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早晨，头顶一阵喜鹊叫，嘎嘎嘎，咔咔咔，叫的欢实，离脑袋很近，扭脖子找，遍寻不见，嘎嘎嘎还叫，喜鹊叫，要有好事呀。能有什么好事呢？最好莫过一切如初，生活又回到以前，湖边扭大秧歌的锣鼓喧天；早市闹闹吵吵；大街上车水马龙……可是从小到大喜鹊报的喜在我身上就没应验过。反倒是我总在这叫声里满怀希望。
街边的榆树被修剪过了吧，每一根枝杈都很有型，纠结在一起就象一首有目的的诗。不敢摸树身的皱纹，它们一定是承受了太多的苦，又说不出，那么多心事遂长成纵横交错的裂纹。喜鹊就落在枝头，阳光把它颈项的黑羽磨成刀光，一颤一颤蓝荧荧的，方要站稳又飞到另一棵树上。它在围着我叫。莫不是我小时候的那只跑到这里和我相认？真说不好，这许多年兜兜转转我不是又回到家乡工作了吗，遇到三两个旧相识很正常。那我是不是应该打声招呼呢？
嘿，你好，老黑。
还记得我呢？
这么多年你可一点没变样。
我们家南墙外的那片树林子还在吗？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城里不安全。
你自己吗，你的伴呢？
树林里的童年应该是最安稳的。那片杨树很高，很直溜，里面很宽敞。可以跳皮筋、捉迷藏，抓特务。这些游戏都和我无关，也几乎和我二姐无关。我不记得除了二姐还有谁背着我在里边转，我只记得她一个人头发的味道，蓬蓬松松的，里面蓄满阳光和风，清新而温暖，弄得我鼻子痒痒的总打喷嚏。我就是在这片杨树林里认识的老黑，那时候它还年轻，身边有个形影不离的伴。它总是第一个发现我，一看见就招呼它的同伴，咔咔咔，快看，那个抽风的孩子又来了，成天让她二姐背着，不害臊不害臊。老黑在我家院墙边上的一棵树上搭了窝，乱乱糟糟的很大一团树枝，站在院里看就像一个黑球。老黑对我家的事一清二楚，我猜别的喜鹊也一清二楚，因为老黑成天叽叽喳喳的四处说。
那天我正在柴垛边扒秸秆，找一种白白胖胖的虫子，这小虫能让夏天来的鸟舍身忘死，它们太爱它了，馋的走不动道。明明旁边的夹子上已经躺着一只同伴了，还是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这些鸟中我最喜欢一种从下颌开始肚皮全是红色的鸟，我们叫它“红马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但是觉得很恰当，很贵气。为什么呢，一个小鸟和高头大马联系在一起，能不骄傲吗。我是打不到它们的，事实上我一只鸟也抓不到，我还太小了。我给哥哥扒很多很多虫子，装在妈妈的药瓶里，求哥哥给我打一只，我要活的，死的鸟除了烧了吃没意思，软塌塌的小身子，羽毛一点精神都没有。哥哥真的用扣网给我捉到一只活的“红马料”，可是没养两天它就死了。“红马料”在秸秆扎的鸟笼子里不吃不喝，不停的飞，东突西撞，把小碗里的水、虫子撞得到处都是，最后累死了。它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做朋友呢？我把它埋在菜园子里，希望它像人一样，变成鬼。
喜鹊在它家的树枝上嘎嘎嘎地招呼我，告诉我我妈回来了。她去很远的市里看病，走好些天了。我记事的时候起妈就总有病。我家柜盖上总摆着一些药盒、药瓶，我总是忍不住偷偷的吃些中药丸。妈看见了只是无耐的说那是药啊，你以为是啥好吃的舍不得给你吗，会吃死的。随即又自言自语似的，我这老儿子太小了。她的这句话让我很难过，比掐我还难受，是心里生出的不得劲。
妈的脾气并不好，她似乎对什么都缺少耐心。她从来没有跟我讲过道理，也没问过我为什么。我的童年是伴随着她的病和她的掐一起成长的。农村有个不成文的管教孩子理论，“孩子是掐不坏的”。妈掐人的手法大概只有我懂，除了我，她好像没掐过别人。她把我按在炕沿或者腿上用拇指和食指扽着你身上的一块小肉拧，就算你终于挣脱了，那滋味还能让你疼得直跺脚。
妈供着一桌神龛，据说是老辈传下来的，一路黄仙。黄仙也就是俗称的黄皮子（黄鼠狼），小时候农村有胡、黄、白、柳、灰一说，说的是狐仙，黄仙，刺猬仙，蛇仙，这四路仙我在感情上还能接受，毕竟没有那么烦人。灰是耗子，老鼠也能成仙？凭什么呢！长这么大，我最膈应（是怕加上恶心的感觉）的就是耗子。
那天半夜，耗子在我家的棚里打架，可能战斗太过激烈，竟从棚纸里掉了下来，正落在我的被子上。当时我睡得正香，就感觉脸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爬，迷迷糊糊随手一戽掳，耗子掉在一旁老姐的被上，老姐也醒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在被窝里乱窜，她尖叫着又蹬又踹，耗子给吓蒙了，到处乱窜。自那以后，我就做下病了，看见死耗子都不行，身上好像被什么施了法术，脚都不听使唤。有一年我们在野外施工，立水泥杆。同志在培土的时候挖出一窝耗子崽，还没长毛，漂白。他惊呼一声，看！耗子窝，有好信的就问哪呢？哪呢？他就用铁锹端出一堆东西。我慌不择路，竟然徒手爬到水泥杆顶上。这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呢？
最难忘小时候大舅背来的那些鱼！恐怕我这一生吃过的所有的美味也没有比过它们的了。那时候大舅在渔场上当会计。开江了，你等着吧，要不了几天大舅就会来了。他背来的草袋子里啥样鱼都有，所以我很小就认识很多鱼，也会吃鱼。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虽说不上认全，但平常见的我全叫得上名字。大舅就我妈这么一个妹妹，他们还有个亲弟弟不知道什么原因走散了，好像是在黑龙江的什么地方，长大后我听哥哥说起过。可是为什么会走散呢？为什么妈和大舅从不唠这个弟弟呢？我好像从来没和妈去过大舅家，总是父亲带我去大舅那打草，串门，吃鱼。有一年过年，吃年夜饭，桌上有一条大舅年前送来的“大草根”，特别好吃，吃到吃不下，拿舌头舔舔嘴唇还是香的很。毫无征兆，父亲喝着酒突然哭了起来，父亲平时寡言少语，从没打过我，也没有过大声喊叫的时候，就更别说当我们面哭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停下碗筷瞅着我妈，大气不敢喘。妈沉着脸，似乎忍着含在嘴边的话。父亲边哭边说他大舅也苦啊！妈怕他再说下去，一下拦过话头，说父亲，你别一喝点酒就说这个。后来我隐隐觉得，他们没说完的话很可能和那个失联的舅舅有关。
上小学的时候我养了一条狗，叫花花。这是条特别老实的狗，很少很少听见它旺旺。妈说狗性随主人，你也不是个蔫巴孩子呀，怎么养了条这么熊的狗。花花熊吗？我怎么没觉得呢。再说了，我不是老实孩子吗？她只看到我淘的一面，可我自己知道，我实际很懦弱，很敏感，也很自卑。花花不也是吗，谁问过它为什么不旺旺吗。也许就是小时候妈那些不讲理由的掐和打吧，造成了我的困惑和压抑。也有可能是我更小的时候那场几乎要了命的病，她们给了我了太多的迁就和溺爱。我经常处在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时候，有时温顺，有时暴躁。我就像一个开关坏掉的收音机，总是混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拿出勇气，就如花花不知道它承受的是鄙视。
同样被忽视的还有奶奶。那时候她已经八十多了，很少下地走动，我家的正屋侧面隔出一间下屋，奶奶终日就在那间不见太阳的小黑屋里躺着，屋里弥漫着腐朽的味道，离远就能闻到，让人无法久留。妈每次送饭都是草草了事，快进快出，虽无微词，也谈不上关心。我们也都极力躲避着这间小黑屋，仿佛那里住着的不是曾经给我们摊鸡蛋饼，抓头发里的虱子的奶奶，而是一个等死的人。只有老姐，还时常忍着难闻的气味给奶奶换洗些东西，父亲偶尔给奶奶送过去几颗糖块，一瓶白酒，或者煎两条小鱼。我偷偷尝过奶奶吃剩的鱼，一点味没有。奶奶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就像我们不知花花失踪了多少天。有一天花花又出现在院里，我们没有惊喜，它亦没有悲伤。奶奶去世时我还在学校，中午放学看见父亲头顶着白布，腰缠着白布，家里很安静，我意识到有事情发生了，小黑屋已经空空如也，外屋地上堆着床单裹着的一大包东西，奶奶的东西都没了。我忘了自己哭没哭。
如果我听我哥的，中专毕业就回家，在哪个乡镇政府工作，也许现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没有也许，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可能早就是个小领导了，也有可能早就身败名裂了。可那时候怎么甘心呢，好不容易上回学，又回农村了，那还不如不念了嘛!当然，我没有回去。而市里的生活却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它让我充分体验了无家可归的感觉，无论吃还是住对我都是一个大问题，上班合计吃什么，下班琢磨在那找一宿。这个城市对于我，仍就是一个名字。
那年父亲陪大舅来市里看病，那时候不兴打手机、发短信，哪有那东西啊。大舅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在农村实在是拖不起了，他应该是想到城里还有我这么个外甥吧，就来了。那天我并没在单位，我和刚处的对象在她家鬼混，我那个对象是医院护士，总倒班，平时见个面都难。等到父亲他俩见到我时已经黑天了，父亲啥也没说，看得出来，他喝了不少酒，见到我的时，通红的脸上如释重负，又满是愧疚和遗憾，我明白那代表什么。大舅早已经不复当年的硬朗魁梧，整个人小了一圈，除了一如既往的笑容没变，走在街上我肯定认不出这是当年给我们送鱼，我一去就让表弟上房抓鸽子给我烧了吃的大舅。我们爷仨点着烟，各自埋在缭绕的尴尬里，找不到话说。
我记得大舅家的三间半房，房檐下全是鸽子窝，鸽子每天晚上咕噜噜、咕噜噜的一宿一宿地叫。我一去，表弟就把它们赶到天上，鸽子吹着口哨迅速消失在天边，旋即，天边又出现了它们的身影，兜来转去，最终落在原野的什么坡上或者大地里。我知道表弟心疼这些鸽子，但是最后总要有几只倒霉的家伙成为灶坑里的美味。表弟不敢不听大舅的话，这个我心里有数。有一次我指着天空盘旋的鸽子问表弟，六子，你说它们会认得我吗？表弟说，它们不认得谁也会记住你。你一来它们就倒霉。
记忆就像遥远的鸽哨，鸽子消失了踪影，天空仍然回响着清晰的哨音。大舅是循着鸽哨来的，我却像鸽子一样消失在天空。我们老家有句老话，外甥狗，外甥狗，养不熟，吃完舅舅他就走。这话在我身上再次得到证实。大舅回去不到半年就没了。
不知道我那些乡下的表弟表姐怎么看我，大舅不会和他们说我什么，但越是话少的人越容易让人们猜测隐忍那部分的故事。这些年，大舅家没有一个人和我有过联系，我相信他们不少来市里，他们知道这儿有我，就像我清清楚楚地梦见遥远的乡下，鸽子窝，浩渺的水面，波浪一样的芦苇。我们明知道彼此，但是无法靠岸。我有点明白了母亲和大舅失落在人间的弟弟。岁月的锯齿足以锯断亲情，当初那些感情在生活里终究会成为回忆，不是我们变了，是生活改变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