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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一词起源于汉代，汉朝人认为中国是居天地之中者，所以称为中国。将中国的绘画称为“中国画”，简称“国画”。国画按照题材可分人物、山水、花鸟等，技法可分具象和写意。众所周知，山水是中国画的大宗，古代文人游玩山水，体会自然的感染力，中国人对山水充满依恋，且把自然作为心中敬畏的、不会被毁去的情感....... 关于山水画你知道多少呢？ 你听说过大名鼎鼎的元四家吗？ 你知道山水画发祥地在哪吗？ 小编这就为您一一解答 ▼ 松江/元代山水画的发祥地  元代绘画以山水画为最盛，元代松江的地理人文对彼时活跃于江南的名画家的艺术生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元代的松江，地处江南之中枢，彼时活跃于江南的名画家，几乎没有不曾来过松江的，尤以赵孟頫、黄公望、倪云林、王蒙、杨维桢为典型，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松江—元代山水画的发祥地。因此在山水画领域，也有松江画派之说。  松江的地理人文，在他们的艺术生活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他们的艺术，同样也对松江的人文艺术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又可以认为，松江是元代绘画、特别是山水画的一个中心地域。尤其是，当时的松江还有四位在全国具有极大影响，同时又古道热肠、热情好客的文化名人，曹知白、杨维桢、陆居仁、钱惟善。 这就更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们，经过此地时多愿意作较长时间的驻足游览、切磋交流，深入地汲取松江的风土人文，用作自己的艺术滋养。此外还有袁凯、陶宗仪、夏文彦、张中等，同时活跃于文苑艺坛，也为松江汇聚了广泛的文艺人脉。  元·张中《桃花幽鸟图》 藏在中国台湾省台北故宫的张中《桃花幽鸟图》和藏日本大阪的张中《垂柳双燕图》上，有20位往来松江的文人争相题跋，可见当时的松江，作为全国文艺活动的中心之一，再也清楚不过。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松江的本籍画家曹知白和流寓画家黄公望、倪云林三人为例，略窥松江在元代山水画史上的贡献，以及元代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的意义。  曹知白（1272—1355）为松江长谷镇人，元初曾向当局献策修治吴淞江有功，被荐任昆山县学教谕。这个昆山，应为松江的小昆山。不久辞归家园，钻研《周易》、老庄、诗文、书画。赵孟頫、邓文肃、虞文靖、黄公望、倪云林、杨维桢、王冕等，都曾是他私家园林的座上客。 历来评说黄公望的艺术，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两个地方，一是他的家乡常熟，另一便是他的游踪地富春，一说还是他的终老地，如李日华《紫桃轩又缀》记其“后归富春，年九十而终”。《富春山居图》卷，不仅是他个人艺术上的一件杰作，更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顶级杰作之一，所以说富春是他艺术生活中最重要的两大福地又一。这样的认识，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显然是不完整的。  《富春山居图》 事实上，松江对黄公望艺术的影响之重要，决不下于常熟和富春。如果说，常熟和富春对他艺术的影响，更表现为实的、有形的、技法上的和作品上的；那么，松江对他艺术的影响，则更表现为虚的、无形的、画论上的和美学上的。黄公望出狱后长期居住松江以学道、卖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也好，迁居杭州后常常往来松江以传道、授艺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也好，他对山水画的审美思考，若宗教的“闭关修炼”，是同时的其他画家中很少见到的。  元·黄公望《九峰雪霁图》 黄公望在三泖九峰间，在金山通海处的苦苦思索和寻觅，便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便是变“物境”美为“意境”美。我们看他的《写山水诀》，单论其写生取景，与郭熙的《林泉高致》、韩拙的《山水纯全集》等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如果不能认识其在三泖九峰间、金山通海处或默如雷霆、或风作水横的灵感顿悟，那么，它于学者绝对是“未能得其仿佛”而难免“画虎刻鹄之不成”的。松江，在黄公望的一生中留下了脱胎换骨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山水画史脱胎换骨的影响。而黄公望在松江所留下的直接影响，则有他的学生张中和他的名作《九峰雪霁图》。  黄公望（1269—1358？）是元代山水画史上的“四家”（吴镇、倪云林、王蒙）之首，也是中国山水画史上转折性的经典人物。他年轻时曾为“浙西宪吏”“椽中台察院”书吏，因贪官张闾于1315年倒台牵连下狱。出狱后入道教，长期居住松江，以卖卜为生，与曹知白相友善。 倪云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倪瓒（1301—1374），他年轻时就常常往还松江，与曹知白交谊尤深，并常为其题画。除前文所及外，如1342年为题《溪山无尽图》卷：“吴淞江水碧于蓝，怪石乔柯在渚南。鼓柁长吟采萍去，新晴风日更清酣。  溪山无尽图 局部 大约从1352年开始，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倪云林的家境急剧败落，于是干脆散尽家财，于五湖三泖间飘荡乞食二十余年，其中到的最多的地方，便是松江和吴江，即《明史》等多种文献所载的“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   倪瓒（1301年－1374年），初名倪珽，字泰宇，别字元镇，号云林子、荆蛮民、幻霞子，江苏无锡人，元末明初画家、诗人。倪瓒擅画山水和墨竹，师法董源，受赵孟頫影响。倪瓒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合称“元四家”。 董其昌作为中国山水画“现代”派的领袖人物，被中外美术史界不约而同地比作塞尚。塞尚在西方美术史上的贡献，在于第一个提出了绘画的意义不在“形神兼备”地塑造客观的真实物体，而在形式本体的有机构成。董其昌则早于他至少250年便就提出了：“论径之奇怪，画不如山水；论笔墨之精妙，山水绝不如画。”无非一者重在色彩的构成，一者重在笔墨的构成。这一审美理想的实现，最合适最直接的传统借鉴当然不可能是高度写实的宋人，而只能是“适度”写实亦即“不求（摒斥）形似”的元人。  所以，元四家尤其是黄公望、王蒙、倪云林包括不是四家的曹知白，留在松江这块土地上的遗产便成了他推崇备至的传统精华。如果说，元人于宋人功在“实处转松”，那么，董其昌于元人之功便在“松处变写”。 山水真正成为中国画的大宗，是从元代开始并以松江为渊薮而发祥的；从此之后，历明、清而至民国，岳镇川灵，仁者乐山而安忍不动、历劫不移，智者乐水而随物赋形、昼夜不舍。从这一意义上，松江不仅以陆机的《文赋》堪称中国文学史的源头，又以陆机的《平复帖》堪称中国书法史的发韧，更以元代的山水画堪称中国绘画史的中坚。 资料来源：《松江——元代山水画的发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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