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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生涯 ■作者：汪勤义 几天后就是我上山下乡插队入户的52周年纪念日了。知青这个让我无法理解的名词，一直以来像块沉重的包袱压在我的心上。知青没有光环、没有荣耀，只有消损而溶积了的青春和苦涩的回忆…… 一、离开上海 从1968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我住的交通路汪家井的村子里墙上到处贴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幅标语，每日里锣鼓声惊天动地，还有人高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个也不漏哦。” 我家除我大哥外，两个双胞胎哥哥和我都是68届初中毕业生。当年66、67、68届高中、初中毕业生都属于“一片红”范畴，我们兄弟三个都是网里的鱼。 二哥在3月3日随他们甘泉中学的同学们插队入户去了江西省乐安县谷岗公社。三哥被分配到了江西省宜黄县红卫公社（现在的新丰公社），3月15日出发。 当时我要去的地方还没定，父母就想不让我去，拼命地想留着我。我也不知是怎样想的，吵着闹着要跟我三哥一起去江西宜黄，还说跟三哥一起去好有个伴，我也好照顾好哥哥。当时不知怎么会说出像大人一样的话来，现在想想还脸红。最终父母犟不过我，还是让我报名和三哥一起去江西宜黄红卫公社插队入户。 离3月15日没有几天了，父亲在家偷偷地抹流泪，母亲带着我去朱家湾百货商店购买下乡用的日常用品，棉被等床上用品是旧的，蚊帐、脸盆等等日常用品是要买的。三兄弟三套出门用品把父母的血汗钱用光不说，还欠下一屁股的债。最让我伤心的是，父母的三个骨肉一下子到乡下、到农村去，这是在剁他们的肉，挖他们的心呀……这种体会我是到一把年纪后才真正真切地体会到的。母亲当时几乎是泣不成声地一边付款一边讲出外的做人和为人行善的道理给我听，我默默无声地倾听着母亲的教导，“啪嗒啪嗒”陪着母亲流着那难舍难割的辛酸泪…… 就这样我和我三哥汪华义在众发小的送行下，在大哥的拥抱中，被送上了火车，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火车缓缓驰出上海西站。这一刻，突然发出一阵惊雷般的哭泣声、喊叫声，天仿佛要塌，地好像要陷。天也变得更寒冷，更阴森…… 二、落户乔坑 火车15日上午10时出发，16日下午才抵达江西省崇仁火车站。我们排好队由带队的带出火车站，然后叫着名字一个个爬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卡车又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一路上有知青姐妹们的哭声，也有着知青小伙伴们操娘的骂声，还有让人烦心的呕吐声。 晚上到达了我们下放的目的地——红卫公社，公社安排了八人一桌的晚餐，青菜、萝卜加辣椒。晚饭后，在公社礼堂打地铺，男生一边，女生一边，几百号人。可能是一天一夜的火车颠簸太累，这一夜是安静的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和三哥还有上海知青李明、李鹤琴（二堂兄妹）、徐小明、赵大钰（女），还有个钱玉娟（女），四男三女共七个人被分配到了乔坑大队乔坑生产队插队入户。一群村民抬着我们的行李，弯弯曲曲走了十多里山路。村民们抬着行李走走停停，我们空着手爬山还累得气喘吁吁，这十来里山路整整走了2个小时。 到了村口一间破泥房门口，村民们把我们的行李搬了进去，二间房间四张床。这时我们认识了大队会计何临川，矮矮的个子，披着个小分头（用现在的话说，一个活脱脱的汉奸像）。他说给我们知青住的房间还没准备好，让我们委屈一下，先住两天。 就这样，笫一个晚上三个女的也没敢进自己房间去睡觉，男男女女七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点着煤油灯，聊上海的故事，聊这阴森的山林里的鬼，聊如果狼真来了我们怎么办。几个从不相识的年轻人一会就仿佛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聊着聊着哭一阵子，聊着聊着又哈哈哈笑一阵子，陪伴的是打在杉树皮盖的屋顶上噼里啪啦的雨声。 头三天，我们吃派饭在农民家，住在那破房子里。三天后，生产队的何队长带着几个农民帮我们搬到了新的居住点，是个别人搬空了的二层楼的旧房子，男生住在楼下，一字四张床摆开，房头有个楼梯。女生要从男生房间爬梯子从那小方洞口上楼才能到房间，这样很不方便，但也无可奈何。 大队会计何临川又把我们带去大队部的一个厨房，告诉我们说：“以后你们知青就在这里烧饭，菜生产队会给你们送来，再以后你们就要靠自己，有人带你们出工，在自留地里种菜。” 就这样，我们开始自己开伙，村民送来的只是蔬菜。没几天，我发现厨房后面有个池塘，里面有几条几斤重的大草鱼。因为实在太馋了，那个晚上我们七知青一起到池塘边，我用一只箩筐放到池塘的一角，固定好，从池塘的另一头用脚慢慢赶过去，水只在小腿肚子这么深，很快就在箩筐里捞到了一条几斤重的草鱼上来。连夜我们七知青就烧烧吃了，剩下一点鱼装在碗里盖在锅里，没想到被生产队长发现了，生产队长和几个队委给我们开会，严厉的批评我们，还说要拉我出去批斗。知青赵大钰的胆子很大，说：“吃了你们的鱼就赔你们，什么斗不斗，我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小孩。”说着拿出一张十元钱的人民币。 十元钱哦！当时的十元钱在那边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个月的收入，那个年代每天的收入只有三、四毛钱。赵大钰把那十元钱人民币钱放在煤油灯边上，说：“何队长，你要不要？不敢要呀，我就烧了它。”当时被李鹤琴给拉住了，否则他还真会烧哦。 何队长当时还真傻眼了。后来大队会计出面才摆平了这件事，劝导我们以后不要再侵犯老百姓的东西。这次事情也给我以后的成长烙下了一个教训。后来我们知青在乔坑生产队和村民也渐渐地打成一片，我们下工后也会去队里一个红军爷爷那里听他讲过去的故事。老爷爷也很喜欢我们知青，我记得他很爱抽烟，我没有钱，在去公社的路上在邮电局把父母寄给我的邮票退了几张，买了几包8分钱一包的“红梅牌”香烟给红军爷爷抽，好让他边抽烟边讲故事给我们听。 对我们知青特别关心的还有那个长得像汉奸一样的大队会计，经常对我们知青在农活上指教，在生活起居上照顾，菜没了派人送，柴火没了让人挑来。好人我是会永远记着的，真心的谢谢他。上海的父母因为我们三兄弟插队两地，一直在找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经上海上山下乡办与江西抚州上山下乡办联系，在1969年10月将我和我三哥从宜黄县红卫公社乔坑大队调往乐安县谷岗公社我二哥处。 三、转到谷岗 我和二哥从乔坑出来，带着行李在路上整整走了有半个月的时间，那时的交通实在是很落后的，每天一趟班车，不是行李装不下，就是买不到票。好在知青办知道我兄弟俩在搬迁的路上，我和我三哥刚到乐安，我就去乐安县知青办报到，知青办金主任拉着大板车亲自去公交站帮我们搬行李，然后第二天找到卡车把我兄弟俩和行李一起拉到了谷岗公社谷岗大队西边生产队，我们三兄弟又相聚在广阔的天地里。 因为有了在宜黄乔坑插队的体验，在谷岗西边生产队我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和农民伯伯们打成了一片。当时到谷岗时我们已经在农村锻炼快半年时间了，因为不适应当地的水土，很多知青浑身起包。我的水土不服反应特别厉害，尤其是脚的踝骨处，每天早上起来肿得像小腿，用一勺子冷水一泼，马上裂口，脓血水淌出很多很多。就这样还要去农田干活，蚂蟥特别喜欢咬我的这条腿。农民欧阳长生老伯十二月寒冬还下河，为我打捞一种螺蛳壳，听说用这种壳烤成灰可以医治我的脚。后来我去县医院看这个创口，县医院说这脚要废了，不然可能引发其它血液病。这一吓，我便在1970年春节前提前返回上海，在上海换药和青霉素的作用下，我的脚伤慢慢愈合，年后告别父母，告别故乡，返回了谷岗西边生产队。 这年回到农村，我仿佛已是老农民了，1970年春耕时我很快成了拔秧插秧的快手，平时的农田生活也跟着农民伯伯们一起同甘共苦。虽然这样，我有时还会受到当时村民的欺负。比如每年农闲时我们要去山上扛树下来到河边扎木排，扛树是10分工一个档次，8分工一个档次，6分工一个档次。每个档次每个人扛的树大小与重量不同，到一段路程后停下，等后面那个人把树转给你。因为当年我从6分工跳到8分工时有人不服，我就专挑大的树来扛、长的不易转弯的杉树来扛。你扛不起就退下来，只能拿6分工，所以这也要有拼搏精神。 我三哥就这样，扛不动就不扛了，一生气半路上把树扔了就回去了。我就不服气，扛完了我的又回去扛我哥扔下的。我想扛了一半为什么要半途而废？扛到8分工就不能退回到6分工，当时8分工一天也是五、六毛钱，这可是争咱知青的气呀。我三哥身体较弱，不善于做重体力活，平时喜欢吹口琴唱京剧和歌曲，所以我也顺着他，他的口粮是我挣工分付的，平时有好吃的我都给他留着，夜里还会起来帮他盖被子，后来他去洞口水电站搞文艺宣传了。我也兑现了对母亲说的我会照顾好我三哥的承诺。 就这样，因为我吃苦肯干，队长黄春生在1970年7月1日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四、危险徒步 还记得知青时，有次徒步是万不得已的，还险些要了我的小命。那是我下放的第二个年头。 那年代，我们知青一年在田里劳动，每天的收入只有五、六角钱，从早到黑的干活，特别是农忙时节，晚上点着马灯在田里拔秧插禾（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连马灯也不知道的），头上汗流到脚下，和脚上被蚂蟥叮咬后出的血一起淌到田里，溶在水里，养育着江西农村的这片土地。我们从山里扛着整棵的大树从山上搬到山下河边，有的扛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然后绑成木排沿河放出县区。树压弯了我们的腰，水泡肿了我们的脚。还有我们知青放牛、养猪也不容易，到年终分红分到一百多元钱，看着手里的钱，瘦瘦的小脸露出甜甜的笑容，拿着这笔钱回家过年，是想告诉父母亲我们自立了，让父母亲对在外的我们少点牵挂和担忧。 可回家容易吗？当年我们从江西下放点到上海老家乘汽车、火车要两到三天呢，可我们一起回家的几个知青走散了。有的搭到货车先去火车站了，把没搭上车的一个知青的钱袋也带走了。他们不知道袋子里有钱，这么多的钱丢了怎么办？一年的心血…… 于是我们决定徒步。县城到火车站一百多里路，下午五点多，我们在县城买好几个馒头就沿着公路出发了，那时哪有心思欣赏什么风景呀，也不懂得欣赏。路边野山里到处是斑鸠“咕咕咕咕”的叫声，挺凄凉的，好像故乡的妹妹在呼唤我，“咕咕咕，哥哥哥”。想起故乡，想起父母，想起兄弟姐妹，边走眼泪边往下掉。 我们一边徒步一边想拦搭开往火车站的货车，我们下放的这个县当时是个木材之县，每天外省市有些货车会来运送木材。一路上我们风风火火，走得口干舌燥，这大冬天的汗水把衣服湿透了。天黑了，我们还没拦到一个车，路上黑黑的，朦朦胧胧地看清白色的沙子路面，听到的是沙沙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喘气声。就这样，我们一直走到晚上十点多钟。 后面有灯光，是汽车的灯光，我们遇到汽车了，把他拦下来，我们已经走了6个多小时了，离火车站有多远？不知道！现在哪里？不知道！我们站在路中央用力的挥手，使劲的呼唤…… 只听到耳边轰的一声，接下来是训斥的声音，我们清醒过来才发现，卡车为避让我们，车后边的挂车翻了，是向外侧翻了，要不然今天也没人写这些了。 这是一次很难忘的徒步，记载着我的青春年华，蹉跎岁月。有人想问后来的结局怎么样？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人淳朴、善良，听说我们是知青，只说了“不要命了，以后别这样，拖车明天来拉，赶快上车吧”。还把他们自己的雨衣给我们穿上，怕我们在车斗里冷。然后把我们送到了旅店，在旅店我们与前面先到的知青们会师了，钱袋也找到了。这真是一次难忘的刻骨铭心的不能忘却的徒步！ 五、赤脚老师 1971年下半年，大队书记袁发生找到我说，大队学校在修整，暂时让我去马仔坑学校代一段时间的课。马仔坑学校离我们知青点有七、八里山路，我随即去那里报到。这个学校设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一个山顶上，对面边上的几个山头上也零零散散住着几户人家，是个“这边唱来那边和”的生产队。 教室在一个农户家的客厅里，十几张简易的课桌、板凳，十三、四个学生，还分一、二、三年级。早上，学生们从各个山头从家里出发，到这个学校来上课。我居住在客厅边上的小偏房里，吃在房东家里，平时没有鱼肉，只有自种的蔬菜，还有霉豆腐。偶尔房东会煮2个鸡蛋给我吃，我也舍不得吃，又拿给房东家三岁多的小孩子吃。所以我们的关系很融洽，其乐融融。周六晚回归知青点，周一晨再爬山去马仔坑教学。 我的教学方式是教一年级课本时，二、三年级看书写作业。就这样，每个年级轮替下来，最累的当然是我。让我欣慰的是山里的娃娃们求知欲极高，非常听话，有时房东也抱着她的小孩坐在门槛上听我讲课。山里很穷，孩子们中午是带饭来吃的，几片辣椒和蔬菜，最常见的几块辣辣的霉豆腐，孩子们的家长也会煎个荷包蛋叫小孩带来给老师吃。天哪！看着孩子们那小胳膊小脸我哪吃得下呀。谢谢家长，留给孩子们吃吧！孩子最喜欢的是体育课，这山里穷，没一件体育用品，连个球也没有。我捡了几根箩筐上的麻绳给孩子们当跳绳用，还把我在老家儿时玩的“丢手绢”“老鹰抓小鸡”这种游戏，在山顶上的小草地上让孩子们玩，孩子们很开心，很满足。 有个周六的傍晚，我下山回到知青点，没看到二哥三哥，有人说在东边生产队理发，我去找他们。理发店从小金竹生产队新调来一个女知青在学理发，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眼睛很漂亮、很迷人，她见我这么晚从山上下来就留在她店里吃晚饭，就这样我们相识了。 后来她又被派去上观农场养猪，学校修建好，我也从马仔坑学校回到了知青点，白天干完农活我常去她那里坐坐。她打着毛衣，偶尔抬起头来瞟我一眼，那眼神里含着一种神神密密的感觉，反正能让我安静，让我舒心，让我回味。我会傻傻的坐着看着她，很少言语，一坐就一两个小时。这也许就是情窦初开，这可能就是懵懵懂懂的爱情吧。后来她在知青返城前先回到上海，离开江西时还专程来721矿与我告别，几十年后在一次知青聚会我们再相会，一晃就是四十余年，真是这世界太小太小。 六、养牛小倌 离我们知青点只有百把米的坡上，住着欧阳长生老伯和袁六秀婆婆老两口子，他们膝下无子无女，视我们知青如己出。开始常来我们知青点帮我们知青们烧饭，后来我们西边生产队的知青有的分去罗坊队教书的，有的去林场上工的，留在知青点的没几个人了，婆婆干脆让我们去她家里吃饭了。 老伯年龄大了，他和民兵营长的哥哥在生产队放着13头牛，当年是生产队的命根子。营长哥哥的脚崴了，我向生产队长请示我去和老伯放牛，队长同意了，从此我成了一个放牛娃了。我记得时间是1971年年底了，1972年春节我是带着大伯和婆婆去上海过年的，他两口子是我们知青的知心人和恩人，让他们见见大上海的美景，尝尝大上海的小吃，在哪个闭塞的年代他们老两口能去上海，在村子里算是很光彩和荣耀的了。 从上海回来，我便随大伯放牛了，队里一共13头牛，其中1头黄牛，12头水牛。黄牛是放牛出去和放牛归队的头领，每次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其它牛也各有各的名字，老伯呼叫它们名号时它们是有反应的。每天一早，无论是晴天还是刮风下雨天，我都戴着头笠，束着腰带，背后插把柴刀，穿上草鞋。如果是下雨天我还披着蓑衣，活脱脱的一个江西老表。我们赶着牛到几里或十几里的山里，让它们自己去觅草，我和老伯砍些树枝堵上一头外出的路，让牛自己边觅食边走下山来。老伯年纪大了，他在山下看着，怕牛下来吃庄稼，我便在山里砍点柴火扛下山来。当年的手和脚没一天是好的，不是被荊棘划破了手就是破了脚。 等春耕时，田里翻地耙地都要牵牛过去，哪头牛力气大，适合干什么活，这都有讲究的。牛干完农活，干活的社员们回家吃饭去了，我要在那里看着那牛，让它吃饱草，不能把秧苗和百姓的菜吃了。晚上赶牛回牛棚，等牛一头头下山来，要套个笼子在牛嘴上，怕牛吃了路边上的菜和粮食。 有次我在给一头叫“扯鼻子”的牛套笼子时它突然发威，用牛角将我挑起，狠狠地把我摔在地上，还好被老伯及时制止了。也许是这“扯鼻子”牛想考验我一下，它只挑到我的衣服，要是使点劲挑到我的肚皮我就算完了。这“扯鼻子”是因为挣脱缰绳把鼻子都扯直了，所以叫它“扯鼻子”，可见它的威风和嚣张。 记得还有一次牛跑丢了，因为发情期一头母牛放到山里后晚上没见回来，生产队劳动力全部出动，拿着灯笼、火把，直至半夜才找到，这才安下心了。前面说过，当年这牛可是生产队的宝贝哦。 这干一行有一行的艰辛，就这样，我把我自己溶入在农民群众之中，成为一个在公社在大队知名度较高的上海放牛娃。在实践生活中也了解到了农民们的善良和勤劳。 1972年11月，核工业七二一矿来招工，当时公社党委邓书记提出，你们必须把这个放牛娃带走，不然我一个不给！后来我才知道，1972年3月七二一矿曾来招过工，公社也曾推荐过我，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七二一矿没有录取我。这次公社动真格的了。 我终于脱离了近四年打拼的农村生活，离开了谷岗西边，离开了知青点。但我牢牢地记住了：我是个知青！ @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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