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克到康德，认识是如何产生的？

从洛克到康德，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著作为审查铺就了道路，但显然，他们的著作也是反宗教的。

约翰·洛克曾提议将弗朗西斯·培根的归纳实验和方法应用于心理学，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中，理性首次在近代思想中反省自己，哲学开始审查这个长期以来信任的工具。这种哲学的内省运动随着理查森和卢梭的内省式小说一步步发展起来。人们追求小说要有如《克莱丽莎·哈洛》和《新爱洛伊丝》那样丰富的情感色彩，与此相应，在哲学中也推崇本能和情感高于理性。

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是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具有天赋观念，比如是非观和关于上帝的观念，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吗，是先验的吗？焦虑的神学家担心人们对神的信仰会消失，因为毕竟没有人见过上帝，因此他们想，如果能证明信仰和道德的基本核心思想是每个正常的灵魂天生就具有的，那信仰和道德就可以被强化。然而洛克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尽管作为一名优秀的基督教徒，他愿意尽力为“基督教的合理性”辩护。

他认为我们的认识来源于经验并通过感官获得，“我们的脑海里除了首先被感官所感知的东西外，别无他物”。在出生之时，我们的脑海是一张白纸，感觉和经验用千万种方式在上面描画，直到感觉引起记忆，记忆产生认识。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由于只有物质才能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所以我们只能认识物质，也因此必然要接受唯物主义哲学。草率的人这时说道，如果感觉是思想的材料，那物质就是心灵的原材料。

根本不是这样，乔治·贝克莱主教说。洛克学派对认识的分析反倒说明了物质只能以精神的形式存在。只是推导出我们不认识物质，以这种简单有效的策略驳斥唯物论，这主意真是高明，全欧洲只有一位盖尔人能想出这种形而上学的魔术。主教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洛克不是告诉我们认识源于感觉吗？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只是我们对它的感觉。一个东西就是一连串知觉，也就是被分类解释过的感觉。你或许会反对这种想法，你会说，你的早餐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不是一连串的知觉；同样，一把你学木工时握在手中的锤子再物质不过了。

但是，你的早餐首先是视觉、嗅觉和触觉的总和，然后是味觉，再后来是内在的舒适和温暖。同样，锤子是你对颜色、大小、形状、重量、质料等的感觉的总和。它的存在对你而言不在于它的物质性，而在于通过手指传来的感觉。如果你对锤子没有感觉，那么它对你而言就不存在。它或许总是锤到你无知觉的拇指，却不能引起你一丁点儿的注意。它不过是一连串感觉或是一连串记忆，它是心灵的一种状态。就我们所知，所有的物质都只是心灵的一种状态，我们直接认识的唯一实在是心灵。对唯物论我就说这么多。

但是，这位爱尔兰主教小觑了苏格兰的怀疑论者。大卫·休谟（1711—1776）在二十六岁时以他的异端邪说《人性论》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人性论》是近代哲学的经典传奇之一。休谟说，我们认识精神，就如我们认识物质一样是通过知觉的，尽管精神是内在的。我们从未感知到“心灵”这种实体，我们能感知到的只是独立的观念、记忆、感觉等等。心灵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产生观念的器官，它只是一个指称一系列观念的抽象名词。知觉、记忆和感觉就是心灵，思考背后并没有看得见的“灵魂”。然而，这样一来，休谟不是完全摧毁了心灵吗？就像贝克莱摧毁了物质一样。一无所剩，哲学最后跌入自己创造的废墟中。难怪一位智者说，“没有物质，也没有心灵”，以此劝说大家停止争论。

然而，休谟并不满足于通过打碎灵魂的概念摧毁正统宗教，他还想通过消解规律的概念来毁灭科学。从布鲁诺、伽利略的时代起，科学和哲学一直非常重视自然规律，重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斯宾诺莎曾在这些高傲的概念上建立自己雄伟的形而上学殿堂。但休谟说，我们从没感觉到原因或者规律，我们只能看到事件和结果，然后推断出因果关系和必然性；规律不是一件事必然永久遵循的法则，只是心灵对千变万化的经验的一次总结和速记。我们无法确定曾经的因果顺序是否会在将来重现。“规律”是从事件发生的顺序中被观察到的习惯，但这种习惯中并不包含“必然性”。

只有在数学公式中才存在所谓的必然性。这些公式必然永远正确，仅仅因为它们是同义反复的——谓项已经被包含在主项当中。例如3×3=9是永远正确的，因为“3×3”和“9”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达形式。谓项相对于主项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所以科学必须局限于数学和直接的实验，它不能相信从“规律”推演出的未经证实的结论。这位可怕的怀疑论者这样写道：“要是我们在图书馆里走一走，就相信了这些原则，那将是多大的灾难啊！当我们阅读形而上学派的作品时，我们要问自己：'它是否包含有数或量方面的抽象推理？’没有；'那有关乎事实或存在的实验推理吗？’也没有。那就将这书扔进火里烧了，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只是诡辩和空想。”

想想看，那些信奉传统宗教的人听了这些话，会觉得多么刺耳！认识论的传统——探索认识的本质、来源和有效性——已不再支持宗教。贝克莱主教用来杀死物质的利剑现在指向了非物质的心灵和不死的灵魂。在这场混战中，科学本身也承受了巨大的伤害。难怪伊曼努尔·康德1775年读到大卫·休谟著作的德语译本时，十分震惊。如他所说，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被惊醒了，曾经，他不加怀疑地接受宗教的本质和科学的基础。难道科学和宗教信仰都要向怀疑论者低头吗？怎样才能挽救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