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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老街书茶馆 ■作者：杨火根 旧时的黎川茶馆分作三种类型：清茶馆、书茶馆和茶饭馆。清茶馆只是喝茶；书茶馆内有艺人说书，客人要在茶资之外加付听书钱；茶饭馆除喝茶之外也可以吃饭，但提供的饭食较简单，不如专营饭馆品种多。 解放后，山城人们的生活习俗逐渐发生了变化，茶馆行业萎缩了许多。到了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黎川老街只开着两家书茶馆，一家在贤市街，字号叫“福源茶馆”；一家在较场街滨河侧，字号“河上茶社”。河上茶社时间更早，我晚生了些年，到我懂事时，它已经消失了，故而对它了解不多。但“福源茶馆”的许多陈年往事，就像天空的片片轻云，时常撩拨我的心绪，想抹也不能抹掉。 那时的“福源茶馆”，生意还很红火。我在县中读书，每天上学经过茶馆，总喜欢在这块热闹地方逗留一番。依稀记得，大门口挂副楹联：“金鸡未唱水先沸，旭日初升茶溢香”，店内两根立柱上也悬挂了一副楹联，写的是：“一杯仙露暂留客，满室清风几欲仙”，给茶馆平添了几分儒雅意味。 三开间的门面，靠里边排着大货架和长柜台，陈列着茶壶、茶碗和装茶叶的瓷罐等器皿。大堂里摆着二十几张竹躺椅，每张躺椅边依靠着一方小茶几，正上方安放着一套八仙桌和太师椅，是供说书艺人用的。这套朴拙笨重的桌椅，老板娘说是茶馆的老前辈，做它、买它、最初用它之人都已经故去了，只有它孤独留世，仍在为老茶馆默默服务着。后门口的两只炭炉，从早到晚炉膛里总在熊熊燃烧，开水在锅里翻腾，热气在屋顶弥漫。 年代久远刻下的灰黑颜色，是茶馆所有陈设的基本色调，就如同一张黑白老照片留在记忆深处。 茶馆老板姓罗，年过半百，几根头发稀疏地贴在头顶，硕大的圆脑袋牵连着矮胖的身躯，就像西瓜搁在酒瓮上。老板不苟言笑，人们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倘若主动和他打招呼，那一声“嗯”字也是颇为艰难地从翕动的嘴唇飘出来。听人说，当年老板从老老板手里接过只有一开间的茶铺后，就和它相濡以沫，吃在铺里，睡在铺里，惨淡经营几十年，把茶铺一点点扩大成了三开间的场面。氤氲的茶雾，不知不觉中把老板从清矍消瘦的后生熏陶成了胖墩墩的老头。老板娘看上去比老板小得多，梳成发髻的满头青丝，没有一根白发，一双杏眼，好像总在对人笑。整天忙里忙外的，手快，脚快，嘴也快，茶客们开玩笑说，“你家老板三拳头打不出一个冷屁，他的话都给你说去了”。灰淡的茶馆填充了老板娘轻盈的身影和脆甜的话语，就有了许多温馨和亮丽。 茶馆雇的一名伙计，是最辛劳的人物。肩上搭条白毛巾，整天在茶客间穿梭跑堂，客人进门招呼“几位？请坐啰”，茶客出门嘱托“慢走，再来啊”。一边嘴里迎来送往，一边手上为茶客续水。提尊大冲壶，走到茶座跟前，揭开碗盖，凝神屏气，将十几斤重的大锡壶高高提起，一条水柱冲向茶碗之内，滴水不漏，那手绝活，让我们过路小孩子看得目瞪口呆。 白天，常来茶馆的多是上了年纪的人。老人们双脚跟敲后脑勺劳碌了大半辈子，终于把家庭的担子往儿女身上卸了。只要把老伴、媳妇吩咐的零碎杂事做完，就可以悠哉游哉地踱到茶馆里喝喝茶、聊聊天。在越来越寂寞的向老岁月里，这是老人一天中最容光焕发的事儿。 老人以外的茶客五花八门。端着一碗茶，不管邻座是知己还是陌路，话匣子就打开了，老街的新闻、世事的变迁、人间的悲欢，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全在啜茶中互相交换着版本，神聊中夹杂着轻轻的叹息、呵呵的笑声或愤愤的詈语。生意兴隆的茶馆，便是一幅鲜活的“浮世绘”。 福源茶馆有说书，老街人称“讲传”。每当夜幕降临，随着醒木“啪”的一声脆响，过往路人便知茶馆讲传开场了。 茶馆讲的传，大都是人们有所知但不尽知的故事传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侠五义》《杨家将》《薛仁贵征东》等。“四大名著”好像就没有讲《红楼梦》，兴许是山乡小县，茶客大多是引车卖浆者流，不待见娘娘腔的宝哥哥和小心眼的林妹妹。 茶馆门前挂块黑漆木牌，上面白粉彩书着当天的书目，就同剧院的海报一样。 光顾书茶馆的茶客平日就不少，如果请来了名嘴讲传，生意就更火。店里座无虚席，骑楼廊下还站满了听众。讲传人坐在八仙桌后，面前摆两样简单的道具：一把折扇、一块醒木，外加一杯浓茶，便将各款英雄传奇，拟声绘色地敷演起来。挽着货篮的小贩，游走茶座其间，侦察着茶客们的手势眼神，不失时机地兜售小包瓜子、花生。茶客们惬意的躺在竹椅上，边嗑着瓜子花生，边饮茶听书。随着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时而开怀畅笑，时而蹙眉蹇额。长年的劳碌奔波，身下的酸甜苦辣，此刻满天乌云一扫而光。 到了夜深沉时，讲传正到高潮处，人们紧张地伸长脖子，屏住呼吸，静待下文，艺人站了起来，拱揖拜四方，朗声言道：“诸位客官，欲知后事如何？明晚早请。”醒木“啪”的一声响，声音嘎然而止。茶客们无可奈何的“唉”一声，恋恋不舍的起身散场。老板夫妇同伙计收拾一番后，也就上好门板，结束一天的操劳。老街几家长年很晚才打烊的商铺中，福源茶馆便是其中之一。 书茶馆不光与讲传艺人合作共赢，还与一些小摊贩形成生意上的互补。每天卖香烟、瓜子、花生、炒豆的小孩、老妇，进进出出，以馆为市，又帮茶馆增添了不少人气。记得书茶馆斜对面有一家烧饼摊，摊主是山东人，六十多岁，高高大大、胡子拉碴的，人们叫他老袁。老袁烙的烧饼，里面抹了猪油，表面洒着芝麻，二面烤得金黄灿灿，香气飘散半边街。茶客们挡不住香气诱惑，就穿过街来买几块，用枯干的荷叶包了拿进茶馆，就着烧饼边喝茶边听书。以后茶馆老板还每天从老袁摊上批百十来个烧饼，放在柜台卖。一石三鸟，既方便了茶客，又让茶馆和老袁双双得利。 当年，我家老父亲是茶馆常客，“当街一茶馆，从早坐到晚”。家里人对此颇有微词，哪里不可以喝茶，为什么就要到茶馆去喝？母亲时常对父亲唠叨：“你老是到茶馆去喝茶，什么时候，把你的那班朋友叫到家里来，我泡茶给你们喝，省得去花冤枉钱。”父亲总是笑笑说：“在茶馆喝茶与在家里喝茶是不一样的。”至于哪些地方不一样，父亲没讲清楚，母亲也懒去寻根究底。现在我想，家里与茶馆喝茶的不一样，恐怕主要在于文化精神方面。书茶馆里茶香悠悠，一派温馨，茶客们享受的是这样一种氛围，凑拢着这样一种情趣，“茶翁之意不在茶”呀。况且那年头，茶馆收费低廉，茶水一般收4分钱1碗，白开水2分钱1碗，茶客们也可自带茶叶，只收白开水钱。老人们花一、二角钱就可以在茶馆泡半天，既结交了朋友，听说了外面的世界，又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 春秋代序，韶光流转。不经意间已过去了五十多年。如今，货山人海织繁华的老街风光不再。“文革”后期，相伴着染布行、汽灯出租铺、货郎担等一批旧艺业的消逝，“福源茶馆”已成为了老街最后的书茶馆。 而今，同老街隔河相望的新城区，高楼林立，华灯璀璨，新开的饮茶去处一家比一家“高大上”，仰视着“××会所”“××轩”“××吧”等富丽堂皇的招牌，山城的平头百姓望而却步，年迈的老人却是心存不屑、身与绝缘。在他们眼里，这些“会所”“茶轩”“茶吧”，根本就同老茶馆异类，在那里，老茶馆大众休闲的本色和淳朴恬淡的平民化韵味，已经荡然无存。 呵！老街的书茶馆，山城父老们梦忆深处的畅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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