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破落之家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岐斋，于清咸丰五年九月廿九日（1855年阳历10月20日）出生于河南汲县故居。他的曾祖父做过清廷五品武官，但无积蓄，家道中落。徐世昌的祖母生病时，年仅25岁的徐父，尽“割股疗亲”之孝，不治身亡，这给年轻的妻子徐刘氏带来的不幸可以想见。俗语：阳伞烂了根骨在。空空洞洞一座徐家院落加“祖宗遗训”变不出米粮，寡母孤儿一共五口，是一个弱女子负荷得了的么？知书达礼的徐刘氏，以其坚毅之志，靠针线活所获，挑起了生活重担，还为两个儿子向塾师交出“束”。希望世昌、世光两个儿子刻苦攻读，将来终有出人头地的一天，重振家声、光宗耀祖。 徐世昌自幼完全接受了母亲的教育和期待，勤奋学习几达锥刺股头悬梁的地步，他的八股文深得塾师赏识。徐家有门远房族人在外地为官，回乡时见徐刘氏日子艰难，主动上门，表示愿带她们母子（女）到任上，可保衣、食、学无虞。可徐刘氏恐怕环境优越了，孩子们生长惰性，养成依赖而拒绝了这位远房族人的心意。这位远房族人每有钱币捎回予以接济，使得世昌兄弟得以继续攻读。徐刘氏教育子女非常严格，子女也就循规蹈矩，唯母命是从，唯封建的伦理道德是从。世昌的姐姐长成远嫁，因夫婿病逝，姐姐竟也学了乃父，以身殉夫。其母徐刘氏不仅不悲，还引以为荣，这给徐世昌影响很大。徐世昌发奋读书，他撰写的祭父、祭姐悼文，为乡党所传诵。 同治九年（1870年），16岁的徐世昌目睹身体逐渐衰败的母亲及弟弟世光亦多病多灾，便背着家人，与在外边做买卖的本家族叔商议，带他出门谋生，挣些钱财为家中解困，族叔自然允许。他在族叔的鼓吹下，邀约几名蒙童，设帐教馆。因他年少难以服人，又改做商户记账。不论怎么艰难，他总算间有银两捎回家去，使徐刘氏得到少许安慰。光绪四年（1878年），20出头的徐世昌飘然书生，身材高挑，言行举止端庄，几经求助，终于入了官家为幕客，协助办理公文，书写函件，薪金比以往增加，也给徐世昌增添了不少知识。 二、醉心仕途尽管为人作幕客，所谓“端人碗，服人管”。但徐世昌的干练、通达，使主人满意，相对的行动约束较少，给了他不少自由。徐世昌常记起母训，想起徐家曾祖为五品官的辉煌，自己也孜孜不倦地攻读，深究仕途文章———八股，企望在仕途一搏。 光绪五年（1879年），24岁的徐世昌参加乡试，名落孙山。但他不服，绝不气馁。他谨慎地拜师于成功者名下，所有在试场上取得成功的人，“尽为我师”。他开始悟道，八股文虽有章法可循，但如何对准当局胃口，如何适应主考官味道，花了功夫。光绪八年（1882年），徐世昌高中顺天府壬午科乡试红榜，给了含辛茹苦的老母以回报，为祖上争得荣耀。然而，未入红榜只想达到红榜，一旦入了红榜，那七品县令的理想再也诱惑不了他了。 光绪九年（1883年），徐世昌信心百倍地参加了礼部会试，可惜金榜无名，当场吐血病倒。徐世昌经过不及两月时间的调整，服用药石，又继续深撰仕途经济文章。较之以往，他的视线高扬，感悟的层次更高，揣摩朝中主考官的“要求”更加细腻，追求与理想逐渐贴近，他此时的八股文已经做到炉火纯青境地。光绪十二年（1886年），年已32岁的徐世昌以平常心投入礼部会考，果然悬榜标名，中贡士，列176名。此时，他才舒出一口长气。接着他又参加最高层次的殿试。此试，他得一等、二甲、第55名。少年时只求做一名县令为终点的徐世昌，反而自嘲，何来那般气短志小？内心里翻腾的是他少年时不知读过多少次的启蒙名句：“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他要登临那神秘的金銮殿，直接听取圣上宣读已知的殿试结果了。 徐世昌目睹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与自己同站在一个屋顶———太和殿下，心潮难以平静。按大清制，凡登第进士，分成三个类型，一曰一甲，名额仅3个，即民间都已知悉的状元、榜眼、探花郎。规范叫法是“赐进士及第”；二曰二甲，名额多寡由皇上钦定，并无限制，称为“赐进士出身”；三曰三甲，人数亦为朝廷灵活掌握，称作“赐同进士出身”。徐世昌听光绪帝念到他的名字，本早知结果，此时仍免不了一阵由衷喜悦；接着光绪帝宣读殿试结果，徐为赐“翰林院庶吉士”，即正七品皇堂。这种地位，是挨着三鼎甲的，名列第四，确不简单。庶吉士进翰林院继续深造，为任编修当好“实习生”。编修是进入高层政界的必由之门。翰林院多有成为内阁成员的机会，是皇上的朝官，朝官还可出任皇太子的老师。圣谕宣毕，徐世昌没有任何张狂举动，得荣不骄。 三、西朝“佛爷”列强入侵，“两宫”西遁，时在庚子（1900年）之夏。这时，徐翰林世昌回了一趟老家，当他返京时，形势全变。他自己供职的翰林院被洋人纵火烧了，一片惨状，好在他的家属深居陋巷，尚未受到侮辱。造访众同僚，多为朝廷自顾不暇，全是被遗弃了的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家佣。他只得将家小送回故里，再入京与众同僚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去山东找袁世凯，因为袁时任山东巡抚，大权在握，应知朝廷主旨。徐世昌在为难之际，去找袁巡抚这位故交。 袁世凯于光绪五年（1879年）参加乡试落榜，一气之下，投笔从戎。初到山东投靠于吴长庆帐下，尔后逐渐发迹。徐世昌中举后，便结识了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去朝鲜训练新军，在外的酸甜苦辣之情，通过信函，向徐翰林表达。徐翰林眼见这位袁武官今日投靠李鸿章，明日又起劲地反对李鸿章，对袁在宦海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进退裕如，十分钦佩。后来袁世凯再改换山头，便是徐翰林将他介绍给清流派头目李鸿藻的。此后，袁世凯才有机会接近荣禄，登上“小站练兵”的头把交椅。袁世凯认为大清虽“重文轻武”，但在多事之秋，必定是拥兵为贵。他对老友徐世昌指点迷津。徐虽承认这是事实，但认为不会长久，重武也只是朝廷的权宜而已。但他答应协助小站练兵，这为他站稳北洋脚跟打下了坚实基础。 袁世凯给徐的职位是本部参谋营务处总办（相当于北洋军总参谋长），依旧是文官。徐氏在翰林院忠于职守，做了许多事情，一、考阅学堂学员的笔记、作业；二、对照制定的教材考核学员操法；三、校订行军攻守阵势及其图文；四、增订或改订讲授各兵官的功课，从西洋、东洋兵法引进。为取得资料，翻译教材，徐氏花了不少真功夫去习日语学英文。当时，朝野人士评论北洋有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豹，冯国璋。三杰跑“面”带学员训练学员，徐总办则总管“内事”。“三杰”因教学请示袁世凯不及，则须请示徐总办。袁刚而徐柔，刚柔相济，成为搭档。“三杰”不仅是袁世凯下级，也是徐总办的手下。徐世昌在小站心态极佳，满腹经纶亦有用武之地，借助英文日语之技，一个时期内，居然编纂出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军事教材：《新建陆军兵略录存》、《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好几种约十余册。徐世昌译著兵书，与柳敬亭说书极似。徐世昌的兵书为小站练兵教材，居然练出了4个民国总统，5个国务总理，16名督军、省长……他徐总办的教材“功不可没”。 徐世昌在为难时，来到山东，会晤密友、山东巡抚袁世凯时，浩叹国破家亡，而后归到实质性问题上来：“我何去何从？”向袁提出了现实问题。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外省封疆大吏们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一种“将在外君令有所不从”的各自为政姿态。慈禧也看出了自家“奴才”腐败，难堪重用，只要挽救江山，便顾不及满不满汉不汉了，只有依赖手握兵权的各省督抚了。两广总督李鸿章就敢于“粤不奉诏”，两湖总督张之洞也要“矫诏”，这时的袁世凯，尚未公开抗旨，还在为大清国残酷地镇压义和团运动，但他暗暗地阻兵入京，让朝廷的武卫军孤立无助。大清国江山危如累卵！慈禧便一改骄狂，容忍了封疆大吏们的叛逆，说他们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的，而且是正确的，且下诏，要各省大臣举荐人才，以备提拔、重用云云。正当此时，徐世昌去到了济南，向袁问及前程。袁世凯斩钉截铁地说：“去西安！” 朝廷遣李鸿章议和，依仗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几名督抚，举贤任能。徐世昌西上后，袁给张之洞拍电报，约定分别推举翰林院编修徐世昌给朝廷。这对于已在西安的徐来说，无异于天赐良缘与神灵护佑。“两宫”召见徐翰林，询问极详，慈禧当即派徐世昌去政务处“工作”，要阅处朝廷军政机密。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担任的，必定是“两宫”十分信得过的人。“两宫”返京后，袁世凯借迎驾之机，又面奏“老佛爷”，说徐世昌英才、伟岸、文武全备。慈禧回示她已见过，肯定袁世凯所奏属实。驾前大臣荣禄也说徐世昌忠心耿耿，完全可靠。徐世昌经袁世凯、张之洞保荐，终得朝廷重视。徐的升迁，指日可待了。 四、快慰平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是徐世昌十分惬意的一年。他先任财政处提调，又奉派政务处提调。商部尚书载振也欣赏徐世昌，授他以左丞职。年底，徐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并任副都统。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署兵部左侍郎；同年，又奉派甲辰科会试复试，名谓朝考阅卷大臣，即主考官。甲辰科会试是中华古国延绵1000多年科举制度的终结，徐世昌作为主考官，主持了科考“戏”的“闭幕式”。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颁旨，徐世昌调入朝政核心———军机处工作，兼任政务处大臣、会办练兵大臣。这时的清廷已违祖制，不再有用人上的满汉有别，而正式给徐补授军机大臣，署兵部尚书。这在大清历史上实属罕见。徐世昌获此殊荣，并不喜形于色，仍旧一脸的严肃，一味地认真。他从正七品翰林院编修，爬到这从一品，仅花了三年时间，标准的“火箭”升速。他泡在京城前后17年，时间不谓不长，可他在位升至极点之时，陡然向皇上提出：外放！ 徐世昌这高高的京官很精。他此时所追求的不是形式的职位，他认为欲巩固其高位，必须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像曾国藩，像左宗棠……他们战功赫赫，挽危清狂澜于即倒！徐世昌再次面圣，举袁世凯替己之职，他可外放它省。“老佛爷”不得不慎重考虑，对这种“明大义”的近臣，如何不既怜又惜！慈禧考虑，外放何处为宜？外放的职级怎办？“圣上”光绪亦面呈难色。军机大臣是从一品，总督却是正二品。怎办？徐世昌面奏皇上，说这是他的志愿。心想，这从一品待遇，暂寄托您那儿不比我带到身边更“保险”？去哪儿任总督？徐世昌也为皇上、“老佛爷”考虑好了，两江、两湖、直隶都是富庶显要之地，已有重臣把守，把哪一个拿下来都不适合。但徐早已考虑好要去清的祖籍———东北。他对皇上恳呈去东三省时，也已知道清廷内定满人御前大臣载振。“两宫”为慎重起见，就让载振、徐世昌两位近臣去东三省巡视一番。 一路上，徐世昌小心翼翼，作风检点，谨言慎行，不敢丝毫越矩。可载振自以为皇子王孙，对世事有何惧哉。在载、徐巡视东三省归途将达终点、小憩于天津时，受到了此时仍在天津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隆重款待。袁世凯对老友徐世昌，只予吃喝看戏，对载振则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这南北大菜、汉满全席都满足不了载大员的嗜欲，看完戏，便将当日走红天津艺坛的女伶杨喜儿送给了载振。然而，送女伶这一手续，袁本人并不露面，让属下段芝贵去执行。段芝贵在官场混的时间不短，知道如何调教女伶，让女伶把载大人服侍得舒服，于袁，于己的前途必大有裨益焉！果然，杨喜儿的服侍，讨得了载振的欢心，还要把女伶带回京城，来个金屋藏娇，慢慢享用。段芝贵这个莽夫，怎知袁氏之用心：服侍载振，印象好，于袁有利；服侍不好，尤其是若让两宫发现，必然要怪罪牵线搭桥人。那时，受罪的不是老袁，而是你小段了。果然事情的发展正好如此。慈禧得知载振在天津卫搞来汉女人，决定不放他的东三省总督，又处分了段芝贵。自然而然，东三省总督之职落到了徐世昌名下。 当徐世昌以抑扬顿挫之音韵，向“两宫”面奏东三省情形时，慈禧只听得眉开眼笑，且一次不过瘾，让徐世昌连作三次“汇报”。临近端午节，寻常百姓，王公贵族，都在准备过节。而徐世昌为表对大清忠心，免了节日全家团聚的欢快，率役去东北奉天赴任。值得一提的是，徐世昌的级别问题，按大清特殊规定，总督是二品，戍边的同级将军享受从一品待遇。慈禧为了宠臣不吃亏，便在徐世昌任二品总督时，加上一顶从一品将军的纱帽，让他两副重担一肩挑。这一来，什么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都比不上东三省总督兼将军了，这怎不让徐快慰平生！ 五、独立面圣徐世昌不同于常人的是，不显山露水地依附某一势力。他去东北后，一门心思工作取悦圣上。他别出心裁地向上谏议：为消除督、抚、城、院、司……政出多门之弊，步调不一之短，实行简裁机构，合署办公。这样一来，徐世昌便有潜在的“割据”之权，不是野心家的那种割据，而是在用人、财政开支诸方面，他在东北这块地方，有了很大的变通之权，尽力扩大督署权力，少受制约。此举本属犯忌，偏是得到慈禧认可，缘由在清廷已到了气尽力危之时。 于是，徐便成为东北王，权势灸手可热；在朝中面圣，他成为众督之首，形成省督代表，说话算数，开口获准。这种情形，是当日曾国藩也不可企及的。不仅光绪帝，即便是慈禧，对徐世昌都是十分倚重，甚至可以破清之祖制，去支持徐世昌。徐世昌在东北过足了两年封疆大吏、权倾一时的大瘾之后，始奉旨回京，出任邮使大臣。 六、福星高照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年），清廷中枢权势之争几达白热程度，给袁世凯带来的结果是失宠。袁便主动提出去为东北之督，但朝廷不准。至此，袁仅留直隶总督的兵权亦失，足见袁在军机处的位置难保。 徐世昌实乃福星高照，这两年朝廷大斗，他在东北正避开了一场矛盾。不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一起“去”了，小娃娃溥仪登基，溥仪的老子、光绪的胞兄载沣便做了摄政王。载沣曾得光绪遗谕：“杀袁世凯。”载沣确实想立即行事，怎奈要顾及朝廷声誉，必须尊重隆裕太后，向太后请示杀袁。可叹隆裕无识，举棋不定，召集众大臣商议。是张之洞几句话救了袁世凯一命。这一“救”为年幼的民国不知增添了多大的麻烦啊，张之洞怎可料及。张之洞的救袁理由是，主子年幼，朝廷不宜有伤及大局的举措，谏议杀袁事缓办。但袁世凯的死罪虽搁着，而活罪难逃，即给了一个让袁回家治腿疾的开缺处分。载沣认为何止袁必除，慈禧在世，当权用人，汉满无忌，有碍祖制，必须着手排汉。排汉得首先排除北洋势力，朝野历有传言：袁老大，徐老二，两人为北洋之首。袁氏已开缺，徐世昌在朝中能待多久？ 李石曾曾劝徐世昌采取断然措施，即宣布与清廷决裂，自行独立。徐世昌历以忠上为怀，在邮使部孜孜不倦地“工作”，不露出任何疑虑，一切一如既往。他还在任上筹建铁路学校，调查铁路路基，主持京张铁路竣工典礼，勉励詹天佑……所有这一切努力，给了载沣一个好印象，达到了徐之目的。载沣、载涛两弟兄议政，均认为汉臣中唯徐最可信。“福德星”再一次升起在徐氏之头顶，让他再度出任清廷核心重职———军机大臣。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廷宣布奕为总理大臣，徐世昌为协理大臣。至此，他攀上了清之政坛顶峰。 若问徐世昌为何能在朝廷清除北洋势力时，还受到特别重用，其奥秘在于徐无野心。他处世中庸，对清廷忠心无二。徐因此屡屡化险为福，遇难呈祥。 但，徐的机遇、命运还不止于此。 七、进退之妙正当清大肆排汉、加紧镇压革命党之际，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全国响应……清廷更加抓牢徐世昌，授以太保衔，把年幼的溥仪托孤于他。清廷经过对袁世凯的重新启用，但皇帝还是要被打倒，要逊位。徐太保怎么办？去天津躲灾吧？太近；回河南老家吧？太不安全。最后他选定到青岛看海水蓝天，作一名悠闲寓公。徐太保去意一露，吓得近臣们无所适从。隆裕太后不顾年迈之躯，拜倒、痛哭、挽留；同僚世续，亦匍匐于徐同事脚下，求其别走。可徐世昌如获醒目良药，判定清廷气数已尽，谁也没此回天之术。但他不能辜负这个令他由乡下苦读的普通书生步入宰相之位的朝廷，也不能忘情于举荐过他、一辈子友好的袁世凯。然而他是个不轻易改变主意的人，何况处于此种非常时刻。他终于去到青岛，要在这处精神上的“世外桃源”，保全自身，看风云变幻。 徐在青岛，心系北京，与袁氏不断书来信往。他密切关注袁氏东山再起后的作为，又如何顺应潮流而共和。徐世昌对此变幻，始而惊异，进而窃笑，他太了解这位仁兄了。果然，袁又在暗暗酝酿复辟了。此时，徐世昌看似在熟读经史，悠哉乐哉，实则是以其中庸之道，看你袁氏究竟怎么个变法。袁世凯见徐丝毫不动声色，自知莽撞，欲展宏图，需有这位最佳搭档。袁知道徐不会主动赴京，须给徐以面子，来个三请四催，抬高其身价，派出大公子袁克定，请求“伯伯”出山。徐世昌这才扮出“为了刎颈之交的老朋友，只好赴汤蹈火了”的高姿态。但就是有人不服，认为徐怎可在袁之下任职？袁当总统，徐任首相？徐世昌是个读书人，不沉溺于故纸堆中，他对反对他在袁之下任职的挚友言道：“我非为袁氏做官，是为民国服务。”实在堂皇。 尽管徐已到京，又有如此态度，但反对徐居于袁之下的人仍有很多。一天，前云贵总督李经羲探视徐时，劝其赶紧接受任职，并说“袁公”不可一日无“徐公”。徐世昌只是沉吟不语，后来设问：“是否都（指清时总督、巡抚们）任职？”李经羲说：“都看着徐公。徐公出，众必出，且不计职位。”密谈后数日，徐世昌才应了袁大总统之请，出任国务卿（即首相）一职。徐在国务卿位置上，对袁的作为装着不闻不问，如你老袁和平着干，徐亦随之；若老袁出格，徐可随时挂冠而去。徐企图保全所谓清誉于乱世。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徐世昌有此态度，也属难能可贵了。 八、颇孚众望袁世凯知道徐世昌胆小怕事，决无匡世济时之能，但袁需要他，他的名声，他的前清高职———即资历，为己衬门面。袁世凯企图废除民国《约法》搞独裁由暗到明的过程，是徐世昌毫不曲意奉承的过程，他明确表示“此废《约法》不合时宜”。但袁氏迷恋帝制，坚持称帝，徐世昌却一纸辞呈，卸掉国务卿职。袁氏舍不得老友离他而去，苦苦哀求留位。袁克定认为徐伯伯“做作”得过火，难道死了屠夫去吃不拔毛的整猪？便极力怂恿乃父。见挽留不住，袁氏只好对老友说：“只可以休憩，但须在近，相互间好有个照应。”足见徐、袁友谊之深。 民国二年（1913年）底，徐世昌获知前贵州都督蔡锷（由袁调京受监视）潜逃出京，去云南组织护国军兴兵讨袁的消息时，又面见袁氏，力阻袁氏废《约法》之举。袁不以为然。经再三劝说，袁表示去帝制，但须请徐出山，并将自己的设想告徐，有徐掌相印，北洋虎段祺瑞举帅旗，袁之地位方保无虞矣。徐表示非为谋取国务卿职，已经下野，何必反复，惹世人笑话？徐的态度之诚恳，令袁氏亦无可奈何。袁只得向徐吐露一点真情：“无兄，何人能主相？”徐答：“有段左右于军（陆军总长）、政（组内阁）足矣。”后来，段祺瑞找到徐世昌，主动请徐出山，他说：“袁公对我军政两兼放不下心来。”意在只有徐，方可出面斡旋其间，平衡关系，免遭忌嫉。徐世昌不敢得罪这位安徽老弟，又须为老友着想，只得暂违不二次出山的初衷，分担国务卿一职，让段专心致志去干陆军总长。徐“二进宫”仅一月，见诸事顺畅，又提出退而不隐，袁氏也无法留其心，只好任其自由。 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对袁世凯来说，非但不是“大顺”，而是大寿已尽。前一天（六月五日）袁氏在一阵昏迷后清醒时，有气无力地询问围在榻前的人：“徐公到了吗？”在人群中还有袁的长子克定，北洋龙王士珍，北洋虎段祺瑞。他们回说：“徐公至矣！”看老朋友即将撒手人寰，徐氏泪水四溢，问袁有何交待。一刻的清醒中，袁对着榻周围的人说道：“尽在密箧中矣。” 原来，袁氏被迫取消帝制，临终前也还在玩味皇室把戏：把继位人的名单藏于密箧中，近似帝崩后的密诏。 袁氏气绝，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还有张镇方，共同打开密箧，剥开重重叠叠包裹的一张宣纸，只见上面工整地书写着三个继位者的名单：黎元洪（现职副总统）、徐世昌（前国务卿）、段祺瑞（现职陆军总长兼国务卿）。 由此看来，袁世凯死前还不算糊涂。他的“遗诏”上名单排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做法，前后有序，第一候选人当是黎元洪，依次才是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是武昌首义中推举出来的都督老资格，名正言顺的副总统。黎做总统，有利于统一南半边中国。即便如此，北洋势力无损，因为黎是空壳总统，手中无一兵一卒，北洋势力控制在“龙”“虎”“豹”手中。为何把徐世昌摆在第二？袁知徐不会责怪，因他一向无野心。如此安排段老弟，说明袁至死也放不过段。 袁老大做此安排，遭到北洋集团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总统位非徐即段，怎可落到“黄陂”顶上？不太便宜了这只“九头鸟”？北洋公认的“徐老二”，经过深思熟虑，才委婉诠释“遗诏”之意，是有利于中国南北合一，免于内战。大家不得不听从徐世昌之言，让“九头鸟”当上总统。 徐世昌深明大义，颇孚众望。这是书生的又一聪明。 九、出任总统袁世凯死后, 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 段祺瑞担任了国务总理。由于黎元洪历望甚浅, 又无军队作后盾, 段祺瑞自恃北洋武力, 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未几, 两人便闹得不可开交, 形成了著名的“府院之争”。 黎元洪在左右怂恿下, 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 改请资望最高的徐世昌出面组阁。谁知徐世昌连连推辞, 他知道号称“北洋五虎”之一的段祺瑞名义上是自己的学生辈, 但拥有强大的军力, 自己向无一兵一卒, 没有资格和实力在军政府中去叫这个板。他索性回了卫辉县水竹村隐居, 名为退耕, 实则观望。回去不过两个月, 黎元洪再次派人请他进京调停 徐世昌也不推辞, 以北洋元老、文官头子的身份抵京, 调停黎、段二人的矛盾。一贯圆滑老练的徐世昌提出了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即将彼此不能见容的黎派内务总长孙洪伊和段派秘书长徐树铮同时去职, 府院之争暂时平息。 不曾料到, 此时又一个跳梁小丑粉墨登场了。1917年7月1日, 北洋集团治下的安徽督军张勋乘机以调停为名, 带领数千辫子军进入北京, 驱逐黎元洪, 宣布拥立逊帝溥仪复位, 这便是形同闹剧的“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后, 被迫逃往外国使馆的黎元洪通电全国, 下令由冯国璋代行大总统之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于7月6日宣布代理大总统, 旋即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欣然受命, 很快在天津组织起讨逆军, 兵锋直指北京, 张勋及他的辫子军作鸟兽散, 复辟闹剧草草收场。 段祺瑞虽掌了权, 但名义上却在大总统冯国璋节制之下。两个自天津小站练兵时共同起京的老北洋, 实际上在袁世凯身后各自瓜分了遗留下来的政治和军事遗产。一年后, 两人为了大总统一职开始了争夺。 按《临时约法》规定, 1918年10月10日, 冯国璋任期届满, 根据条款, 他连任是水到渠成之事。可是, 早就垂涎大总统职位的段祺瑞一直依靠皖系处处设置障碍, 想抢班夺权。 冯国璋干脆表示, 决不连任, 但前提条件是段祺瑞也不得染指总统一职, 两人一同退入幕后。段祺瑞惮于直系武装, 知难而退, 表示不愿出任总统。 那么, 冯国璋去职后, 总统空缺由谁来填充呢?二人的目光共同转向了八面玲珑、精于权术、长袖善舞的“老相国”徐世昌, 以他的资望和人气, 双方都能接受。徐世昌渔翁得利, 顺手摘了个桃子。1918年9月4日, 徐世昌被国会选为北洋政府第四任大总统。 十、寓公生活1922年4月, 直奉大战爆发, 张作霖惨败。徐世昌一改往日的圆滑, 极力讨好直系。但是, 军政府中的总统虽然贴的是共和标签, 但只要有军队壮胆, 与封建皇帝无异。结果是曹锟、吴佩孚进京后, 曹锟也想过把总统瘾。很快, 直系公开逼宫。无可奈何花落去, 6月2日, 在总统宝座上呆了4年的徐世昌被迫下野, 过起了寓公生活。 1939年春末, 徐世昌患膀胱炎, 请北京协和医院泌尿科专家诊断后, 建议到北京治疗。徐世昌因怕被日本人劫持, 坚持不肯去北京。 1939年6月6日, 徐世昌病逝, 终年85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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