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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对“热证不可久”、“阴虚不可灸”之说嗤之以鼻。三年前，母亲因为乳腺癌晚期转移并诱发多种高危症状，肺部大量血性积液，中医院、县医院束手无策。因为我姑妈也是医生，我们坚持排液、去栓、肺粘膜粘合方转危为安。期间，母亲呼吸困难伴发热，只有艾灸能够缓解。一位医生跟我说阴虚不能艾灸，可是当时没有更好的办法。术后母亲卧床不起，腿粗如桶，针灸一周之后就可以下床行走了。 二伯父八十六岁了，摔伤膝盖形成积液，红肿热痛。无论是看脉象，还是舌象都是阴虚热证，针灸了一个疗程也痊愈了。 针、灸如药，但是也有各自作用的特异性，只要对症，有的放矢，效如桴鼓！  本文从热证忌灸与可灸正反两方面,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热证可灸说。不仅对传统针灸临床思维定式是较大冲击，而且对扩大灸法应用范围与提高针灸临床疗效,也有较大现实意义。原文发表于1980年第11期《中医杂志》，篇幅稍长。  热证可灸论 原作 魏稼 灸法只宜用于阴盛阳虚的寒证，而忌用于阴虚阳盛的热证, 这是人们奉行了一千多年的信条。自公元2～3世纪张仲景倡此说起,直到1964年版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针灸学讲义·针灸准则》还强调:……但阴虚阳盛患者,不宜于灸,恐助阳伤阴。”1979年版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针灸学·施灸的禁忌)一节也提到:'凡实证热证及阴虚发热者,一般不宜用灸法。” 热证忌灸,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对针灸学中这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未通过实践检验就过早地下结论,看来未必适宜。 热证忌灸论值得商榷 热证忌灸论, 导源于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 书中反复提出“火逆”“火劫”等告诫, 谓“微数之脉, 慎不可灸, 因火为邪, 则为烦逆, 追虚逐实, 血散脉中, 火气虽微, 内攻有力, 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说明虚热证不可用灸。又:“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是实热证用灸亦非所宜。至于热证施灸后可产生什么不良后果?书中列举发黄、谵语、惊痫、瘛疭、便血、衄血、口干、舌烂,烦躁,等等。 灸后出现这些病证,也许确有这样的巧合。但如果由此而得出结论，以为这就是误灸造成的后果,那就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针灸临床应用非常广泛,从未有人证实灸有这类副作用,更未发现哪部医学著作把灸列为这些并发症的原因或诱因之一。相反，从《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医籍中可以看到,黄疸、惊痫等症是可以用灸作为治疗手段的。 温热病发展传变甚速, 如急性甲型传染性肝炎可很快出现黄疸; 暴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可迅速出现谵语、抽搐等神经系统症状。假令在这些症状出现之前恰好用了灸法,于是把这种疾病本身自然发展变化的趋向,误认作灸的“罪过”,不是没有可能的。 所谓热证用灸可引起吐血、衄血等出血现象也值得商榷。广州市卫生局编的《中医临床经验》一书“温灸涌泉治疗肺结核咯血60例的报告”一文指出60例患者中, 灸后有54例咯血即止或渐止, 并无任何副反应, 而肺结核大多属阴虚患者。至于用灸治疗衄血、便血的记载,古今文献也屡见不鲜。 由于张仲景是我国伤寒学派的祖师,是众所周知的医圣,故盛名之下,他的学术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宋代《圣济总录》云:“近髓之穴,阳证之病,不可灸也。”并进一步指出了阳病不可灸的原因。《续名医类案》云:“若夫阳病灸之,则为大逆……故曰:不须灸而强与之灸者,令人火邪人腹,干错五脏,重其烦躁。”明代汪石山《针灸问对》云: 若身热恶热, 时见躁作, 或面赤面黄, 嗌干咽干口干, 舌上黄赤, 时渴, 咽嗌痛, 皆热在外也, 但有一二证, 皆不宜灸。” 阳病热证不可灸吗?事实并非如此。曾治不少急性扁桃体炎患者，症见身热、口渴、脉数、舌红、咽喉痛,直接灸角孙、内关二穴各3~5壮。每日2次,2日后症状基本消失。这与1977年第2期《新中医》有人报道用灯火灸治疗本病300多例的效果相仿。并未发现有“火邪人腹、干错五脏”等不良反应。 清代著名温热病学者王孟英,在《言医选评》中提到“虚劳病,惟于初起时急急早灸膏肓等穴为上策”。又说:“设属真阴亏损,滋阴之药在所必用……又未可再以艾火劫其阴也。” 艾灸是否真可劫阴?对这个问题, 明代李梃在《医学人门》中认为:“虚损痨瘵,只宜早灸膏肓四花……如弱瘦兼火, 虽灸亦只宜灸内关、三里以散其痰火。”显然, 所谓“瘦弱兼火”, 为阴虚阳亢无疑。假令灸法真可劫阴, 又岂可妄用。再从《全国中医经络针灸学术座谈会资料选编》中的“200例浸润型肺结核的隔姜灸并用化疗的临床研究”一文也可看出以“真阴亏损”为主的肺结核,不仅用灸未出现劫阴现象，而且还有一定疗效。 清代赵濂《医门补要》:“凡红肿炊痛外症, 最忌火针艾灸, 并饮酒浆。不然助火串毒, 更肿痛异常。疔疮尤忌, 犯之便走黄延肿, 不可治疗。 明代著名外科医家薛立斋对“红肿炊痛”的外科疮疡就是常用灸法的。《外科精要》:“一儒者,患背疽,肿炊痛甚,此热毒蕴结而炽盛,用隔蒜灸而痛止。”又《保婴撮要》:“一小儿,腿内炊赤,大肿发热,此血热内郁,而欲为脓耳。当先杀其大势, 用隔蒜灸法, 灼艾试蒜热, 移患处二十余炷,痛始减; 再三十余炷,肿渐消。”关于疗疮可否用灸《严氏济生方》等文献云“治疗肿, 灸掌后横纹五指”并说此法甚验。清代林佩琴《类证治裁》虽有“疔疮先刺血, 内毒宜汗泄, 禁灸不禁针,怕绵不怕铁”之说, 但又提到疔在项以下者可灸。可见,所谓“红肿炊痛”“疗疮”等症, 用灸可“助火串毒”“走黄延肿”, 并不尽然。 清代陆以湉《冷庐医话》:“尝见有……痿症挟热, 因灸而益重, 是不可以不慎也。”其实, 痿症挟热, 用灸未必益重。尝治一小儿麻痹症,发病2周,左足痿软无力, 不能站立, 但肌肉未见萎缩, 兼有舌红、脉数、唇红、便结等症。本拟针治后因患儿不配合, 乃改用灸法,每日在患肢髀关、伏兔、足三里施灸, 2周后能站立，1个月后基本痊愈。此后对本病不论阴虚阳虚, 多配合用灸, 都有良效, 并未发现有“因灸益重”者。 有些医案也提到误灸产生的不良后果。《孙文垣医案》:“汪希明……素有痰火,旧曾吐红,张医用收涩之剂太早,以致痰与瘀血留滞经络……且为灸肺俞膏肓……咳不能睡。又误作风邪,而投发散风剂,不思火盛得风,其势愈炽,血从口鼻喷出,势如涌泉。延予为治,六部洪数,身热而烦……全瘳。书云: 病有六不灸,火盛者不灸。此由误灸,几于不保,故特识之以为好灸者龟鉴。”这本来是二则误投发散之剂而引起吐血的医案,但作者几乎把全部责任推给了灸法，似不公允。前已述及,肺病咯血是可用灸治的。 综上以观, 可见历代医家有关热证忌灸之说是值得商榷的。虽然, 其中有些记载并非全无根据,但也不可否认, 不少人把疾病本身自然发展趋向而出现的症状或用其他疗法引起的不良反应强加给灸法, 不适当地夸大了它的危险程度,使灸法蒙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从而影响了灸法的推广应用。 热证可灸的文献根据 大量文献资料表明, 灸疗作用的特异性是不大明显的。《大观本草》《本经别录》《本草纲目》等均称灸能治百病，并未指出它仅仅适用于寒证。明代龚居中《痰火点雪》云:“灸法去病之功, 难以枚举,而其寒热虚实,轻重远近,无往不宜。”进一步说明灸法有着广泛的适应范围。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在古代文献中不难发现,临床各科热证应用灸的记载比比皆是。 首先,从内科病证看,《明堂·下经》云:“ 热病汗不出, 灸孔最,三壮。”说明温热病可灸。《备急千金要方》 :“五脏热及身体热, 脉弦急者, 灸第十四椎与脐相当五十壮。”是热在五脏可灸。《千金翼方》:“胃中热病, 膝下三寸名三里, 灸三十壮。”是胃热病可灸。《外台秘要》引《古今录验》:“ 疗热结小便不通利方……取盐填满脐中, 大作艾炷, 灸令热为度,良。”此热在下焦用灸。《针灸资生经》:“ 有士人患脑热疼,甚则自床投下,以脑拄地,或得冷水粗得,而疼终不已,服诸药不效,人教灸囟会而愈。热疼且可灸,况冷疼乎”, 此头部热证用灸。罗天益《卫生宝鉴》:“建康道按察副使奥屯周卿子, 年二十有三至元戊寅三月间病发热，肌肉消瘦,四肢困倦,嗜卧盗汗,大便溏多……约半载余。请予治之诊其脉浮数,按之无力……先灸中脘……又灸气海……又灸三里……以甘寒之剂泻热,其佐以甘温,养其中气……”这又是虚中有热用灸。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泄者……假令渴引饮者,是热在膈上,水多入,则下膈入胃中……此证当灸大椎三五壮,立已。”是热泻用灸。 在内科,特别是虚劳骨蒸用灸更多,唐代崔知悌《骨蒸病灸方》称:“尝三十日灸活一十三人, 前后差者, 数过二百。”宋代《苏沈良方》收载其法, 作者自称“久病虚羸,用此而愈”。严用和《济生方》及陈自明《妇人良方》均盛称灸四花患门之功。《扁鹊心书》还载一医案:“ 一幼女, 病咳嗽发热,咯血减食, 先灸脐下百壮, 服延寿丹、黄芪建中汤而愈。”《丹溪心法》亦载一医案, 称治肺劳咯血, 发热肌瘦, 为灸肺俞五次而瘳。此外,如《孙天仁集效方》灸劳法, 云能治手足心热、盗汗等症。《痰火点雪》对此法推崇备至,称灸有“拔山之力”。《普济方》介绍肩井治骨蒸,并指出“若人面热带赤色者,灸之即瘥”。《针灸大成》称灸患门可治咳嗽、遗精、潮热盗汗等症。凡此都一致说明阴虚有热的虚劳骨蒸，是可以用灸法治疗的。 外科热证用灸的记载也不少,早在东晋时代,我国倡导灸法的先驱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隔蒜灸法,据张杲《医说》称在江宁府紫极观掘得其石碑,碑文称可治“赤热肿痛”的“发背”。历代文献颇称其疗效,如《圣济总录》:“凡痈疽发背初生……须当上灸之一二百壮,如绿豆许大。凡灸后却似掀痛,经一宿乃定,即火气下彻。肿内热气被火夺之,随火而出也。”又《洪氏集验方》称此法“救人不可胜计”,并举一例发背患者,灸十壮后红肿渐消。清代《医宗金鉴·外科心法》提到痈疽七日以内未成脓者,不论阳毒阴毒,均宜用灸法治疗,可使“轻者使毒气随火气而散,重者拔引郁毒,通彻内外”。 疮疡晚期已化脓可否用灸?在薛立斋医案中可看到薛氏对此是常用灸法治疗的。此外,《外科枢要》载,薛氏曾治三例脱疽患者,一例是“足三阴虚而火动”症,另一例是“三阳经热毒壅滞”症,还有一例是“三阳经湿热下注”症,三例全部用灸法治愈。由此可见,外科热证也是可以用灸法治疗的。 在妇儿科方面,《扁鹊心书》记载:“妇人产后热不退, 恐渐成痨瘵, 急灸脐下三百壮。”《太平圣惠方》:“ 小儿热毒风盛, 眼睛痛, 灸手中指本节头三壮, 名拳尖也。《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小儿温疟,灸两乳下一指三壮。”《续名医类案》:“一儿年十四,痘后腰脊痛, 不能俯仰,午后潮热, 此骨髓枯, 少水不胜火, 肾气热也。灸昆仑穴、申脉穴各三壮, 又以六味地黄丸加独活, 及补中益气汤间服而愈。”由于魏之琇对热证用灸很不理解, 故在这则医案之下,写了一段“既是肾热, 何以用火攻而愈, 其说可疑”的按语。 五官科热证用灸，《外台秘要》:“又扁鹊疗劳邪气热眼赤方,灸当容百壮,两边各尔。”又《续名医类案》:“丹溪治一中年人, 右鼻管流浊且臭, 脉弦小, 右寸滑,左寸涩。灸上星、三里、合谷, 次以酒芩、苍术……分七帖服之痊愈。乃痰郁火热之症也。” 总之,无论是哪一科热证, 也不论是属于什么性质什么类型的热证, 古代文献都有可灸的记载。我们有足够的根据说明, 灸法不仅适用于阴盛阳虚的寒证。也可用于阴虚阳盛的热证。 热证可灸的理论探讨 热证之所以可灸, 从祖国医学理论来看, 似与“寒者热之”的治疗原则矛盾, 但只要进行深入探讨,并非不可理解。 第一, 灸法可以热引热, 使热外出, 正如《圣济总录》所说:“ 肿内热气被火夺之, 随火而出也。”《医学人门》亦云:“ 热者灸之, 引郁热之气外发, 火就燥之义也。”清代吴尚先《理瀹骈文》提到膏药外贴亦可用热药时说:“一则得热则行; 一则以热引热,使热外出。”也可用来解释实热证用灸的机制。第二通过灸法助阳, 从而达到阳生阴长的目的。《丹溪心法》:“大病虚脱,本是阴虚, 用艾灸丹田者, 所以补阳,阳生阴长故也。”虚火是水不济火, 非火之有余, 乃火之不足, 故古有脱血者益气, 甘温除大热等治疗法则。葛可久《十药神书》治劳十方, 用甘温者七,其理亦在于此。这又是虚热证为什么用灸的理论依据。 有人认为热证用灸即中医“热因热用”的“从治”“正治”法,《丹溪心法》:“火以畅达, 拔引热毒,此从治之意。”但实际上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中医治则中的“热因热用”, 一般指假热而非真热,灸法所治的热证, 既有假热, 也有真热。两者内容不同,不能等同看待。 必须指出, 温热药与灸法的温热作用也是有异的, 前者是通过胃肠吸收而产生效应; 后者则是通过刺激体表而起作用, 两者治疗途径不同, 引起的热反应肯定也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药物只有单向调整作用，如升高血压的药物一般无降压作用, 降低血压的药物无升压效果。而灸法则不然,。朱琏《新针灸学》译载日本樫田、原田博士研究结果称灸能引起血压升高。而1958年第2期《中医杂志》报道陈大中用灸治疗高血压病也有一定效果。显然,是对机体原来的功能状态起双向调整作用。1965年第5期《中医杂志》报道侯灿对湿热证施灸的结果也表明了这种作用。故灸治没有药物治疗那种“桂枝下咽,阳盛则毙;石膏入胃,阴盛以亡”的严重后果,这正是它的安全所在。 再从现代物理疗法中的温热刺激疗法来看, 其中如中波电疗、短波电疗、微波电疗、泥疗、蜡疗等, 都可治疗不少属于急性炎症的热病, 说明热病应用温热刺激的灸法是完全可以的。 历代医家之所以对灸法忌用于热证深信不疑, 就是因为他们对“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个治疗原则, 视为可适用于中医所有治疗方法的普遍真理, 忽视艾灸作用的特异性，从而产生了上述偏见。 当然,每一种疗法都有它的适应证,也有它的禁忌范围。由于古人提出灸法的禁忌证常有一定的主观臆测成分, 故有深人研究的必要。《古今医案按》:“一人稚年气弱, 于气海、三里穴时灸之。及长, 成热厥头痛, 虽严冬, 喜朔风吹之, 其患辄止, 少处暖及近烟火, 其痛即作。此灸之故也, 东垣治以清上泻火汤, 寻愈。”这则医案可能不是虚构, 问题是作者把老年患热厥头痛的原因归之于少时用过灸法, 这种纯属猜测的判断推理方法, 现在看来实在荒唐可笑。 灸法禁忌证研究涉及它的作用机制、艾叶功用以及刺激的强度、时间、部位与人体原来功能状态的关系等问题。对于这许多问题都必须深入探讨, 它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灸法适应证与禁忌证。 笼统地说热证忌灸,今天看来已不大确切。广大针灸工作者必须通过临床实践,积累大量观察资料,揭示灸法治病的奥秘,彻底弄清它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为发展针灸医学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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