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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宫瓷——15世纪的明代宫廷用瓷”展览解读(下)

 RK588 2022-04-08

二  宫廷宴享

明代宫廷宴享,包含皇室饮膳、祭享、赏赐宴、节日筵宴、番夷筵宴、宫中当差人员及内阁日常饮食等范畴。具体分外廷和内廷两大系统。外廷由光禄寺负责,主要是以国家或朝廷名义举办的各种祭祀、宴、酒醴、膳馐之事;内廷由尚食局、尚膳监、御酒房、御茶房、酒醋面局等机构协同,主要负责皇帝御膳的制作。内廷饮食机构中,司礼监权力最大。明末以前皇帝的御膳主要由司礼监负责。领导外廷饮食机构的光禄寺,其核心机构为大官署、珍馐署、良酝署、掌醢署。与光禄寺有职责协作关系的礼部四司和太常寺负责确定祭祀、筵宴的参加人员、登记规格和礼仪程序等。

留存至今的明代宫廷用瓷,其中一部分与宫廷宴享有关。透过宫廷宴享制度,有助于我们了解宫廷定制这些器物的最初动因与目的,更助于了解这些器物相关的历史背景、礼仪制度乃至其具体使用环境、场景与器物组合等多元信息。

(一)奉茶侍酒

茶器与酒器是宫廷瓷器中的大宗,是宫廷生活之必备。明朝宫中御酒房由宦官负责管理,奉茶侍酒均由御茶房职掌。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载:“御茶房……职司茶酒、瓜果。凡圣驾出朝、经筵讲筵御用茶,及宫中三时进膳,圣驾匕箸,中宫匕箸,系其职掌。”御酒房与御茶房所用器皿可能来自内承运库。内承运库为明朝内库,参与宫廷瓷器的派烧、验收及贮藏等事。《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载:“内承运库……职掌库藏。在宫内者曰东裕库、宝藏库,皆谓之里库。其会极门、宝善门迤东,及南城磁器等库,皆谓之外库也。

明代宫廷酒器通常陈设于专用的酒桌之上。豪华酒桌设有大型落地屏风及成对瓶花;较小的酒桌,屏风则置于桌上。整套的酒器组合,通常是一只大罐、两侧各配一“梅瓶”,明人多以尊、瓶称之,其在大型宴筵中设有瓶床(器座)。酒尊之外,还配有酒注、劝盘、壶瓶(玉壶春)、盖碗等。斟酒的酒注,通常是鸡心扁身的造型,配有浅盂形的注碗。酒注配注碗,源于五代,流行于宋,只不过明代注碗比宋式更浅一些。与酒注相配的,是劝盘、劝盏一副。瓷劝盏有的带双耳,是对金器的模仿。壶瓶带盖,亦可用来斟酒,通常需要较大的盖碗配合。以上酒器明显可分两大类,应是适应高度酒与低度酒的不同需求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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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五 明永乐 青釉刻缠枝花卉纹酒注

青釉刻缠枝花卉纹酒注(图二五),上海博物馆藏,高32厘米。此酒注器身呈玉壶春式,通体施青釉,釉色碧绿莹亮,刻花严谨工整,属于明初宫廷订烧的处州官样器物。安徽合肥西郊永乐十二年(1414)陈闻墓出土龙泉刻花玉壶春瓶,造型纹样与此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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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六 明洪武 青花松竹梅纹酒注

青花松竹梅纹酒注(图二六),1994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南麓东侧出土,通高36.1厘米。酒注器身呈玉壶春瓶式,器身外壁装饰六层青花纹样,分别绘蕉叶纹、回纹、缠枝花卉纹、松竹梅纹、莲瓣纹、卷草纹。绘画层次丰富而有序,这种官样广泛出现在洪武瓷器中。明初宫廷瓷器传承了元青花器吸收伊斯兰艺术满绘纹饰的特点,但器身主题采用中国传统的松竹梅“岁寒三友”纹饰,反映出明初复兴汉族儒家传统文化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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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七 明洪武 青花缠枝菊纹劝盘

青花缠枝菊纹劝盘(图二七),首都博物馆藏,口径19.5厘米。此为酒器盏托,中心凸起一圈以承盏,折沿绘卷草纹,内壁饰折枝牡丹和莲纹,内底环饰缠枝菊一周,中心为折枝莲,外壁为莲瓣纹。此托与盏组合为劝盘一副,再与酒注一起形成一套酒器,此类酒器可能用于宫廷祭供或宴饮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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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八 明洪武 青花缠枝牡丹纹劝盏

青花缠枝牡丹纹劝盏(图二八),1994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南麓东侧出土,口径8.9厘米。劝盏通体青花纹饰,内外壁口沿处饰回纹一周,盏内壁绘缠枝牡丹纹,外壁绘牡丹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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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九 明宣德 白釉带座瓶

白釉带座瓶(图二九),199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南麓东侧出土,通高44.7厘米。此瓶与座通体施白釉,与元代枢府釉相似,有乳浊感,釉色细润,造型秀雅。此瓶为宫廷盛酒之器,其所配瓶座,古人称“瓶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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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〇 明 刻花牡丹纹盖罐

刻花牡丹纹盖罐(图三〇),2006~2007年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高20.6厘米。此罐为明初处州龙泉窑官样产品。罐上腹剔刻牡丹花叶纹,下腹刻划莲瓣纹,样式与景德镇御窑基本相类,为宫廷盛酒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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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一 明宣德 仿龙泉窑青釉带座瓶

仿龙泉窑青釉带座瓶(图三一),199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南麓东侧出土,瓶通高42.5厘米。此带座瓶为景德镇宣德御窑仿烧龙泉青瓷官样品种,釉色青翠碧绿,明龙泉窑产品中有同类器。此类配有“瓶床”之瓶,为典型宫廷储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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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二 明 青花鸡缸杯

青花鸡缸杯(图三二),为斗彩半成品,1987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高3.5厘米。此杯外壁绘青花月季湖石、萱草湖石各一组。其间绘雄鸡、母鸡与小鸡一组,画面生动亲切。外底署青花楷体“大明成化年制”款。

明初的饮酒器有劝盏、劝盘、台盏等,成化后饮酒器形制增多,造型小巧,质地精良,注重创新,有杯、盅、盏、爵等。最为知名的是鸡缸杯,以鸡为纹饰绘于外壁,形状似缸得名。明郭子璋《豫章陶志》称“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万历时期,“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由此可见鸡缸杯当时已贵重如此,后代仿者甚多。

明代帝王、后妃的日常起居、饮食都离不开茶。明初朱元璋认为宋制龙凤团茶“重劳民力”,于洪武二十四年“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即著名的“废团兴散”的供御茶改革。饮茶方式的变革,带来明宫廷乃至社会各阶层使用茶器的重大转变。研究表明,鸡心扁壶(茶瓶)与高足碗(靶茶锺),是明代宫廷流行的茶器组合。靶茶锺配茶托、锺盖,与鸡心扁壶配套使用,成为明廷喜用的茶器式样。而赏赐藏传佛教僧侣或寺院的高足碗多与藏式僧帽壶(茶瓶)配套使用,多装饰梵文、藏文及莲托八宝等纹饰,是藏地僧侣喜用的日常饮茶、诵经供佛之佳器,最具藏传佛教特色。

除高足茶碗外,此时还流行斗笠茶盏、尖足茶盏(莲子茶锺)、撇口弧腹盏等盏式。各式茶盏虽有甜白、青花、斗彩、红釉、仿哥釉等品种,但从朱权著《茶谱》所云茶杯以“饶瓷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可知,此时茶盏以景德镇白瓷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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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三 左:明永乐 甜白高足碗  右:明永乐 甜白鸡心扁身茶瓶壶

白釉方流杏圆扁壶、高足碗(图三三),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壶高20.9、碗高10.3厘米。这类鸡心扁壶(茶瓶)与高足碗(靶茶锺),是明代宫廷流行的茶器组合。此扁壶的造型仿自金属器,永乐朝首见。明正统梁庄王墓出土有相同造型的金、银制方流鸡心扁壶。这类方流鸡心扁壶,是明代前期宫廷流行的茶瓶式样。嘉靖有青花制品,但造型与早期式样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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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四 明宣德 蓝釉僧帽壶与高足碗

蓝釉僧帽壶与高足碗(图三四),1984年、1988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南麓西侧出土,壶高20.1、碗高10.6厘米。此为藏传佛教茶具一套。僧帽壶因口沿造型似僧帽而得名,其原型为藏地金属质地的茶壶,常与高足碗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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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五 明永乐 白釉斗笠盏及盏托

白釉斗笠盏及盏托(图三五),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盏高4.6、盏托高9.7厘米。白釉斗笠盏承袭宋代斗笠茶盏形制而来,是明代流行的茶盏式样之一。高濂《遵生八笺》“煎茶四要”条云:“茶盏惟宣窑坛盏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有等,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惟纯白色器皿为最上乘品,余皆不取。”可知明代茶盏以式样古雅的白瓷盏最受推崇。盏托中空,喇叭高足,较习见盏托明显高许多。参酌西藏寺院高足茶碗所配高足盏托,推测这件高身的白釉盏托是专为明代流行的高足茶碗所设计。

(二)膳馐筵宴

除常宴之外,明代宫廷还有各类名目的筵宴。如对文武百官的恩赐宴、驾幸太学筵宴、进士恩荣宴、纂修宴、武举宴、经筵宴、日讲宴、殿试宴等赐宴;又如郊祀庆成、祭大庙享胙、祭社稷享胙、祭先农享胙等天地、神祇、祖先的祭享;再如正旦、冬至、万寿圣节、元宵、四月八等节令庆宴;还有慈宁宫筵宴、皇帝躬侍皇太后宴仪、皇后千秋内宴仪等庆贺、寿诞筵宴;此外还有各类番夷、土官筵宴等。

皇帝举行大宴要设酒亭、膳亭、珍馐醯醢亭及御筵,器用以金器为主。宫廷其他类型的宴筵祭享,则需要大批瓷器等器具盛装菜肴。这些功能各异的宴筵祭享器具,主要由工部相关机构负责提供,具体收用则分由尚膳监、光禄寺管理。

洪武二十六年定,宫廷无论大宴、中宴、常宴,礼仪大致相同。宴会当天,尚宝司负责设御座于奉天殿。教坊司设九奏乐歌于殿内。光禄司官负责于御座下西侧设酒亭、御座下东侧设膳亭、酒膳亭之东西设珍馐醯醢亭,御座之东西设御筵。四品以上群臣就座于殿内之东西两侧。殿外设群臣酒尊食桌。五品以下官员设桌于东西两廊。司壶、尚食各供其事。光禄司官负责进御筵,具体要完成在御前开爵、注酒、进酒的礼仪。序班负责为群臣斟酒。明宴礼规定大宴进酒九爵、中宴七爵、常宴三爵或五爵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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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六 明正统至天顺 青花“筵宴茶饭”用器组合

青花“筵宴茶饭”用器组合(图三六),从明代相关文献来看,用于皇帝的赐宴或宫廷各类宴会的成组餐具,属于宫廷用瓷中的“筵宴茶饭”器皿一类。据《大明会典》,永乐年间的“郊祀庆成”宴会,就备有菜肴、汤品和茶饭七种。天顺年间趋于奢靡,大致备有14种以上菜肴、主食、汤品,餐具数量倍增。2014年景德镇出土的“空白期”成组餐具,有高足碗、仰钟式碗、大撇口碗、小撇口碗、直口碗,多种规格的盘子,其设计颇为讲究配套和组合,这类茶饭用器组合品类丰富,均为宫廷举行各类筵宴的最佳器用。

三  宫苑雅事

宫廷瓷器除用于朝廷祭祀礼仪、政治外交、宗教信仰及茶酒筵宴外,禁苑与书斋也是其使用的重要场合。皇室贵族深受两宋文人情怀的影响,在宫廷生活中有诸多怡情养性的雅玩空间,如禁苑瑶台的燕赏雅集,花鸟虫鱼的赏玩消遣,书斋琴轩的文玩清供与挥毫抚琴,这些雅事活动都离不开多姿多彩的宫廷瓷器。

明初南京与北京大规模营造宫殿与园林,大量瓷器用于禁苑空间。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七中称宣德年间“朝廷遣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故宣德朝花鸟虫鱼之器最为独特。两岸故宫传世瓷器及景德镇御窑、龙泉窑、钧州窑遗址出土的大批瓷器中,多见庭院与文房器用,品类丰富,从侧面反映出皇室贵族的闲事雅好。

(一)芳庭佳趣

皇家宫苑中,燕闲赏花、观鸟斗虫、文会雅集等都是帝王公务余暇养心悦性的休闲活动。花器、鸟虫器、坐具等各类器用,便是皇室成员游乐活动的重要载体,景德镇、龙泉、钧州等地都为明廷宫苑烧造庭院用器,其制作选用极为讲究。

明初兴建的北京皇城东南隅的东苑为皇家园林,永乐皇帝曾于此“观击球射柳”。明人黄佐《翰林记》载,宣德帝召尚书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同游东苑,苑中“瑶台玉砌,奇石森耸,环植花卉,香艳浓郁”,且建斋居别馆“以为弹琴读书之所”。宣德时期对东苑造景的考究,也促使花器品类大为丰富,雅玩迭出,更造就了明代宫廷花器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天顺年间东苑称为南城,增筑宫殿馆阁,“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木于其中”,蔚为壮观,其建筑与器用之风貌更具皇室气象。

1.“官钧”花器与“蒲石盆”

明代宫廷花器中,以“官钧”花器最具特色,其玫瑰紫、海棠红、翠青、月白等变化多端的釉色之美,最为人称道。“官钧”的仰钟、葵花、菱花、海棠等各式花盆均配盆托,属宫廷莳养菖蒲而定烧的花器。高濂《遵生八笺》“论诸品窑器”条中称钧窑“惟种蒲盆底佳甚”,还称“均州窑圆者居多,长盆亦少,方盆、菱花、葵花制佳,惟可种蒲”。

两宋复兴儒学,推崇三代礼乐,文人推崇菖蒲清供,这种风潮自然也受到致力于复兴儒家传统礼制文化的明朝皇室与大臣、文人群体青睐。菖蒲因其“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被比拟为文人精神之写照;又因其“夜则可收灯烟,晓取垂露润眼”的特性,既可清赏又具养生保健之功效,因而“官钧”花盆得以大量烧造并为宫廷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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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七 明 玫瑰紫釉葵花式盆托

玫瑰紫釉葵花式盆托(图三七),天津博物馆藏,口径22.2厘米。此“官钧”盆托系河南钧州窑为朝廷烧造。“官钧”花器底部、足部内侧多刻或印有从一到十的数目,用以标识大小和花盆与盆托配对之用。数字越小器物越大。此器底部刻有“六”字铭款,表明其属中等偏小的器物。这类器物早年学者多定为北宋钧瓷三足洗,实为明代莳养菖蒲花盆的盆托,明人文献称“水底”,其上配置对应数目刻款的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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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八 明 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图三八),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藏,花盆修复高15.5厘米。此花盆为钧州窑产品,与海棠式盆托配成一组使用,为官样器物,明代宫廷多用于莳养菖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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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九 明成化 仿官窑青釉海棠式花盆与盆托

仿官窑青釉海棠式花盆与盆托(图三九),200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花盆高19、盆托高9厘米。此套花器为景德镇御器厂烧制的仿南宋官窑青釉海棠式花盆与盆托,钧州窑产品中亦可见同类器,属于典型官样器物。明宫廷多用于莳养菖蒲。成化一朝虽以斗彩装饰的精巧雅器闻名,但花器则以仿官窑以及哥釉者居多,其庄重沉稳的造型和温和润泽的釉色,也反映出成化皇帝对宋文化与审美的追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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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〇 明代 《御花园赏玩图》展厅复原场景

《御花园赏玩图》展厅复原场景(图四〇),此场景取自明代宫廷画师笔下的《御花园赏玩图》,该图描绘了成化皇帝嬉游于御花园中的多种场景,包括养猫、观鱼、斗蟋蟀、弹琴、斗鹌鹑、弈棋、赏鸟、莳养菖蒲等禁苑雅事。此处背景取自图中成化皇帝赏鸟与观菖蒲场景,亭外松下石桌上摆放各类官钧花器,以栽种菖蒲居多,反映出明代皇家宫苑中豢养珍禽、莳养菖蒲的生活情趣。场景中实物芭蕉赏石与官钧菖蒲属局部复原陈设。

2.斗虫观鸟

斗蟋蟀又称作“促织之戏”,民间多传宣德皇帝尤好此道,而蟋蟀罐正是宣德官窑产品中最具特色的一类。蟋蟀罐有“斗盆”与“养盆”之分,分别供蟋蟀对战搏斗与闲暇休养之用,养盆中又可置“过笼”,既用以丰富蟋蟀的活动空间,又便于换盆时转移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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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一 明宣德 青花黄鹂白鹭纹蟋蟀罐

青花黄鹂白鹭纹蟋蟀罐(图四一),199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南麓东侧出土,高9.5厘米。该罐的盖面与外壁一面均绘有两只停于柳树上相互呼应的黄鹂,另一面则绘正从汀渚草丛中飞出的一群白鹭。有学者指出,该画面表现的正是唐代诗人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意,足见宣德时期蟋蟀罐装饰题材的多样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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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二 明宣德 青花花卉纹过笼

青花花卉纹过笼(图四二),2014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南麓东侧出土,高3厘米。过笼一般作两端有孔的带盖小条状器,是专用于饲养蟋蟀的特殊器具。过笼放置于蟋蟀罐中,丰富了蟋蟀的活动环境,使其如同生存于幽暗狭小的自然空间中。在换盆时,先让蟋蟀进入过笼中,再握住过笼两侧的小孔进行转移,以免蟋蟀受到伤害。过笼又称“串子”,民间更有称作“宣德串”。

以笼养鸟古已有之,笼中多放置供禽鸟汲水进食的鸟食罐。景德镇窑所制青花鸟食罐始见于元代,到明代宣德一朝大量出现。这一时期鸟食罐品类大为丰富,更出现了各种仿生器与编笼花瓶等,增添了笼鸟的观赏性与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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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三 明宣德 青花石榴形双联鸟食罐

青花石榴形双联鸟食罐(图四三),199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南麓东侧出土,高5.4厘米。鸟食罐精致小巧,制作颇为讲究,尤以宣德一朝御器厂制品造型丰富多样。其种类既有鼓形、盂形、六棱形等几何器形,也有鸳鸯形、蟾蜍形、石榴形、竹节形等像生器,又有单罐与双联罐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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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四 明宣德 青花海水纹竹节形编笼花瓶

青花海水纹竹节形编笼花瓶(图四四),199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南麓东侧出土,高6.7厘米。除鸟食罐以外,编笼花瓶也是笼鸟器具中独特的一类,旨在于笼中营造自然舒适的环境。编笼花瓶造型精美,纹饰各异,如此件即为竹节形,顶部书年款,节间绘以海水,使笼鸟赏玩这一雅事更具艺术性。

3.文会雅座

宋代以来,绣墩便是庭院雅集活动的重要坐具。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坐墩”条载:“宫中有绣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者,亦静雅可用。”明代绘画中有大量文人雅集场景,当中便有各种绣墩。相对于木材制品,瓷质绣墩具有坚实稳固、不易朽坏的特点,成为宫廷休闲、室外雅集坐具的极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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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五 明正统至天顺 青花毬路纹绣墩

青花毬路纹绣墩(图四五),2014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北麓出土,高48厘米。该绣墩的墩面与腹部以镂空方式表现四方连续的毬路纹,且内部以花叶装饰。此外还有方胜结带、岁寒三友、狮子戏毬等纹饰的绣墩,展现出御窑厂制瓷的极高水准。墩是坐具中的一类,多用木、藤、石、瓷等材质制成,整体呈鼓形,因常罩以织绣物,故亦称“绣墩”。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一批绣墩,制作工艺极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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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六 明 青釉孔雀牡丹纹绣墩

青釉孔雀牡丹纹绣墩(图四六),北京市朝阳区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高39.2厘米。此绣墩为处州龙泉窑产品,采用雕、剔、刻等技法表现纹饰,腹部饰挺立于牡丹丛中的雌雄孔雀,配以洞石和芭蕉,画面疏朗有致。唐代铜镜与长沙窑瓷器上已经常见孔雀图像,此后历代文艺作品多有赞美。

(二)文房清供

“文房”一词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笔、墨、纸、砚及其相关用品,文房内的用具、陈设可称之为文房清供或文房雅玩。文震亨《长物志》中论及文玩有香炉、香盒、筋瓶、水注等多达数十种。“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文房清玩虽多体微物轻,却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宫廷器用艺术的一部分。

15世纪明宫廷用瓷中文房清供也大量出现,多以复兴宋代文化雅趣为归旨,尤其是雅好词翰、精于绘事的宣德皇帝时期,见有瓷砚、瓷盒、砚滴、笔洗、香炉、花尊等品种,款式端正,色泽细润。这些也是皇室与上层文人士大夫唱和雅集的重要文房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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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七 明宣德 青花鸳鸯形砚滴

青花鸳鸯形砚滴(图四七),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高5.4厘米。《饮流斋说瓷》“说杂具第九”载“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砚滴呈鸳鸯形,背部两翅间作一小圆口,除底外均施白釉。全器以青花留白绘出羽毛,是像生瓷中的佳作。鸳鸯左侧翼上端留白处书青花“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横款。砚滴本应有管状吸水盖纽,插入瓶内吸水至砚石上研墨,现已缺失。台北故宫博物院有相似藏品,背部带管状滴水盖。

砚滴为滴水入砚的文房用具,又称之为水滴、水丞、水注、书滴,最迟于汉代已作为砚的衍生文房存在。砚滴主要有壶形、仿生形和特殊形三种。明晚期高濂《遵生八笺》“水注”条载:“宣窑五彩桃注、石榴注、双爪注,彩色类生。有双鸳注,有鹅注,工致精极,俱可入格。”可见其造型百般多样。宣德时期为明初盛世,社会经济文化欣欣向荣,且宣德帝精于绘事、雅好艺术,史载其常于“万机之暇,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争胜……”。故有明一代砚滴,尤以此朝的器物别有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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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八 明永乐 釉里红梅竹纹笔盒

釉里红锦地花卉纹笔盒(图四八),2016年景德镇市公安局移交。长32.1厘米。笔盒盖内画有松竹梅纹,器身多处满绘缠枝卷草纹,是西亚地区常见的装饰方法。两种纹样共绘于一器,体现了中外艺术文化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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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九 明 月白釉出戟尊

月白釉出戟尊(图四九),上海博物馆藏,高26.1厘米,器身饰有长方体状戟,俗称“出戟”。宋明以来,复古之风盛行,出戟尊即仿自商周时期铜酒器的造型,但已转变作书斋中的花器使用,常单只陈设于书桌上用以插花卉或珊瑚。此尊为钧州窑产品,也是“官钧”花器中的典型器形。与南宋官窑及龙泉窑出戟尊出戟隐起的特征不同,此件出戟尊长方形出戟明显,造型具有典型的明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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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〇 明成化 红地绿彩灵芝纹双耳香鼎及香盒

红地绿彩灵芝纹双耳香鼎及香盒(图五〇),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香炉高13.9、香盒通高5.8厘米。红地绿彩为杂釉彩,需多次入窑焙烧而成,即依次先烧高温釉、彩,再烧低温釉彩。矾红地绿彩瓷也为成化御窑首创。明代王士性《广志绎》卷之四“江南诸省·江西”篇载:“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可见成化时期的五彩瓷颇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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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一 明成化 素三彩香鸭

素三彩香鸭(图五一),1987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通高25厘米。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促漏诗》云“睡鸭炉香换夕薰”,可见鸭熏最晚至唐代已经出现。宋代除了流行铜香鸭外,也有青白瓷香鸭。成化香鸭的烧造,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素三彩瓷器品种。其黑彩乌黑且光可鉴人,质量颇高。香鸭采用模制与剔刻技法。鸭的口部与颈腹相通,形成烟囱,腹部盖合处均匀分布6个隐形孔,用以引导空气进入炉体,有助香料燃烧,设计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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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二 明成化 仿宋官窑青釉贯耳匙箸瓶

仿宋官窑青釉贯耳匙箸瓶(图五二),200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高12.2厘米。匙箸瓶为放置香匙、香箸的器具,宋代《陈氏香谱》中又称“香壶”,多以金属及陶瓷为之。

四  结语

“大明·宫瓷——15世纪的明代宫廷用瓷”展览展出的300余件明代宫廷用器及相关窑址标本,显示了明代宫廷瓷器的政治意涵和艺术精神。王安石《读史》诗曰:“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阐释古陶瓷与编修史书一样,更需要传达其“精神”。这一展览首次从宫廷礼仪、政治活动、民族关系、外交贸易以及宫苑雅事等多元视角诠释15世纪宫廷用瓷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趣,由此展览也可透见明初复兴儒家传统与人文艺术的政治文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宫廷瓷器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有利于激活文物的内在价值。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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