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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提及范仲淹，必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箴言。范仲淹自幼丧父，家境贫寒，然刻苦读书，26岁高中进士，后来官至宰相。 范仲淹不仅文章写得好，还在仁宗年间发起“庆历新政”，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西北边事稍宁，宋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八月，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九月，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然而，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阻挠。 第二年，庆历新政宣告失败，范仲淹被政敌群起而攻之，在朝廷实在待不下去了，于是自请出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知府。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已过花甲之年的范仲淹在杭州知府任上。这一年适逢天下大旱，两浙地区饥荒严重，路有饿殍，逃难的饥民阻塞了道路，不少家庭卖儿卖女求生，灾情尤以杭州为甚。
作为杭州城的父母官，范仲淹立即向仁宗皇帝上书，请求朝廷调拨粮食赈济灾民。然而，朝廷下拨的粮食数量有限，而灾民却不断增加，只靠朝廷救济终究是杯水车薪。 雪上加霜的是，城中一些粮商看到灾情蔓延、粮食短缺，于是趁机哄抬米价，囤积居奇，杭州米价几乎一天一个价，很快就涨到了120文钱一斗。 面对日益严峻的灾情，杭州知府范仲淹却采取了三项常人难以理解的举措。 第一，官府带头抬高米价。范仲淹看到米价已经上涨到120文钱，索性就一涨到底，将大米官价提高到180文钱。他还命令属下沿江张贴榜文告示，详细介绍杭州饥荒情况，强调城中百姓严重缺粮。 第二，大兴土木。范仲淹到任初期，就发现杭州府衙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城中粮库、钱库、官驿、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也亟待修葺。所以，他就趁这次饥荒大兴土木，将这些设施重修一遍。范仲淹还召集各大寺庙的住持，告诉他们饥荒之年工价便宜，劝说他们赶紧兴建庙宇建筑。
第三，大搞龙舟竞赛。范仲淹打听到吴州民俗喜好赛舟，并且笃信佛教。饥荒发生后，范仲淹就在西湖上大摆宴席，邀请杭州当地达官显贵前往赴宴，并且安排龙舟竞赛助兴。从春天到夏天，西湖上的龙舟比赛就没有停过。 这三项举措实施以后，很快就在当地引起了非议。朝廷政敌听说此事后，犹如抓住了一个重大把柄，纷纷落井下石，向朝廷上书弹劾范仲淹。据《梦溪笔谈》记载：“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大灾之年，身为杭州城的父母官，范仲淹不但不体恤民情、赈济灾民，还整日嬉戏游玩，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对于朝廷政敌的中伤，范仲淹并不理会，因为他知道，时间会证明一切。 杭州知府抬高米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外地粮商的耳中，他们得知杭州米价已经涨到180文钱一斗，立即安排马车驴车牛车，还有各式各样的船只，不分昼夜地往杭州城内运送大米。几天以后，杭州码头上的大米已经堆积如山，而且还有很多运输车船满载着大米源源不断地赶往杭州。就在此时，杭州知府范仲淹突然下令，将杭州米价降到100文钱一斗。
100文钱一斗的米价，对于外地粮商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卖给城中百姓，外地粮商们赔不了钱，但也赚不了多少；如果不卖给城中百姓，外地粮商们就只能再把大米运回去，运输过程中必然要增加人工、折损等成本，赔钱是肯定的。所以，这些外地粮商权衡再三，最后也只能把大米以100文钱一斗的价格卖给城中百姓。 范仲淹在大灾之年重修杭州府衙，并劝说各大寺庙也兴建庙宇建筑，雇佣了数以千计的杭州饥民，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口饭吃，实属一举两得。
范仲淹举办龙舟竞赛，吸引了城中大量达官显贵、富家子弟前往游玩，就连外地很多商贾也专程赶来看热闹。西湖边上人头攒动，许多附近的饥民便开始在湖边摆摊，卖吃的卖喝的卖小玩意儿，还有耍把式卖艺的。龙舟竞赛从春天一直持续到夏天，解决了大量杭州饥民的温饱问题。 由此可见，杭州知府范仲淹采取的这三项举措，看似与赈灾无关，实则处处为灾民着想，可谓另辟蹊径，用心良苦。 据史书记载，这一年大宋全国旱灾，只有杭州一带的百姓受灾最轻。另据杭州《西湖志》记载：西湖当年有“范公堤”，灵隐寺曾珍藏范仲淹的卧榻，以纪念这位贤臣修缮寺庙之功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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