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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晋南至嵩山南北地区庙底沟二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不同遗址的石器组合情况，来探析石器组合与聚落等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这一时期，石器组合特征的变化和遗址性质密切相关。同一遗址在性质不变的情况下，石器组合特征基本不变。石器组合特征和遗址等级之间也有一定关系，等级相同的遗址，石器组合特征大体一致。功能性遗址因各自功能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石器组合特征。东下冯遗址的多镞现象可能除了因为其生产威望产品外，还和它的位置及其与二里头遗址的关系有关。 庙底沟二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晋南地区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时发展出复杂程度远超周围地区的陶寺文化。虽然陶寺文化没有将运城盆地纳入版图，但在整个晋南乃至中原地区都无有与之比肩者。陶寺文化之后，晋南地区成为伊洛河流域二里头文化的势力范围，以中条山为界，以北的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是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以南的垣曲盆地和平陆芮城谷地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1］，晋南变成为二里头遗址提供发展所必须的盐和铜矿资源的边缘地区［2］。中原腹地在龙山时代小城林立，龙山时代之后二里头遗址异军突起，其势力不断向外扩张，发展成为包括晋南、豫西及嵩山南北地区在内的广域王权国家［3］。这一时期是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时期，青铜容器、兵器和少量的工具已经在二里头时期出现，但石器仍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生产工具。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晋南至嵩山南北地区这一时期不同遗址的石器组合情况，来探析石器组合与聚落等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 一 晋南至嵩山南北地区庙二至二里头时期出土的石器 晋南至嵩山南北地区庙二至二里头时期发现的遗址数量很多，本文仅分析了有详细石器统计数据的遗址。在考察了这段时期各遗址的石器后，发现最主要的石器类型都是斧、锛、凿、铲、刀、镰和镞，其他类型石器的数量很少，因此本文主要针对这几种石器的数量和组合情况进行分析。另外，本文引入了各遗址发现骨镞的数据，以反映镞的使用情况。 （一）临汾盆地：陶寺遗址［4］ 陶寺遗址主要为陶寺文化时期的遗存，但也有少量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相当于西王村三期）时期遗存。庙二时期的文化层大概只有700平方米，遗迹分布于1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石器174件，铲的数量最多，共33件，其次为刀，共16件。另外还出土石坯、半成品和余料36件，包括铲坯6件、刀坯1件、斧坯1件、锛坯7件、凿坯6件、楔坯3件、纺轮坯4件等。（表一） 
陶寺文化时期的遗存遍布遗址，出土的石器数量大、种类多。其中墓地出土数量最多的是石镞，共333件，明显多于其他器类。陶寺墓地发现的石器大部分属于陶寺文化早期，仅早期一类墓和二类甲、乙型墓中就出土石斧14件、石锛27件、石凿2件、石铲3件、石镞237件，这些数量超过陶寺墓地出土石器总数的60%。陶寺墓地还出土少量的骨镞，出土骨镞数量最多的M2200是一座陶寺文化早期的二类乙型墓，共出土18枚骨镞，其中17枚保留着涂红彩的箭杆。陶寺文化居址则不同，出土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石刀，共119件，其次是石镞，共32件。相较于墓地，居址中出土的石镞并不多，但出土了111件骨镞，使得陶寺居址中镞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器类。此外在陶寺遗址还发现上万件石片和斧形坯、矛形坯、锛形坯、锄形坯等，其中晚期的石片数量尤为庞大，分布范围也更广［5］。（表一） （二）运城盆地：东下冯遗址［6］ 东下冯遗址龙山文化早期出土的石器很少，晚期则出土石器百余件，大多为磨制，个别为打制。石器中石斧的数量最多，其次是锛和刀，石镞数量不多，但出土一定数量的骨镞。另外，东下冯遗址龙山晚期还发现一件石镰。（表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东下冯类型一期遗存不丰富，石器数量也不多。二期时开始增多，其中石铲的数量相对较多，其次是石斧，石镞的数量不多，但骨镞的数量比石镞多出不少。三、四期遗存丰富，石器特征都与二期相似，依然是石铲数量最多，石刀和石斧的数量也不少。明显不同的是，骨镞的数量猛增，较其他石器数量上优势明显。此外，三、四期还发现一些蚌镞和铜镞。龙山时期少量出现的石镰，在东下冯类型第二、三期增加不少。东下冯类型三、四期都发现了炼铜渣，三期还发现了残铜块和斧外范。（表一）遗址可能存在铜器冶炼和铜器铸造活动。 （三）垣曲盆地和豫西：古城东关遗址［7］、南关遗址［8］、庙底沟遗址［9］、三里桥遗址［10］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有着丰富的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期的石器遗存，各时期石器组合特征较为一致，石刀的数量一直最多，龙山晚期出现石镰。庙二时期从早到晚虽都是以磨制石器为主，但早期打制石器仍占一定比例，大多数石刀和部分石斧为打制，另外还有打制的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等；中期时打制石器的数量明显减少，磨制石刀的数量增多。石斧均为磨制，但多数仅磨刃部，少数通体磨光，不见刮削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晚期和龙山时期基本不见打制石器。此外，石镞在庙二时期从早到晚数量逐渐增多，同时有一定数量的骨镞，庙二中期后石镞的数量超过石斧，成为数量上仅次于石刀的石器类型。龙山晚期时，石镞的数量虽然仍低于石刀，算上骨镞的数量，才与石刀持平。（表一） 东关遗址没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我们可以通过东关遗址邻近的南关遗址一窥垣曲盆地二里头时期的石器情况。与东关遗址的石器类型和组合差不多，南关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也是石刀的数量最多，还有少量的打制石刀；石镰的数量明显增多，但石镞、骨镞的数量均不多。（表一） 垣曲盆地一直保留有打制石器的传统，只是打制石器的比例不同。庙二早期时虽然大多数石器为磨制石器，但打制石器的数量仍较多，大部分石刀为打制，一些石斧也为打制，这些打制石器大多用河卵石制成。自庙二中期以后，打制石器的数量迅速减少，仅有少部分石刀为打制，但使用打制石器的传统一直保持到二里头时期，南关遗址二里头时期仍发现9件打制石刀。这是垣曲盆地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石器特征。 庙底沟遗址位于豫西地区，与晋南隔黄河相望，面积24万平方米，文化面貌与晋南相似。遗址上发现有较为丰富的龙山文化时期（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遗存。石器中石刀数量最多，其中有打制石刀；石镞的数量仅次于石刀，并且发现有和石镞数量差不多的骨镞。三里桥遗址与庙底沟遗址隔青龙涧河相望，面积18万平方米。发现的石器数量不多，其中石斧和石刀最多，镞的数量不多。（表一） （四）洛阳盆地：王湾遗址［11］、二里头遗址［12］、皂角树遗址［13］ 王湾遗址第三期遗存属于龙山时期，有着丰富的石器遗存，其中石刀100件，是石斧、石镞和石凿数量的总和。石镞的数量和石斧、石凿差不多，骨镞的数量与石镞相近，但石镞和骨镞的数量加起来也没有石刀多。（表一） 二里头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遗址出土的二里头一期的石器较少，二至四期都是石刀和石镰的数量最多，龙山时期零星出现的镰在二里头二期以后数量大增，逐渐成为主要石器。石镞的数量有所增长，但骨镞的数量是石镞的数倍，遗址还发现2处可能用来制作骨簪和骨镞的制骨作坊［14］。除石镞、骨镞外，还发现有铜镞。二里头一期发现有炼铜渣，之后各期也都有发现，另外还发现陶范、铜块等炼铜相关的遗物［15］。二里头遗址1999年—2006年的考古发掘还发现石坯、石片等283件，主要集中于第四期［16］。石铲主要由灰岩和白云岩制成［17］。相关研究表明，二里头遗址的一小部分石铲可能是从其南面大概15公里的灰嘴遗址输入［18］。（表一） 皂角树遗址位于洛阳龙门山北麓的二级阶地上，是一处二里头时期的普通聚落，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二里头时期的遗存可分为四期，石器遗存不丰富，仅第二、三期有一些。第二期石器一般为琢制和打制，稍加磨光。石片数量多，砍砸器的数量也多。石器中铲的数量相对较多，共5件，其次为石镰和石斧，各4件，未发现石镞，有骨镞1件。第三期发现石铲9件，石镰6件，石刀4件，未发现石镞和骨镞。（表一） （五）嵩山南北：王城岗遗址［19］、瓦店遗址［20］、新砦遗址［21］、灰嘴遗址［22］、南洼遗址［23］ 这几个遗址都发现有丰富的龙山时期遗存，新砦遗址还发现丰富的龙山向二里头时期过渡的新砦期遗存，王城岗和新砦遗址还有二里头时期的遗存，但不太丰富。王城岗、瓦店和新砦遗址出土的石器特征颇为一致，皆是石铲的数量数倍于其他器类，石刀的数量也不少，但石镞和骨镞的数量都不多。王城岗和瓦店遗址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器生产副产品。（表一）此外在禹州瓦店、禹州阎寨、禹州冀寨遗址还发现白云岩石铲坯、石料、磨石和钻芯。登封石羊关遗址发现有石料、半成品和石器加工工具。 灰嘴遗址位于嵩山北麓，在2002—2003年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龙山和二里头时期的石制品，主要是制作石器的副产品和石器加工工具，包括石料、毛坯、半成品、石片、石器及石器加工工具石锤、石砧和磨石等，还筛选出大量与石铲加工有关的石片和石屑，表明石器专业加工地点的存在［24］。灰嘴遗址龙山时期石器生产开始专业化，以生产鲕状白云岩石铲为主，也生产砂岩石刀和石镰，石料来自南面的火焰岗和东面的庙岭，石器生产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主要是自产自销。二里头时期生产规模扩大，可能有石铲输出到二里头遗址。制作石铲的原料主要是鲕状白云岩、白云岩和石灰岩。对伊洛河流域的调查表明，二里头时期像灰嘴这样制作鲕状白云岩石铲的遗址还有寨湾、夏后寺和西口孜。这些遗址距离白云岩矿3～5公里，彼此距离2.5～4.5公里［25］。 南洼遗址位于嵩山南麓，面积44万平方米，可能是二里头时期一处生产白陶的遗址。二里头时期的石制品发现414件，包括成品、石坯和废料。成品中斧、刀最多，其次是铲。遗址上仅发现石镞3件，骨镞却达38件。 二 石器组合特征与遗址等级 分析以上不同遗址各时期的石器组合可以发现，庙二至二里头时期，年代并不是影响石器组合特征的关键因素，石器组合特征的变化和遗址性质密切相关。同一遗址在性质不变的情况下，石器组合特征基本不变。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从庙二到龙山时期一直都是中小型一般聚落，石器中也是石刀的数量最多，石镞的数量不多，除庙二中期骨镞的数量略少外，其他时期骨镞和石镞的数量差不多。即使到了二里头时期南关遗址依然是这种石器组合传统。 王城岗龙山时期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26］，是嵩山南部地区的一个中心聚落。《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将王城岗遗址龙山遗存分为五期，一至五期遗址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尽管第一和第四、五期的石器资料不多，但仍可看出石器组合特征与二、三期一致，皆是石铲的数量最多，石镞和骨镞的数量都很少。 新砦遗址第一期属于王湾三期文化，面积70万平方米，是龙山晚期嵩山地区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第二期为新砦期，面积增大到100万平方米，仍是嵩山地区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27］；第三期时聚落衰退。石器组合特征上，一、二期各类石器数量虽然有所不同，但皆是石铲的数量占明显优势，相比而言，石镞的数量很少。第三期聚落衰退，石器的数量很少，但仍以刀、铲、镰等农作工具为主。和王城岗、瓦店遗址一样，新砦遗址的石器也以灰岩为主。 但是当遗址性质发生变化时，石器组合特征随之变化。陶寺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早期时只是一个普通聚落，石器中石铲的数量很突出，石镞和骨镞的数量都很少。陶寺文化中期时城内面积280万平方米［28］，是一个都邑性聚落［29］，石器组合显示出明显与其他遗址不同的特征。墓地中出土的石镞的数量数倍于其他器形，另有一定数量的骨镞。陶寺居址中出土的石镞数量不多，只有32件，但是出土了111件骨镞，弥补了石镞数量的不足。居址中出土石器数量最多的是石刀，共119件。东下冯遗址在龙山时期是一个普通聚落，石器中石斧的数量最多。但二里头时期成为一个具有青铜冶炼功能的中心聚落，面积40多万平方米［30］，石器中石铲的数量最多，而骨镞的数量几乎是石铲的两倍。 如果按照面积将遗址分为超大型、大型和中型聚落［31］，可以看出石器组合特征和遗址等级之间有一定关系，等级相同的遗址，石器组合特征大体一致。（表二）
这一时期各遗址都有一定数量的农作工具，这与龙山至二里头时期成熟的旱作农业系统已经在这一地区确立的情况相符［32］。对于中小型遗址来说，农作工具的数量最多，农业活动可能是最主要的活动。大型遗址除了农作工具外，土作工具也不少，这可能和大型遗址大量的开沟挖渠、修建城墙宫室的活动有关。王城岗修建城墙的实验表明，这类活动需要周围聚落的人口来到中心聚落共同劳动较长时间［33］。但镞的数量不多，表明这些聚落的军事实力可能还不够强，以致于难以在大范围内形成影响。两个超大型聚落——陶寺和二里头则明显不同，镞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同时农作工具石刀或石镰也很多，石铲的数量也不少。凸显了作为都邑性聚落军事实力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军事支撑的农业经济实力。 相较之下，灰嘴、南洼和东下冯遗址表现出与其他遗址不一样的石器组合特征。灰嘴遗址是一个以生产石质工具为主的石器加工遗址，发现的成品石器数量很少，石坯、石片和砺石等石器加工的副产品及用于石器生产的工具数量很多。南洼遗址生产白陶，木作、农作工具和土作工具的数量都差不多，骨镞的数量也和这些工具差别不大。东下冯遗址可能存在炼铜活动和铜器生产，发现骨镞的数量非常多。作为功能性遗址，灰嘴遗址没有发现大量石镞或骨镞，而同样作为功能性遗址，南洼和东下冯遗址却发现大量的镞，这种区别可能与这些遗址生产的产品性质有关。灰嘴遗址石器生产的规模虽然很大，但生产的是日常使用的普通用品，而南洼和东下冯遗址生产的是权贵阶层使用的白陶和青铜工具，因此南洼和东下冯遗址的多镞现象大概和他们生产的是威望产品有关。 与南洼遗址不同，东下冯遗址镞的数量几乎数倍于其他石质工具。铜是生产国家祭祀用的青铜礼器和战争需要的铜兵器所必须的原料，可能比白陶更贵重，因此需要较多的武器来保证东下冯遗址炼铜和青铜器生产的安全。但东下冯遗址发现数倍于其他石质工具的情况和超大型聚落——陶寺与二里头相似，这种堪比都邑性遗址的多镞现象可能除了生产威望产品之外，还需要其他原因来解释。 三 对东下冯遗址多镞现象的认识 东下冯遗址二里头时期面积虽达40多万平方米，但外沟槽内的面积不到3万平方米［34］，与陶寺和二里头遗址相差甚远。而其镞的比例堪比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可能和东下冯遗址的地理位置及其与二里头遗址的关系有关。 东下冯遗址位于晋南运城盆地东缘。二里头时期，按照与二里头遗址的空间关系，晋南地区被认为是二次区域［35］或畿外［36］，属于二里头的边缘地区。东下冯作为该时期晋南地区的一个区域中心，有着安定边疆、拱卫二里头中心的重要作用，因此军事重地应该是其一个重要功能。尽管目前在被认为是军事要塞的郑州地区二里头时期的大师姑遗址（未发现镞）［37］和望京楼遗址（未发现石镞，第二期发现骨镞32件、铜镞2件，与数量最多的铲和镰相差甚远）［38］并没有发现多少镞，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边疆地区拥有较多武器的合理性（大师姑和望京楼遗址镞较少的原因可能与其发掘面积及发掘位置有关），如位于二里头边缘地区的驻马店杨庄遗址第二、三期就发现58件石镞，为石器中数量最多者［39］。驻马店杨庄遗址不仅镞的数量多，兵器的种类也多，除镞之外，还有钺和矛。有研究表明，距离二里头越远，发现兵器的种类越多［40］。 镞既可以当作武器，也可以当作狩猎工具使用，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不同的功能。张俭在研究了我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石镞和生业模式后认为，东南沿海贝丘遗址区是以渔捞、狩猎为主的生业模式，内陆山地遗址区主要以狩猎、采集为主，石镞、骨镞可能主要用来狩猎；河谷遗址区的生业模式以原始农业、渔猎为辅，石镞多出自墓葬，且多成组整齐排列，与玉礼器、玉石钺兵器等共存于高等级墓葬中，因而更有可能是战争类武器［41］。杨泓先生认为仰韶时以骨镞居多，主要用作狩猎工具；龙山时石镞逐渐增多，此时正值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化的过渡阶段，战争频繁，镞主要用作兵器［42］。从龙山到二里头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争频繁［43］，镞用作武器，不断向大型化或重型化发展，以对付因阶级磨擦而产生的群体性战斗［44］。陶寺遗址墓地中发现的2件射入人体内的石镞［45］和江苏邳县大墩子M316墓主左股骨上发现的射入2.7厘米的三角形骨镞［46］更让我们相信龙山至二里头时期石镞和骨镞作为武器的可能性。《易·系辞下》载“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也阐明弓矢的军事震慑作用。龙山至二里头时期，旱作农业和家畜饲养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尽管狩猎作为补充可能依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的生计手段［47］，因此镞用在狩猎上的概率较小。 晋南地区属于二里头的畿外地区，宫本一夫认为有别于对洛阳盆地和嵩山南北等畿内陆区的直接统治，二里头对畿外地区可能施行间接统治［48］；刘莉、陈星灿认为晋南与二里头遗址是一种贡赋关系［49］。这些都表明晋南与二里头的关系略远。但东下冯遗址所在的中条山以北地区与垣曲盆地所在的中条山南麓地区相比，可能与二里头的关系更远。从陶器特征来说，在晋南，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分布在中条山南北两侧［50］，位于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与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多鬲、斝、甗的中条山以北地区不同，罐、鼎的数量较多，鬲、斝、甗相对较少，更接近二里头类型，因此垣曲盆地受二里头的影响可能更大，二者关系更密切。佟伟华认为东下冯类型的形成是部分二里头文化族群从豫西迁徙而来，晋南当地文化传统积极参与的结果［51］。这样的话，中条山以北地区当地文化的参与程度可能更大。这种更大的参与度和与二里头更远的关系可能使东下冯遗址认为有必要武装自己，以便双方产生利益冲突时有实力和二里头抗衡。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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