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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对广播喇叭都会有清楚的记忆。 在那个物质生活普遍贫困，业余文化生活极为单调的年代，乡村里能和文化挨得上一点边的除了隔一段时间看一场露天电影，就是听广播了。 大约是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大队给各家安装了有线广播喇叭。刚安上小广播的时候，我对这玩意儿充满了好奇，不理解那个在广播里说话的人是怎么进去的，那小小的匣子怎么会装得下说话的人，在那里面不憋得慌吗？后来父亲告诉我说，这声音是通过线路传过来的，我似懂非懂，感到很是神奇。 有了小广播喇叭后，我感到生活充实多了。以前每天晚上都是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听大人讲笑话、说故事。现在每天清晨早早就在广播的乐曲中醒来，晚上再把最后一个的广播节目送走。 那时候的小广播节目比较单调，播送的时间也有限。一般是早晨6点开始播音，广播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晚上一般是8点半结束（周末要延长一会儿），结束曲是《国际歌》。每天早晨黄金时段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上的黄金时间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这两个节目是我们必听的。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还有我们本地的新闻节目，如昭乌达电台和赤峰县广播站的新闻节目。 那个年代广播里的文艺节目比较少。主要是播送“样板戏”，经常播送的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有时播送选段，有时播送选场，周末有时播送全剧。小广播不能调频，也不能调节音量，播音的效果很难让人满意，有时不得不站在凳子或炕沿上竖着耳朵听，记得我就多次站在炕沿上听过整出（全场）的“样板戏”。 因为经常听，反复听，这些样板戏的大部分选段我都会唱，这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的共同特点。现在一些同事、同学、战友聚会时，如果有人提议唱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会来一两段样板戏。 又过了几年，大队给各小队安装了大喇叭。记得我们小队的大喇叭就安在我们西院的墙外，大喇叭播音的时候我们在屋里也能听得见。那时的大喇叭经常广播一些大队的通知，我们最期待的就是晚上放电影的通知，一听说要放电影，我们这些小孩儿慌慌得连晚饭也吃不下了，拿着小板凳早早去占地方。 除了广播一些通知，大喇叭也播送一些文艺节目。记得我们大队的大喇叭播放最多的是京东大鼓《送女上大学》（那时的大学是社来社去，学生叫“工农兵大学生”），因为经常播放，我们很多人也都会唱上几段。现在还记得这样几段唱词：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呀，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那桂兰穿红格的衬衫多么好看，制服的裤子是学生蓝。漆黑的头发两个小辫，那绿帆布的书包挎在身边那啊。张老汉是青布的裤子白布褂儿，实纳帮儿的夹鞋在脚上穿。身体健康黑红的脸，他挑着担子走在前呐呀哎。 那张老汉送他的女儿把大学上啊，特意给桂兰把行李担。一气儿走了有十几里，桂兰要接过扁担，让爹爹歇会儿抽袋烟。这老汉说，这担子我怕你挑不动啊，担心孩子你把路走偏呐呀哎。桂兰说，千斤的重担我能挑起呀，革命大道我永向前。 所以能把这个大鼓书的唱词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对它太熟了，也太喜欢了，它几乎陪伴我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高，后来一些家买了收音机（半导体），可以随时收听广播电台的节目了，但人们还是离不开有线广播，特别是广播经常发布一些本地通知和即时信息。另外许多人也听习惯了定时的广播节目。 “文革”结束后，文艺战线出现了喜人的局面，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开始丰富多彩起来。特别是广播剧、小说连播等节目深得人们的喜爱，记得我上大学时，每次回家都看到父母准时听广播里的小说连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 我在当铺地中学参加工作时，教师宿舍里也安有广播喇叭，我们那时最爱听的是单田芳的评书《大隋唐》。和我住一个宿舍任老师习惯在宿舍备课，每当备课时，他就把广播的地线拔下来，我们想听广播的时候再把地线插上，一个姓杨的老师就幽默地说：“这东西真有意思，给它插上就嚷嚷，拔下来就不吱声了。”这话逗得大家哈哈笑。 那时的广播除了播送小说和评书节目，还经常播送一些歌曲，特别是邓丽君、朱逢博、李谷一、德德玛、李双江、胡松华、蒋大为等歌唱家的歌曲经常在广播里播放，听着这些动听的歌曲，我们感到生活是那么的美好，正如歌词里唱的那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记得那时候昭乌达广播电台有一个“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这个节目深受听众的喜爱，它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欢乐的时光。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广播喇叭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但它留给我们那一代人的记忆是深刻的，也是美好的。 读的是朋友，不读的也是朋友，既读又转发的是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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