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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熙八年平定刘毅之后，刘裕的力量东晋各方镇布局中明显占优：刘裕刺扬州及徐州、孟怀玉刺江州、刘怀慎刺北徐州、刘敬宣刺北青州及冀州、刘道怜刺兖州、朱龄石刺益州、诸葛长民刺豫州、司马休之刺荆州。
诸葛长民是当年与刘裕同谋起事的具有相当实力的北府旧将，司马休之为东晋宗室，除此之外，其他皆为随刘裕在南征北伐中提拔起来的年轻将领，刘裕阵营在国家方镇割据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在这种形势之下，诸葛长民、司马休之成为刘裕潜在对手。义熙八年，荆州刘道规与豫州刘毅换防，刘道规都督豫、江二州，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然而刘道规未得上任而病死，刘裕不得已以诸葛长民为豫州刺史，督豫州及扬州六郡诸军事，同时拆分出江州，以太尉谘议参军、征虏将军孟怀玉督江州。借着刘道规、刘毅荆豫换防时机，刘裕不失时机地夺取可能的军事政治机会，一是化解刘毅豫州刺史任内强行制造的豫江合督布局，减轻了两州合督对扬州造成的威胁；二是趁机将江州纳入到自己控制范围之内，任命孟怀玉镇江州，形成对上游荆州掣肘防范之势，可谓一举多得，时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有异志，故授怀玉此任以防之。”
对豫州诸葛长民，使其处于扬州和江州的夹缝中，郁郁不得志。义熙九年（413）二月底，刘裕自江陵凯旋建康，躲过诸葛长民的耳目，潜返东府，设计杀掉诸葛长民。至此，当年与刘裕同谋起事的实力派人物已翦灭殆尽，东晋内部已无足以与刘裕抗衡的势力，如果说刘裕尚有顾忌的，就只剩下了荆州的司马休之。 从元兴三年北府起事起到义熙八年西征刘毅，刘裕两度任命司马休之出镇荆州，第一次当因北府资历尚弱，不得不借助宗室的势力，所谓“既应亲贤之举，宜委分陕之重。”第二次实为避嫌之举，从对刘毅下诏的罪状即可看出，征讨刘毅的借口不免牵强，加之刘毅北府旧将的地位，若刘裕或其亲信直接取代刘毅，势必会给反刘裕之党派以打杀异己的口实，刘裕只得再次启用自己足以掌控的、尚有宗室威望的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
司马休之既为“宗室之重”，两度刺荆，“得江汉人心”，刘裕怀疑其心存“异志”，除了安排王镇恶出任安远护军、武陵内史，以及“以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备之”外，更是直接分荆州置湘州以削弱荆州实力。义熙八年（412）十一月刘裕到江陵，即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桂阳、始兴、始安、临贺等十郡为湘州。 义熙十年（414）三月，有司奏司马文思擅自捶杀国吏，刘裕诛杀文思党羽，将文思遣送回荆州，让司马休之处置，司马休之上表废文思爵位，以为惩戒，刘裕由是不悦，以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备之。义熙十一年(415)正月，刘裕逮捕司马休之次子司马文宝、侄司马文祖，赐死于狱，继而再次兴兵西讨司马休之。刘裕亲自出征，并矫诏自加黄钺，领荆州刺史。二月，司马休之抗表声讨刘裕罪状，称刘裕“问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礼顿缺”，又指出“裕今此举，非有怨憎，正以臣王室之干，位居藩岳，时贤既尽，唯臣独存，规以翦灭，成其篡杀”。
刘裕此时翦灭绝大多数政敌，这种情势之下，刘裕西讨引起了另一个非刘裕集团人物鲁宗之的不安，“初雍州刺史鲁宗之常虑不为公所容，与休之相结，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鲁）轨会于江陵”。鲁宗之知道刘裕也容不下他，遂与司马休之联兵。 刘裕使参军檀道济、朱超石将步骑出襄阳，江夏太守刘虔之将兵屯三连，遣其婿振威将军徐逵之统兵为前锋，出江夏口，为鲁轨袭破。三月，刘裕军至马头（今湖北公安北），与司马文思、鲁轨临江对峙，大败荆州兵，攻克江陵，司马休之、鲁宗之北逃襄阳。四月，刘裕率军进讨襄阳，司马休之等逃奔魏，襄阳平。
刘裕西上之前，就给自己“诏”加了荆州刺史一职，平江陵后，又加领南蛮校尉，显然是打算要将荆州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四月，以弟中军将军刘道怜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湘、益、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领护南蛮校尉。刘道怜是从兖、青二州刺史任上西调荆州的，赴任时“北府文武悉配之”，由于“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刘裕以中军长史、晋陵太守谢方明任刘道怜骠骑长史、南郡相，以管理荆州军府众事，可见刘裕对荆州的重视。 至此，刘裕基本削平了东晋内部的反对派，完全掌握了东晋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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