘劭杀死。二人真的是一对对头。刘义隆即位后，发动北伐失败后，以“玩寇自重”为由杀死了檀道济。这一事件就是成语“自毁长城”的出处。而拓跋焘，不要看《锦绣未央》里面那样英武，也是一个猜忌的人，在修北魏国史的过程中，杀了崔浩。 这一事件，让后人觉得政治真是寒性药物，搞不好致命。崔浩主持编纂国史，拓跋焘批示：照实录。也就是让崔浩实事求是的编制。而崔浩有才导致了自负，编纂出初稿之后，就让人刻在石头上公布（“以彰直笔”），认为这才是史官的情怀，耿直写史。北魏的历史有很多乱伦之事和黑暗边角料。国人认崔浩侮辱鲜卑族的英雄创业史，于是纷纷嚷嚷。拓跋焘愤怒地以这是阶级斗争为由杀死了崔浩。 看来，上面批示的“坚持实事求是”也不能当真，讲真话、说真事，遇到拓跋焘这样的人，就是悲剧。大家不要被历史教材上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所局限，北魏在拓跋焘这一朝是十分残暴的，尤其是在对中原的汉民。刘义隆第二次北伐失利后，北魏也是勒紧裤腰带打仗的。北魏南下，一路抢一路杀到长江边的瓜步，“所过皆残破”，建康一度戒严。 拓跋焘死的时候绝对是北伐的最佳时机。刘义隆知道这个道理，于是他不顾朝臣反对，坚持北伐。但最后又是在配合和策略的失误导致失败，而此时宋朝又有内忧：继承人问题。刘义隆身体一直不好，但在位了三十年。前期刘义隆病危之时都是弟弟义康主持工作。但刘义隆每次都能转危为安，而刘义康却不懂的政治的道理，太过随意，最后被刘义隆废黜。刘义隆是有先见的，他看到父亲刘裕给他的天下的潜在威胁在于宗室。故而，刘义隆给太子刘劭配军，这是考虑预防未来宗室作乱后的准备，但这却是一把双刃剑。 前两次北伐也是这样的道理，柔然、凉州那边的叛乱，北魏闹天灾粮食欠收，绝对是进攻北魏的最佳时机。但是这其中暴露了一个弱点，任何王朝建国时种下的痼疾。这也便是《左传》中的名言“君以此始必以此终”透露的道理。这种痼疾的治1愈可能性太小。刘义隆知道自己的老爸就是武将因为武功功劳大而篡位，于是他特别注重控制武将，进行武将之间的平衡。檀道济便是刘义隆试的第一刀。登极之初诛杀傅亮、谢晦也是一步大棋，如果以拥立之功大肆封赏他们，就会激发蠢蠢之心。 元嘉年间的每次北伐，刘义隆都要亲授方略，安排布置出兵的计划，这是每次失败，不能取得大进展的原因。这里不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经济作为的根本原因，因为战场上的输赢未必全部以经济为由。刘义隆之下的宋国是很有钱的，南朝就是元嘉之世最为富强。 读刘义隆的一生，笔者感叹刘义隆没有生在统一的天下之时，他要是治国，可以开创盛世，到时他的军事才能却不如他的父亲。自己又在继承人问题和他的父亲很像，犹豫，最后被太子刘劭杀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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