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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查发现，嵩山北麓近山区域，分布有十余处石铲加工点。它们沿嵩山北麓各主要支流分布，可能尚有其他支流流域也存在石铲加工点尚未被发现。这些石铲加工点，自仰韶文化开始少量出现，并在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发展繁荣。它们彼此邻近，离原料产地直线距离可超过10千米，聚落面积一般以5~10万平方米为主，彼此多存在竞争关系，目前尚看不出其对石料资源的独占性。产品的分配以交换为主，分配区域可能仅限于洛阳盆地内。 史前时期的石器工业，其生产、使用与流通，是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研究古代的石器加工业，能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复杂化，包括经济以及社会网络的发展提供独特的视角[1]。石铲工业就是其中之一。一般认为，石铲是一种挖掘工具，主要功能就是用于掘土。史前食物生产和建筑、制陶等活动，诸如获取食物块根、松土、耕种、挖掘坑穴、建筑取土、制陶取土等等，不少都与之有关。磨制石铲在旧石器晚期开始出现，目前发现的磨刃石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2.9万年的龙王辿遗址[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人群也越来越依赖石铲的使用。同时，人口的增长使得人类不断远离石料产地，深入平原地区，石铲的加工，也随之成为少数近山遗址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形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分工。 1997冬季年开始，我们在伊洛河流域展开了详细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了先秦时期遗址450余处，并在其中一些遗址，发现了与石器加工有关的线索[3]。2001年冬季，我们首先在灰嘴遗址调查采集了大量的石毛坯，意识到可能是一处具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聚落。随后的发掘证实，灰嘴遗址是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一处重要的石铲制造中心[4]。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嵩山北麓石料来源进行了详细调查。在对一些遗址的复查工作中，更加注意对石铲毛坯的调查采集工作，并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已有几位学者对其中部分遗址进行了梳理研究，但尚不够全面[5]。本文将以此轮调查材料为基础，结合一些遗址的发掘材料，对嵩山北麓石铲加工的情况，再次加以梳理和探索，以期对洛阳盆地史前石铲加工业的状况有进一步了解和补充。 调查所见石铲加工的线索与初步分析 洛阳盆地地质地貌研究表明，嵩山北麓出产寒武纪白云岩[6]，是制作石铲的主要石料来源之一。其中的鲕状白云岩具有特征性的鲕粒结构，较易分辨鉴定。我们在灰嘴遗址大量发现该类石料制成的石铲毛坯，证实了灰嘴遗址是一处龙山至二里头时期的石铲加工场。毛坯是石铲加工业的典型中间产品，是石铲加工点很好的指示标志物。完整石铲毛坯一般多平面近扁平长方形或呈顶端窄小、刃端较宽的牛舌状，长度30~40厘米，厚度一般在4厘米左右（图一）。
图一 灰嘴遗址出土龙山晚期、二里头时期石铲毛坯 1、2 龙山晚期；3、4二里头时期 伊河（与洛河汇流后称伊洛河）南岸发源于嵩山北麓的支流较多，以中部浏涧河、马涧河、干沟河流域以及东部的坞罗河流域面积较广，较适宜古人生存，因此自仰韶中期以来，至龙山晚期、二里头时期都遗址众多。区域内调查发现过石铲毛坯的遗址有19处（表一[7]）。 表一 嵩山北麓调查发现石铲加工点统计表
其中，袁家沟-俎家沟发现的有袁沟A遗址1处。浏涧河发现的有铁窑河支流寨湾东南1处，浏河支流夏后寺、双泉东北及灰嘴、郑窑南、郑窑、涧东村北等遗址共6处。马涧河发现的有西口孜、老周寨、新寨北咀、张湾西北遗址共4处。干沟河发现的有赵城、颜良寨水库西、颜良寨水库西南、府西村北、李家沟东遗址共5处。曹河流域有曹 就洛阳地区发现的石铲而言，一般可简单分为两型。A型石铲通常较长，以长牛舌状、长条形为主，最长可达30-40厘米，宽度一般在8-10厘米左右。考古发现的石铲多已非最初的形态，大多磨损较甚，一般长度仅在10余厘米上下或更短。A型的变体，大多是顶部有所区别。有的顶部近三角形或圆顶，有的还打制出双肩，有的是在使用到较短时才打制出双肩的。石料种类相对比较固定。B型石铲则通常较短，器形显得较宽扁，石料较杂，有的硬度还比较高，中部多有穿孔，形态上比较接近薄斧、钺、锛。本文所指的石铲加工，大多应该是A型石铲。
图二 嵩山北麓调查发现石铲加工点分布图 （据《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 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改制） A型石铲形态较长，石料及毛坯应该更长更宽。灰嘴遗址发现了较多废弃毛坯，有的拼合后长度可达40厘米，而一些残断的毛坯，尽管其长度有的达15厘米左右，宽度也在10厘米左右，却废弃不用，说明完整石铲对长度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普通的河滩卵石很难找到合适的石料，多需从山麓风化坡积处采集或者开采。A型石铲主要采用白云岩、鲕状白云岩/灰岩材质，这种石料硬度、韧性均不高，流水长距离搬运很容易破损。加上嵩山北麓流入伊（洛）河的支流普遍不长，水流量也不够大，普通洪水很难对石料进行长距离搬运，我们调查时也很少在河道中见到有这样符合长度要求的大型卵石。 另外，灰嘴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石铲毛坯残次品、废品等，多是在加工过程中断裂、破损。但也有不少在磨制阶段，因为石料韧性不足、颗粒不够均匀以及存在裂隙、节理等原因，还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半成品废弃现象[9]。因此，尽管我们在灰嘴遗址很少发现石铲加工完成的成品，但可以估计，当时不太可能单纯将石铲毛坯用于交换或贡赋等行为。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调查发现的石铲毛坯和半成品，绝大部分应为在本地加工和生产，该遗址应该有可能就是一处石铲加工的场所。 石铲加工点的年代考察 上文列表中涉及的遗址，总体上大多数都是以龙山晚期及二里头时期为主的。其中赵城、老周寨遗址是以仰韶遗存为主。赵城遗址仰韶遗存堆积深厚，发现石铲毛坯2件，采用两面器打制技术制成，石料包括灰岩及白云岩，未见鲕状白云岩。老周寨发现石铲毛坯3件，岩性包含灰岩、白云岩、鲕状白云岩3种，多兼用琢、磨等技法去薄，其特征与我们分析的龙山时期比较接近。此两处遗址应该具有仰韶时期石铲加工技术代表性。在仰韶时期，灰嘴遗址尚未见到专门的石铲毛坯及加工废弃物，说明当时的石铲需求量不大，石铲使用量可能较小，目前发现的加工点也不多。从灰嘴遗址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石铲制作技术的演进推测，仰韶时期可能对石料的选择性还不强，利用的石料还较杂，制作技术也可能比较复杂多变，生产效率尚不高，可能主要是供遗址内部或者附近周边遗址使用的。 除去赵城、老周寨两处以仰韶为主，不含龙山晚期及二里头时期的遗址之外，还有17处主体上属于龙山晚期至二里头阶段的遗址。其中面积小于3万平方米的小型遗址，有曹 灰嘴遗址的发掘表明，遗址大量制作石铲（坯）是从龙山晚期偏晚阶段开始的，并一直持续到二里头时期，尤其以二里头二、三期发现较多[10]。其对石料选择及制作技术还有一定的时代差异。龙山晚期发现的石铲坯，石料虽以鲕状白云岩为主，但也还有其他石料。鲕状白云岩本身还有鲕粒形态大小、层理厚薄密实程度不同等区别。龙山时期的石铲坯，去薄技术不太固定。既有采用砸击边缘破开层理面的砸击法，也有类似旧石器两面器打制技术，沿边脊进行交互打击，逐步向中心推进的技法。还有通过琢击，将中部高凸部分琢去的琢击法，有的甚至在石毛坯较厚的情况下直接磨制等等。二里头时期则较为注重选择石料，主要是以一种层理面含深红色铁锈层的薄层鲕状白云岩为主。多采用砸击边棱的方法去薄，很少采用两面器打法去薄，交互打击主要是为了打出边脊。龙山晚期的石铲毛坯常可见到较厚的，而二里头时期的毛坯，尽量利用优选石料的薄层理特性进行减薄处理，以减少磨制的时间来提高生产效率，其专业化水平有所提高。另外，龙山晚期还见到有利用片切割进行开料的技术，二里头时期也比较罕见。 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的大量石铲毛坯表明，自龙山晚期开始，至少在二里头时期，大量生产的石铲显然已大大超出了自用的范围，极可能以交换、贸易或贡赋等方式，向洛阳盆地其他遗址提供产品。我们调查发现的大部分石铲毛坯加工点都包含在这两个时期之内，其中不少都是同时含有这两个时期遗存的复合型遗址。这可能表明，在龙山至二里头阶段，嵩山北麓诸流域正处于石铲加工业大发展的兴盛繁荣期。尤其在二里头时期，由于人口聚集，土地开发利用增加，以及建筑夯土台、宫城等需要大量取土，可能是该时期石铲加工需求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 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石铲加工点分布特征 调查发现共有17处遗址，主体年代均在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我们将从其距离石料产地的距离，遗址面积大小、遗址与周围聚落的关系、遗址在流域的分布等四个方面来总结其分布特征。 首先，这批遗址大部分离石料产地均在5千米范围内，但是郑窑南、郑窑、涧东村北、张湾西北、李家沟东等5处遗址，离石料产地超过了5千米的。尤其是李家沟东遗址，与最近石料产地的直线距离较远。李家沟东与灰岩、砂岩等产地距离约8千米，与鲕状白云岩产地距离达到11千米。考虑到当时地形地貌，实际距离或可达15千米之遥。如果加上采矿、粗加工毛坯的时间，1天时间来回，应该比较紧张。另外，不少遗址周边不仅缺少制作石铲的石料，而且也不见有用作磨石来磨制石铲的砂岩出露。即便一些小块砂岩可以在就近河道中采集，也尚需要一些大型的砂岩石块作为磨石，来对石铲毛坯进行粗磨。因此，顺道再采集砂岩石料，也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倘若如此的话，制作石铲原料的获取时间，有部分遗址或许将超过1日来回。或许会中途借宿，也或许需要在产地露营或者在船上过夜。 其次，曹河流域的曹 从与周围聚落之间的关系看，在二里头时期，浏河支流以及马涧河支流的几处石铲加工点，本身遗址分布比较稀疏，周围只有个别疑似属二里头时期的聚落，再无其他同时期遗址环绕，近乎连续分布。这些遗址包括夏后寺、双泉东北、灰嘴、郑窑南、郑窑、西口孜、新寨北咀、以及干沟河流域颜良寨水库西、颜良寨水库西南等遗址。曹河上游的两处小遗址曹门（+外）、新后沟情况也类似，周围仅有1处遗址相邻。余下的遗址，大多是在该（小）支流的下游再未见到石铲加工点，才出现周围有几处其他遗址环绕的情形。总之，如果这些石铲加工点产量均较低的话，其产品可能主要是用于遗址内部使用。但是，我们在其中也见到有灰嘴、夏后寺这样石铲毛坯数量巨大，产品将远超本遗址内部使用的情况，说明这些大的遗址生产的产品大多需要远距离交换，那么，在这些邻近的石铲加工点之间，就应当存在明确的竞争关系。 从各流域观察，石器加工点主要分布在浏涧河、马涧河与干沟河3条支流。这3条支流恰位于嵩山北麓与伊（洛）河所夹区域的中部，流域河道较长，涉及面积较大，也是自仰韶晚期至龙山晚期、二里头时期聚落分布最密集、人群最为稳定的区域（中间龙山早期的衰落除外）。嵩山北麓寒武纪地层自寨湾以西约2公里的东沙沟东岸处出露，一直延伸至干沟河上游，呈东西向展布，在此区域几无间断，以白云岩、灰岩、鲕状白云岩为主。这也可能是这些遗址制作石铲原料比较单一的原因。东沙沟以西地层出露较杂，包含寒武纪、震旦纪、中元古代及太古代白云岩、石灰岩、砂岩、砾岩、石英岩、大理岩、片麻岩等。干沟河以东山麓前沿则主要是大片二叠纪、石炭纪、中奥陶纪砂岩、泥岩、灰岩等，寒武纪地层出露较远。坞罗河流域与干沟河类似，但山体比较靠近伊洛河。这些区域石料出露地层较杂，种类丰富，选择性较多，倘若存在石铲加工场，白云岩、灰岩、石英岩、砂岩都是可能的选择。（图三）尤其是坞罗河流域，虽然在二里头时期发现的遗址不多，我们在调查中暂未见到有石铲加工的毛坯，但既然存在像罗口、稍柴这样面积较大的遗址，离石料产地也不算远，应该也会存在相应的石铲加工点。总之，整个嵩山北麓，除了遗址较少的曹河（上游仍有小遗址含石铲加工点）、沙河外，基本都应该存在可能的石铲加工点。
图三 洛阳盆地地质图 （据《二里头1999-2006》报告、CGS地质图改制） 石料选择的因素分析 贾昌明将古代匠人在磨制石器原料选择方面可能考虑的因素划分为可用性和可获得性两大方面。可用性包括原料的质量（岩性：硬度、碎性、均质程度等）以及大小和形状等方面。可获得性则包括原料的丰富程度（和距离以及可开采量有关），自然地理环境（道路、山川沟壑的阻隔）以及人为因素如资源控制等不同因素。他认为，资源研究需要考虑其内在属性、外在属性以及社会属性[11]。 John Webb、Anne Ford以及陈星灿、刘莉等都曾就灰嘴遗址石料资源选择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12]。John Webb等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决定了灰嘴遗址石器加工中原料选择，分别为距离石料的远近、原料的功能（机械）特性以及开采的难易程度。主要考虑的就是石料的内在属性、外在属性，而对社会属性讨论较少。 嵩山北麓的地质状况与石料分布，上文已有提及。从调查发现的情况看，嵩山北麓中段以寒武纪白云岩、鲕状白云岩、灰岩为主，浏涧河、马涧河等支流大部分加工点都优先选择鲕状白云岩石料制作石铲，仅有郑窑南遗址以灰岩为主而有所不同。郑窑南遗址时代主要为仰韶、龙山和战国时期，遗址面积3万平方米，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主要是时代不同。 John Webb等通过显微切片观察了灰嘴遗址石铲加工利用的鲕状白云岩石料，将其特性总结为：鲕粒深灰色、圆形，直径0.5~1毫米左右的中粗粒，经常呈同心式叠层，胶质为灰白色块状白云岩晶体构成。鲕状白云岩硬度在3-3.5之间，易于打磨。其自然层理为较薄的波浪状近水平层理，易于去薄，可以减少磨制的时间。这种鲕状白云岩石料一部分位于山脚下，上覆一薄层松软的泥灰岩（白云化的粉砂岩），泥灰岩风化剥落后露出的鲕状白云岩岩床顶部，正好为石料开采提供开阔的路面。有的鲕状白云岩呈薄床（厚度小于1米）产出，中间夹有粉砂岩的叠层，十分便于开采[13]。 正如大家所观察的，磨制石器对石料的质量要求远不如旧石器高。用于挖掘黄土的石铲，作用对象比较松软，大多数硬度在3-4之间的岩石即可满足厚度需求，同时也更易于磨制。而沉积岩良好的层理，十分利于制作石铲这样较薄的产品。可以先将毛坯依层理，尽量制成1~4厘米左右厚度，减少磨制的时间。因此，石铲的石料选择本身比较广泛，已知的石料种类就包括白云岩、鲕状白云岩、鲕状灰岩、灰岩、砂岩、板岩、硅质岩、片麻岩等数种。灰嘴等遗址在二里头时期发现的石铲毛坯，近90%均为鲕状白云岩，主要的考虑可能就是其易于开采性。这种鲕状白云岩石料，在嵩山北麓中段山脚分布较广，故而在二里头时期，浏涧河、马涧河流域的绝大多数遗址，都选择了这种石料用于加工石铲。而在石料分布较杂、种类较丰富的西段和东段，距离山脚最近的多是灰岩、白云岩等，就很有可能会就近选择其他的石料。我们在嵩山北麓东段的坞罗河流域，虽然尚未见到加工石铲的毛坯，但是在巩义稍柴、罗口等遗址，就发现了不少石铲是用白云岩、灰岩等石料制成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坞罗河流域，二里头时期应该也还有以其他石料为主制作石铲的加工场，很可能就是以白云岩、灰岩为主的。 除了适合石铲功能要求的石料之外，加工石铲的工具砺石来源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砂岩石料有的在离山不远的河道就能采集，离山较远的则仍需要到专门的砂岩产地开采。一般来说，各遗址只要使用磨制石器，都不会缺少对砺石的需要，这是因为磨制石器在刃部磨损之后，都需要用砺石重新磨出刃口才能继续使用。但加工石器对磨制有特别要求，一般需要粗磨和精磨两道程序。粗磨通常包含对整器的磨制，既要对一些毛坯因自然层理起伏打磨平整，又要对打击的疤痕凹凸不平处尽量打磨光滑。尤其是鲕状白云岩石料，层面上常见瘤状凸起，打制很难将其打平，往往需要采用粗磨的办法才能整平。就马涧河、浏涧河流域来说，砂岩出露不多，有三叠纪砂岩出露的火焰岗和缑山是两处可能的选择。其余流域附近山内砂岩分布则较广，当为近山获取而来。我们估计，除了近山的几处遗址外，大部分遗址可在采集石铲原料的路途中一并获取砂岩砺石材料，有部分可以直接从河道采集。 关于石料资源获取的距离范围，大多是依据常识和民族学材料进行推定。一般以5公里或1小时步行半径来估算出大多数农耕群体的开发领域或者资源范围。陈星灿、刘莉等则考虑到石匠大多数由农民兼职，而石料很重难以远距离运输等因素，假定一个稳定的石器生产团队应该满足三方面的要求，其中之一是同石料产地的距离需要控制在1天来回的路程。John Webb等依据灰嘴利用石灰岩烧制石灰，证实从灰嘴到石灰岩产地距离达到8千米以上[14]。但李家沟东遗址远离鲕状白云岩产地，直线距离达到10余千米，水陆距离可能超过15千米。可能还需要在产地对石料进行粗加工，加上路上可能顺路采集砂岩砺石资源，1天来回或许比较紧张。可见，对特殊资源的获取距离，还是具有一定的延展空间。按照近代民族学的关系网络调查估计，特殊情况下，即便是农民，也有可能通过亲戚网络借宿、搭建临时据点等方式突破资源距离界限[15]。这或许也表明，石铲原料资源的获取对当时部分中小型聚落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嵩山北麓、伊（洛）河南岸的遗址数量，一直较为稳定并有小幅增长。调查发现，该区域仰韶晚期共发现遗址115处，龙山早期（庙地沟二期）出现较大的衰落，但至龙山晚期又恢复到129处并略有增长。在二里头时期，遗址数量达到138处，继续小幅增长。不过，考虑到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较窄，按照最新测年结果估算，总共约230年，仅约当仰韶晚期、龙山晚期约一半或更短。假如仰韶晚期、龙山晚期还有不同聚落因移动迁徙从而可能增加遗址总数，则更加显示出二里头时期实际人口规模增长可能是比较大的。而且，不少遗址面积比仰韶晚期、龙山晚期都有较大的增长，意味着其人口规模在二里头时期也应该有比较大的增加。依据乔豫对干沟河、坞罗河流域一些遗址领地生产力的估算，各流域土地利用率从仰韶晚期、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的土地开发程度总体上也呈逐步增长趋势[16]。而其中如府西村北、李家沟东、颜良寨水库西等遗址，一度土地利用率超过最佳承载量达一至数倍之多，显示某些中心性遗址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需对外开发更多资源换取生存资料。可能这也是在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不少遗址突然出现如此多石铲加工点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正是对土地增长的开发利用以及对新资源产品的开发，使得各流域得以养活更多人口，聚落面积得以进一步扩大。 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发现，石铲加工点主要分布在浏涧河、马涧河以及干沟河等流域。但依照我们的分析，其他较长的支流流域也应该还有相应的石铲加工点尚未被发现。在嵩山南部，登封等地区也发现过几处石铲加工点的线索，如阎寨遗址就曾发现较多的石铲毛坯[17]。我们估计，在郑州地区，自仰韶晚期以来，就常见白云岩、板岩等制成的石铲，嵩山东麓也应该还有不少类似的石铲加工点尚未被发现。至少在环嵩山地区，就应该也还有不少的石铲加工点。总体上看，石铲加工点沿山体周边分布，在同一时期，同一流域也往往也不只一处加工点，相互之间也存在明确竞争关系，但尚看不出各加工点居民对石料产地存在独占性。石料产地似乎是作为一种无主的自然资源而存在，附近甚至较远的居民均可参与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各加工点主要以距离最接近的石料资源采取最优选择策略进行开发利用，也不排除流域附近居民对石料资源形成了分区域控制的可能。 石铲的分配 要准确把握区域内石铲的分配是十分困难的。首先，我们对石铲加工点的分布情况了解还非常有限。其次，目前调查材料缺乏细化的时代关系，只能从大时段进行估计。再者，我们对石铲加工的具体情况了解也十分有限，例如某一加工点的石铲生产能力、效率等都难以估计，部分加工点的生产能力可能只够满足遗址内部需求。而且，我们也缺乏对石铲原料来源的形态、元素组成分析，各种石料的特征与区分都不太清楚，各遗址点也缺乏相应的详细鉴定结果。 不过，依据现有材料，我们还是可以对石铲的分配问题做一粗略分析，勾勒出一个大致的图景。调查材料表明，石铲加工点的分布比以往知道的数量要多。虽然调查发现石铲加工点的分布，主要以嵩山北麓中段为主，但依据二里头等遗址石铲石料统计结果，二里头时期鲕状白云岩石铲在所出土石铲中的比例较低[18]。这也意味着仍有用其他石料生产的石铲加工点尚未被发现。我们前面也推测，较长的支流，在离石料产地超过10千米范围内，都有存在石铲加工点的可能。而嵩山周围广泛存在丰富的石料，不少都可以用作加工石铲的原料。同时，似乎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资源被独占，获取需要得到特别的许可。 已有学者通过对洛阳盆地地质分布与岩石类型的考察，大致确定了盆地周边山地石料的分布。根据对二里头遗址石器生产的分析，绝大部分石料都可以在遗址附近的古（伊）洛河中采集[19]。同时，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鲕状白云岩、鲕状灰岩石铲，在石铲总量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这部分石铲应该就是从嵩山北麓的石铲加工点获取而来。 正如上文所述，石铲（尤其A型）因其特殊的形状大小要求，更可能需要在原料产地开采获得。二里头遗址北侧的邙山南麓的凤凰山、祖师庙山、首阳山以及虎头山，仅有三叠纪砂岩等石料出产，不太适合制作石铲，其石铲应当主要从其余加工点输入。二里头西部的新安、渑池境内，输入有可供制作石铲的石料，但距离较远，可达80公里左右，因此，可能的输入区域主要应来自嵩山北麓。不过，嵩山北麓的大量以鲕状白云岩为原料的石铲，在二里头遗址占比较小，很有可能石料出露较杂的嵩山北麓东段的坞罗河流域也是重要的石铲加工地。而我们调查发现的以鲕状白云岩为主制作石铲的加工点数量较多，说明其大部分可能只是在其周边进行分配。在渑池郑窑遗址曾发现鲕状白云岩石铲，但在渑池、新安境内，也有寒武纪地层出露，应该也存在鲕状灰岩石料，因此，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其应为当地附近生产，而非从灰嘴等遗址远距离输入。根据调查，我们推测，在帽郭遗址发现的2件鲕状灰岩石铲，很可能是从嵩山北麓灰嘴等遗址输入而来，可能已接近石铲分配的最远距离。鉴于各山体周围都有可能存在相应的石铲加工点，我们估计，各加工点的石铲主要在流域附近流通，其分配范围可能不会超出洛阳盆地。 灰嘴遗址因为历年取土及平整土地破坏，地面调查发现的残石铲毛坯，数量可达数百件。夏后寺遗址因为修建泄洪渠，调查也采集了几十件残石铲毛坯。假设石铲生产有一定的废弃率，例如5-10%，那么在这两处遗址，可以大致推断当时的石铲产量还是相当大的。这些产品可能很少会以贡赋的形式向二里头遗址集中，更大可能是在其周边遗址进行交换。依据前文分析，近山的石铲加工地往往不只一处，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其产品交换也应有相当距离，嵩山北麓各流域的下游以及伊洛河之间的夹河滩、洛河北部平原区可能才是这些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二里头遗址建筑夯土台、宫城墙等设施需要大量取土，极有可能是畿内周边劳动力自带工具，以劳役的形式进行的。倘若如此的话，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些鲕状灰岩、鲕状白云岩石铲，一部分可能是直接由嵩山北麓加工点输入，也可能尚有一些是周围居民以劳役形式带入遗址内使用过程中废弃的结果[20]。当然，二里头内部人员构成如何，以及是否也有部分从事建筑取土等体力劳动者，产品是否也还需要从周边石铲加工点输入，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结语 调查发现，嵩山北麓近山区域，分布有十余处石铲加工点，主要分布在浏涧河、马涧河、干沟河等流域较长的支流近山处。可能尚有其他流域也存在石铲加工点而未被发现。自仰韶时期开始，近山遗址已发现有少量石铲加工点，其技术比较复杂多变，采用的石料也较杂。龙山晚期开始，石铲加工点突然增多，大致奠定了至二里头时期分布的基本格局，并在二里头时期进入了繁荣期。这些加工点总体上离石料产地距离较近，多在5公里范围内，但也有5处地点距离较远。最远的李家沟东遗址，与石料产地的直线距离超过10千米。各加工点的遗址面积大小不等，以5~10万平方米的中型遗址为主。一些加工点互相邻近，说明其中一些产品需远距离运输交换，相互之间应存在明确的竞争关系。鲕状白云岩石料在二里头时期被大量开采利用，可能主要原因在于其易于开采性。突然增多的石铲加工点，可能是迫于生存压力选择的结果。目前尚看不出各加工点对石料产地的独占性。石铲的分配区域，可能主要是在洛阳盆地内，包括嵩山北麓各支流下游、伊洛河之间夹河滩以及洛河北岸平原区的部分遗址。二里头遗址大量建筑取土，可能采用由劳动力自带工具，畿内居民以劳役形式进行[21]。 致谢：杨军锋为本文线图进行了改绘，陈国梁、谢礼晔提供了二里头遗址石铲毛坯的部分重要信息。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 [1]a. Li Liu,Xingcan Chen and Baoping Li,Non-state Crafts in the Early Chinese State:An Archaeological View from the Erlitou Hinterland，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2007, 27,pp.93-102;b.陈星灿：《从灰嘴发掘看中国早期国家的石器工业》，《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3》，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303-1329页；d.李新伟：《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考古学研究》，《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宜川县龙王辿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2》，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121页。 [4][12][14]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河南偃师市灰嘴遗址西址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2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2002—2003年河南偃师灰嘴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10 年第3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河南偃师市灰嘴遗址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10 年第4期。 [5]a.John Webb, Anne Ford, Justin Gorton. Influences on selection of lithic raw material sources at Huizui, a Neolithic/ Early Bronze Age site in Northern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2007, 27,pp.76-86;b.Li Liu,Xingcan Chen and Baoping Li,Non-state Crafts in the Early Chinese State: An Archaeological View from the Erlitou Hinterland，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2007, 27,pp.93-102;c.陈星灿：《从灰嘴发掘看中国早期国家的石器工业》，《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3》，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303-1329页。 [6]河南省地质矿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地质专报——河南省区域地质志》（区域地质第17号），地质出版社，1989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本文有关调查材料均来自该报告，下文中涉及的材料不再一一注明。 [8]除此之外，在伊洛河流域北岸，与黄河汇流处附近的神北遗址也发现有灰岩石铲毛坯1件。因该遗址并非位于嵩山北麓与伊洛河南岸之间，本文不计入统计。 [9]张湾西北遗址调查也发现2件磨制时废弃的半成品，可见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10]灰嘴遗址可能因破坏较甚，以及发掘面积有限等原因，尚未见到二里头四期遗存。 [11]贾昌明：《论磨制石器工业的资源问题》，《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13]a.John Webb, Anne Ford, Justin Gorton. Influences on selection oflithic raw material sources at Huizui, a Neolithic/ Early Bronze Age site in Northern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2007, 27,pp.76-86;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3》，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303-1317页。 [15]笔者家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取食盐、卤化物等稀缺资源时，尚需去到七八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据老人回忆，一般需历时3天。虽然当时因为社会管制，经济流通不畅，远行获取资源尚需开出村介绍信，获取的又是十分特殊的生活必须品，但至少说明，在一定情况下，农民的资源获取距离未必就会限于1天来回的距离。 [16]a.乔玉：《伊洛地区复杂社会的演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人口和农业可耕地的分析》，《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3》，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232-1264页。 [17]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掘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9月。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02页。鲕状灰岩与鲕状白云岩肉眼不易区分，此处将二者合计，也仅占比约26%强。 [19]钱益汇、陈国梁、赵海涛、许宏、刘莉：《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石料来源与资源选择策略——基于二里头遗址的石料分析》，《考古》2014年第7期。 [20]值得注意的是，谢礼晔在整理二里头遗址2000年之前石器资料时，曾发现1件鲕状灰岩石铲坯，狭长牛舌状，与灰嘴等遗址较宽的毛坯差异较大。依《偃师二里头》报告地层单位，属60VIII第三层。原始记录提到附近有多层踩踏硬面、土台、灶、灰坑等现象。二里头三期，目前对其尚缺乏合理解释，不排除也存在有石铲工业的可能。倘若如此，则原料来源选择距离与石铲产品分配的情况，会更加复杂。 [2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以调查和部分发掘资料为基础，其中调查材料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尚需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确认。发掘材料目前也还十分有限，缺乏更精细的分析。像二里头这样的大型遗址，本身堆积复杂，时代延续性强，肯定存在不少早期遗存被晚期遗存扰动的情形，发掘资料主要集中在二里头晚期以及二里岗上层时期，分布并不均衡，以现有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也尚难以确定其准确性。比如遗址在二里岗时期突然增多的石器出土概率，尚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作者：李永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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