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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只为稻粱谋 ■作者：艾俊民 看了黄乐程兄台在第309期游子报刊登的大作《阅读的欢愉》，顿感自己就是个俗人，而乐程兄就是个圣人，在精神层面上，我与他相距甚远。 我曾经是个很爱读书、很喜欢买书的人，但我对读书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那就是“长知识，学本领，谋生存”。一句话，读书只为稻粱谋。我喜欢读书大概是从小学二年级起，那时我在余江县锦江镇小学读书（好像是1963年左右），那时正是我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探索初期，要求减轻学生负担，提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强调培养的学生要又红又专。 为减轻学生负担，学校里的晚自习就是看小说，让学生散散脑子，我接触的第一本小说名叫《二十响驳壳枪》，这提起了我的阅读兴趣，在以后的几年里，一发不可收拾，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小说都读了个遍，连四大名著以及名著之外的古典小说都读了，虽然《红楼梦》当时还读不大懂，但是从此我认识了繁体字（那时很多古典小说都是繁体字印刷的）。 小说读得多了，我便幻想自己以后也要当个作家。尤其是看了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后，知道他书读的少，很多字都不会写，是用图画代替，更增长了我的信心。这时我读书有了模糊的目标，很想买一些写作指导之类的书籍。但是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学生，家庭也不富裕，一年到头我手上只有几角压岁钱，根本就不能随心所欲去买自己喜爱的书。好在学校有图书馆，可以免费借阅。不幸的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文革”爆发，图书馆里的书都成了毒草。一些胆子大的同学成立了个红小兵组织“一撮毛”，明目张胆地跑到图书馆打砸抢，每人抱几包书跑回家，我只能望书兴叹。因为我父亲被打倒，我成了反革命小崽子，连走路都要溜着墙根走。不久我随家庭下放农村，开始是天天上山砍柴，半年后下田劳作挣工分，读书成了奢望。 我16岁时作为“拖油瓶”来到721矿，17岁有幸成为一个产业工人，每月有了32元钱的工资，除去9元钱买饭菜票，然后存上10元钱，其余的就拿去买书了。但是遗憾的是，当时是“文革”时期，新华书店可买的书很少，都是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我看不懂，也没有兴趣去钻研。令人欣慰的是，鲁迅的书很多，也极便宜，像那种《朝花夕拾》的小册子，两三角钱一本。所以，鲁迅的著作我基本上买齐了，写作上受鲁迅的影响极深，不喜欢用形容词，只会用白描。当然，他那种讽刺挖苦的一套春秋笔法我学不会，也不敢学。 我读电大文科班时，已经是改革开放的春天了，书店里的书籍丰富多彩，而且也便宜（到八十年代后期书价就越来越贵）。这段时期我买了很多书，而且视书如命，一般不大外借。爱书的人不止我一个，记得有个电大同学叫王什么胜的，他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书与老婆概不外借”。当然，也有把书当成敲门砖的，有个同学上了二年级就把一年级的书卖掉，上了三年级又把二年级的书卖掉。他上学的目的很明确，为了有个文凭。自然，读书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通过了，书本也就成了无用之物。这是“读书只为稻粱谋”的最典型一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书买的多了，搬家是个大问题。我虽然成家之后，一直住在古城北区单身4栋楼，但是房子改造过几次，一次是单身楼改成家属楼，就是在北面加盖厨房。一次是把原先的木头房顶拆掉改成大片水泥瓦的房顶。我因为住在最高层（三楼），所以搬家到其他地方暂住是必须的（我记得有一次足足有半年多时间）。每次搬家，死沉死沉的书籍就成了鸡肋般的存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丢失了不少。尤其是我调离721矿时，因为要远迁到800多公里以外的浙江嘉善，大捆的书籍真就成为负担了。我把很多没有啥用的文学书都送了人。 到了嘉善，因为从事的是新闻报道工作，觉得自己基本的文字功底有了，从事这种工作不再有困难。而且新闻报道这种工作，关键的还是“吃透两头”——领会上面的精神，熟悉下面的情况。光看书本没有什么用。此后我基本就不大买书，但是我很注意收集本地的材料，领导讲话、县情概况、企业介绍，我都留心分类保存，以备自己写报道时引用。后来自己也给一些部门编书，认识了一些当地的学者，学者们唯一的爱好就是出书，虽然这些书放到新华书店都卖不出去，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出书的热情。他们会通过单位购买、会议赠送，记者们每次开会，都能收到几本不用掏钱的精装书。还有些学者会送上门来，签好名字，题上敬请某某先生（女士）雅正之类。 这些精装书也成为我书架上的摆设，但是摆设的空间有限，我的三个书橱都挤得满满当当。迫不得已，我把很多书籍送给亲戚晚辈。不曾想，有一次我去一个晚辈家，特意看看他的书架，发现我送给他的书只有一小部分在书架上面，大部分都不见踪影。我心里明白，已经被他卖给收废品的了。晚辈说，现在生存压力这么大，哪有那个闲情逸致去读书。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谋生才是第一位的，读书要读对自己本职工作有用的书。读书只为稻粱谋！ @文章刊登于《游子》报第313期 ■下面是2021年11月20日出刊的《游子》报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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