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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是一个巨人，嬴政也是一个巨人。在很多人的心中，这两个巨人是永远对立的。巨人从来都不是互相鞭挞的，相反他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也是互相继承的，只是继承前一个巨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倒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孔丘出生的那个地方，曲阜，是嬴姓的祖庭，后来嬴政祖先那一支迁到了西北，生根发芽。孔夫子和秦始皇就这么被奇妙地联系上了。大概就在公元前1000年，周灭商，秦人的祖先离开了曲阜，鲁人的祖先来到了曲阜。 更重要的事是，他们都很看重泰山，也都很看重天下。孔丘登泰山而小天下，他东观大海，南瞻吴越，西眺秦晋，北顾燕齐，他的志在天下，是周公旦的天下，是周天下；嬴政登泰山而封天下，他五巡疆域，刻石标记，宣示着这一切都是他的天下，他也志在天下，是秦王政的天下，是秦天下。 他们面临的，都是大一统的概念。孔丘怎么也没想到，他毕生的心愿之一，结果在嬴政的手上被重新建构了，虽然那并不是他本身的愿望，但是孔丘和他的历代弟子们一个个前赴后继地谱写了战国史，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发现，战国思想史诸子百家，没有哪家可以和儒家彻底划分界限。 一部战国史，其实就是一部儒家内斗史。 从儒商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开始，春秋就结束了战国就要开始了。紧接着的田子方、吴起接连登场，间接影响到了李悝、商鞅、荀卿、李斯等。这种内斗，其实早在孔丘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比如神奇的宰我之死，老夫子死后，曾参和卜商更是分庭抗礼，和王阳明死后王学分了好几支一样。儒家不只有儒生，还有儒商、儒将、儒农等等，但为什么最后只剩下了儒生呢？ 因为后来我们对战国儒生的认知只剩下了一个人——孟轲，而孟轲其实并没有拜师，他只是自认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但谁也没想到，曾参这一支在千年后的真正胜利，来自一个没有拜过师门的好辩后生。
这个世界开始变得互相不可理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子姓孔丘诞生了，那是第一个巨人，巨人注定会失败，所以巨人注定是永生的。 评价始皇帝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自打始皇帝作为一个符号开始，他就必然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毁誉参半，从古至今歌颂他的与唾骂他的一直是对半分，谁也说服不了谁。 当然，我想始皇帝自己是清楚的，二十六年，天下一统。始皇陛下的共识基础在于大一统，所以他需要对所有人负责。然而在春秋战国长期的战争属于割据集团之间战争，割据集团必然会鼓励辖内农民生产，因此人口是缓慢增长的，当一个巨大的统一帝国忽然出现时，一定会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始皇帝清楚地知道，要想把统一帝国的共识永远地传承下去，必须付出更为惨烈和壮丽的代价。 这个代价包括他自己。 始皇陛下终于明白，历史走到了这里，必须由他来做出选择。 他必须残暴地修长城、修陵墓。因为只有他这么干了，大一统的共识才能真正稳固下来；但只要他这么干了，秦就必亡。始皇陛下明白了历史赋予他的一切使命，然后义无反顾地去点了一把火。所以始皇陛下是当之无愧的始皇帝，谁也抢不走他的始皇帝称呼。但他也永远地处于争议之中。 而他给这个民族留下的意识，就三个字：大一统。
始皇陛下只能让他们去修长城、修陵墓。因为只有他这么干了，大一统的共识才能真正稳固下来；但只要他这么干了，秦就必亡。始皇陛下明白了历史赋予他的一切使命，然后义无反顾地去点了一把火。所以始皇陛下是当之无愧的始皇帝，谁也抢不走他的始皇帝称呼。但他也永远地处于争议之中。 这是第二个巨人。巨人注定是要充满争议的，但也只有巨人才能理解、解构、批判和继承其他巨人。于是当嬴政终于横扫六合之后，他开始了对孔丘的审视。
周天子为什么是周天子？因为他是周天子，不容置喙。秦始皇为什么是秦始皇？因为他统一了天下，无法反驳。 那么汉天子为什么是汉天子呢？周秦本质上都是五帝之后，刘邦不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汉天子很久，终于他们从故纸堆里发现了一个叫儒家的存在，又从中看到了《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对合法性的建构具有极强的魅力，这时经学就正式确立了地位，虽然看起来很容易，不过无论是儒法之争（盐铁大会）还是《谷》《公》之争（石渠阁会议）都有着非常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总算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形势是会发生变化的，一会儿匈奴来了需要「大复仇」，一会儿刘秀登场需要谶纬学说，再加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终于开始正式撕扯起来，合法性基础就如同托勒密体系，一次次地为了修正模型以适应新的结果，最后模型异常复杂，它叫做《白虎通》。 这个时候，桓谭和王充的存在就显得异常珍贵了。不过，珍贵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不是主流，主流是谁呢？是叔孙通、是陆贾、是贾谊、是董仲舒、是司马迁、是刘向、是刘歆、是马融、是何休、是郑玄。 郑玄是两汉经学最后的集大成者，也是汉帝国最后的余辉，当他完成这件事时，经学走到了尽头，汉帝国也走到了尽头。再之后呢？ 司马家终于还是篡位了，司马炎想继续儒家思想的推广，但毕竟没法在「忠」字上作文章，于是只能着眼于「孝」字。《陈情表》里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但缺了「忠」的儒家体系好似缺了一条腿，不伦不类，随风倾倒。 终究这个「孝」字也还是没能立得起来。 两汉经学终于大崩溃，杀戮的时代彻底来临，伴随着的还有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当然能觉醒的都并非寻常人家，夹缝中生存的统治者们开始寻找玄学。荒诞的世界，后现代的人生，西晋终究没能逃过永嘉之乱。
在南方，在玄学兴起的同时，佛教与道教也开始渗透进思想文化主流之中，于是冲突必不可免。 牟子《理惑论》出现在了历史上，终于开始对儒家进行彻底的反对和清算；道教则走向了另一条路，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里，一方面极力抬高道教的地位，另一方面论证了道教与儒家的并行不悖。 在北方，洛阳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十六国刚刚封建化，亟需加强稳定，这时儒家的作用便出现了，拓跋宏来到洛阳时，看到了乌鸦，他很难过。 乱世何时结束，南北儒学、玄学、经学、佛学何时渗透并统一呢？ 目光放在河西走廊，问问李暠。
在经历了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乱世后，终于迎来了隋唐。可迎来的是什么呢？是两汉经学在乱世中的不堪一击，是佛老在残瓯里的艰难生长，等到了大一统的隋唐时，所有人都忽然意识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何以立国？ 儒释道互相渗透、互相碰撞了几百年，到隋唐时虽然看似水火不容，但实则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唐王朝尊李耳为祖，武周王朝以佛家为尊，都是为了合法性的建构，而儒家此时犹如一个幽灵，时刻存在着，却时刻不被认为存在着。 直到那件事后。 直到那件改变了唐朝、改变了中国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世界的事情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安史之乱为分界岭，唐朝变了，中国变了，世界也变了。大唐的统一从开放变为保守，南方的地位从落后变为进步，中东的交流从密切变为疏远。于是说小了，杨贵妃死了；说大了，整个世界史变化了。
然后韩愈登场了。韩愈从故纸堆里重新挖掘出了儒家，尽管在此之前，刘焯、刘炫、颜之推、王通、吕才、刘知几、杜佑等都在努力做这件事，但因为大唐的政治经济在那里，儒家并不曾受到极为重视的目光。韩愈赶上了好时候。——当然这也是天下的坏时候。 韩愈开始批判道教和佛教。这时他开始写诗：「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谢自然诗》）「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韩愈不仅对道教进行了无情的讥讽和嘲笑，他决定反佛。最出名的就是《论佛骨表》：「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虽然韩愈的行为触怒了唐宪宗，但这不重要。因为韩愈找到了他的法宝：道统。他用道统学说构建起了自己的新儒学理论，他对仁、义、道、德进行了新的定义（甚至可能是第一次定义），从而彻底将其与佛老切割开来，紧接着，道统就出现了。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是中华正道，孟轲之后道统就失传了，荀子和扬雄被请走了。而周公以后，道统和君统分离，道统高于君统，于是谁来接着这个道统呢？ 「舍我其谁？」 但是，佛老毕竟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不再是两汉经学可以横行无阻的时候，必须要想办法容纳它们，此时吸收之就是最好的法子了。李翱提出了复性论。李翱是韩愈的学生，他融合道家复性论，又对佛教禅宗的见性成佛进行吸取，终于完成了道学的基础。 尽管直到最后，唐帝国仍旧未能再现儒家在两汉时的耀眼光芒，因为没钱、因为没权，但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罗隐等人依旧做着不懈的努力。 终于，在唐帝国轰然倒下的那一刻，儒学打响了理学的第一枪。
如果说先秦儒学是发源，两汉经学是整合儒家内部分歧，那么唐代儒学就是在面对佛教和道教时的一次试图融合，这种融合从安史之乱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到宋元儒学则正式形成。唐代是三教鼎立，事实上儒学并不占据高峰，韩愈和柳宗元做过努力，但是没能成功。 自宋以来，儒家越来越复杂，流派繁多，更重要的是，官方主动行为锐减。与两汉魏晋相比，官方已无意介入构建儒家意识形态的工作了，这才有了两宋时期门派层出不穷却谁也占据不了主流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从宋元儒学开始，儒生们自己也无意将儒学的构建放在实存性和制度性上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和官方密切合作，寄希望于在不断构建天下、解释天下上做文章。他们开始「反求诸己」，开始探寻自身与宇宙之间的关系。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有大量诘屈聱牙的名词术语诞生，让我们来看一组名单。 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吕祖谦、陆九渊、叶适…… 记性有限，不能全部记住。但相比于先秦时的起步、两汉时的开创、唐代的复兴，到了宋代，儒学已经形成了各门各派，什么高平之学、安定之学、泰山之学、庐陵之学、百源之学等…… 但是，但是以上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支派即将在又一个大一统王朝的覆盖下，或者消亡，或者合流，最终变成分庭抗礼六百年的两大类别。 理学和心学。
这一切其实在宋代就开始了，而它在明代达到了高峰。尽管如此，却仍旧要记住，这已经不再是两汉时期了，官方只是被动接受儒学的新成果，而当儒学没有一个统一新成果之前，官方自己也不会主动参与。 这带来的是观察视角的多样化。先秦儒学我们只需要观察在野，两汉儒学我们观察庙堂的主动构建，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儒学是让我们感慨其衰败，宋代儒学我们注意到的是它自身的「野蛮生长」，那么明清儒学就需要我们一会儿看看在野，一会儿看看官方。
明初，洪武皇帝朱元璋做了几件事。停科举发生在洪武六年，尊孔发生在洪武六年，开学校发生在洪武八年，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定教科书发生在洪武十四年，而于洪武十七年，朱元璋重开科举。 可以说这是民间儒学努力谋求官方意识形态认可的过程。 很多人以为，王阳明出现之后，陆王心学立刻得到主流的认可，并逐渐取代了「毫无用处」的程朱理学。这是对跨越了两个时代的粗暴判断，实际上陆王心学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和程朱理学之间的斗争延宕到了清中叶，近二百年，这才以双方的和解告终。 第一次陆王心学试图和解来自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选取了三十五条朱熹的话，企图弥合双方的分歧以求得到程朱理学的认可，然而没有想到此举反而引来程朱理学的大力反攻，原来王阳明选取的这三十五条并非完全来自朱熹晚年，他只是迫切想得到认同而不惜对朱熹学说心学化。不得不说这是一招臭棋，直接带来了对方的强烈反弹。 第一次双方大规模的对峙则体现在明中期非常著名的一件事上，那便是嘉靖初年的大礼议。这场庭议一方面是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陆王心学为谋求话语权而引起的对抗。当以杨廷和为首的程朱理学代表人物坚持道统观时，支持张璁的人大都是王阳明的弟子，他们认为应当以嘉靖本人的孝心为准。就此两派开启了持久的拉锯战。
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流传着佛教、道教、天主教等思想，当心学主动加入了禅学后，理学便更有靶子可打了。双方不断在「道统」上做文章。这其中理学方依次以魏裔介、张伯行、陆陇其、熊赐履、吕留良等人为代表，而心学方则陆续派出了黄宗羲、陈确、李颙、孙奇逢与屈大均。 然后明亡了。明亡本是大一统王朝前后期的一次内部更迭，但因为牵涉到夷夏之防，它被迫变成了不一样的情况。很多明遗民将明亡归结为阳明学的泛滥，从而引发了清初期文和质的大辩论。
在清朝皇帝构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但往往被人忽略，这就是经筵会讲。看似这是一个简单的讲学，但它背后蕴含着的却是道统与正统的争夺战，而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的接连骚操作使它变成反败为胜的武器。 说到反败为胜，因为在清初，士人眼睁睁看着清朝占据了疆土，只能从思想上构建夷夏之防，借此表达清朝异族的不合法，再加上清初朱熹理学大占上风，而朱熹的理论产自南宋——那又是一个夷夏大防的时期——因此整个士林弥漫着一股对清朝合法性质疑的声音。 这种声音蔓延到朝堂上，虽然士人不敢轻易表态，却想利用经筵会讲来夺回话语权。 经筵会讲是什么？是士人接近皇权并教化帝王的途径。自宋至明，真德秀《大学衍义》、丘浚《大学衍义补》和湛若水《圣学格物通》都属于教导帝王的帝王书。文震孟之于明孝宗、孙承宗之于明熹宗等，都是如此。士人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影响帝王的思想，从而让帝王在道统面前低头。 清兵入关后，士人面对着夷夏之防，不断想方设法呼吁着要顺治恢复经筵会讲。顺治皇帝深知这其中的原因，但却束手无策。若是应允，那相当于承认自己是蛮夷；若是不应，那相当于放弃了寻求正统和道统之间平衡的机会。 顺治很无奈，而康熙很厉害。
康熙不仅没有回避，他主动要求经筵会讲了。康熙九年，经筵会讲开始，他没有走过场，而是觉得密度不够，把它改成了日讲，这让士人们感到兴奋。——可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几年，康熙终究还是要翻盘的。 康熙十四年的一天，讲官讲完课，本来打算跪拜离开，康熙叫住了他，开始复讲一遍，尽管这时康熙仍旧是被教化的一方，但他已经逐渐开始掌握主动权。到了康熙十五年，复讲一年后，康熙主动提出自己先讲，然后讲官再讲。 这一招很狠。它需要皇帝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极高，也需要满族皇帝对自己的汉文水平有足够强烈的自信。事实证明，它成功了。第一次时由于已有一年的铺垫，讲官没有表示太大的经验，于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士人终于失去了自己对经典的解释权，并且成为了帝王思想的补充者而不再是引领者。 当这一行为持续到乾隆朝时，就不只是讲官在场了，而是包括大学士也全部在场。所有人都能想到结局，道统就这样来到了皇帝手中。 当道统和正统都在帝王手中时，帝王就成了哲人王，皇朝的合法性自然建立起来。由此长达百年，终于影响到了清代儒学，而这时几近失恋而癫狂的那些明代遗民们已经一个个离世，文胜质和质胜文的辩论也在多重引导下得到了解答。清代儒学先经历了理学的复兴，中间有着顾炎武、颜元、黄宗羲等人的拉锯战，随后乾嘉汉学兴起，儒生们最终将目光放在了寻章摘句、训诂考证上面。
到了清代，看起来儒学的费拉化已经完成了，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件事，近代以来的儒学，涌现出了更费拉的一批「大师」。 那么原因是什么？ 这时我们要把目光放到一个更大的尺度上去，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一开始。 儒家为什么推崇孝？孝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那时的孔丘为什么是巨人，今天的孔丘又为什么要被打倒？ 为什么近代以来儒家越来越趋于无用，最终导致全面崩溃，再也难有起色？再也难有新的完整构建？只剩下了零星几个所谓的大师的自圆其说，和铺天盖地的批评，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两千年来，一直没有人给过答案，但是近代以来，这一切都变了。 答案不是张之洞给的，不是康有为给的，不是章太炎给的，不是梁漱溟给的，不是熊十力给的，不是马一浮给的，不是张君劢给的，不是贺麟给的，不是钱穆给的，更不可能是什么蒋庆给的。 以上所有人，都只能在思想文化领域打转，永远做着循环论证的事情，无论是复杂还是简单，都最终会失败。 因为答案要从胡绳和王亚南的书里找，要从五四的背景找，要从近代史划分的原因找。 答案就是鸦片战争。让我们回忆一下胡绳是怎么描述它的意义的：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被破坏。 中国古代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有足够的劳动力才可以种地，所以在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发展生产方式就是生孩子。 而孩子也是人，他们也要吃喝拉撒，也要生存，于是父母就和孩子之间有了无形的契约，父母养育孩子，孩子长大后回馈父母，父母百年后把生产资料交给孩子，这就是孝。从亲人推广到友人，再推广到陌生人，乃至于君王，这就是儒家文化构成的基石。 而这一切在鸦片战争来到时被破坏掉了。从那时起，儒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形态开始瓦解 王亚南说，现代化本质上可以翻译为资本主义化，是由封建制生存方式向资本制生存方式的转移。可以由政治上的革命促其实现，也可以由对内对外战争促其实现，其结果都必须是把旧社会或封建社会母胎内允许好的新生产力解脱出来。 所以，为什么在五四运动前后，儒家会彻底被打倒？ 当年那批读书人，读完了书，要么种地织布，要么科举做官。可是家庭手工业一天一匹布，怎么也敌不过洋大人一天一千匹布的效率，更敌不过洋枪洋炮；那读书做官呢？不好意思，科举被废掉了。 算一下时间，1905年科举被废，到1919年，正正好是这批新出来的青年长大，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但读完了书干什么，没有答案了。没有地可以种，没有官可以做，要么去工厂，要么去街上。 五四的成功是多方面的，五四的结果也是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改变了，五四那一代青年很快就会给出正确的答案，他们会给你一条崭新的路走。 这是一次比较彻底的决裂，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决裂中，两个巨人又一次被摆了出来。 孔丘？嬴政？ 孔丘是一个巨人，嬴政也是一个巨人。在很多人的心中，这两个巨人是永远对立的。巨人从来都不是互相鞭挞的，相反他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也是互相继承的，只是继承前一个巨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倒他。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儒家轰然倒塌，五四顺势崛起，终于在孔丘和嬴政之后，我们迎来了第三个巨人。
我想，就在这里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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