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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按语：张新生是《721矿游子》报的优秀作者，作为一个井下工人出身的工人作者，他为游子报撰写了多篇接地气的大部头作品，为矿友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已经消亡的721矿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从即日起，本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发布他的优秀作品。 ●一个产业工人的日记 那一年，山南分矿停产 ■作者：张新生 1.千人下岗 1994年2月21日，星期一，农历狗年正月十二。新年刚过，721矿山南分矿井下生产单位春节放假后上班的第一天。那天，山南生活区热闹非凡，家在全国各地、本省和抚州地区附近的职工，回家过年后都陆续准时赶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过年回家短暂的相聚后，他们开始准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大干一场，为我国的核工业矿山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上午8点半，我们山南分矿3工区在山南综合楼3楼会议室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因为是过年后开工的第一次会议，3工区400多个职工大部分都按时来到了会场，山南工会楼3楼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由于位子不够，会议室里面和会议室大门口以及3楼走廊上都站满了人。会场里里外外鸦雀无声，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取区长王水荣讲话。 区长王水荣开门见山地在大会上宣布：根据核工业部上级有关部门的决定，我们山南分矿今年没有井下矿石和掘进以及其它各项生产任务，我们3工区1994年全面停产啦！ 区长王水荣接着说，山南分矿目前在册职工有1240人，其中1000人下岗。我们3工区下岗后的职工希望你们能够正确理解上级指示精神，希望你们尽快离开矿山，回到老家或者各自到外面去找门路、求生存。 区长王水荣还说，按照分矿讨论稿文件规定：停产期间分别按照工龄给职工发生活费，发放标准按照本人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百，同时每年递减百分之十；并且要求下岗职工每月必须自己本人按时亲自来领工资，不得由任何人代领，需要请长假的职工必须跟山南分矿签订一年合同。 他的话音刚落，整个会场里里外外就像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似的炸开了锅，人们都在议论纷纷，都说每个月特意从外地跑回矿里来拿几十元钱生活费，有的人恐怕连路费都不够，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吧。 区长王水荣还说，因为我们是国有企业，国家还有优惠政策照顾我们，停产还发给我们生活费，你们到外面去看一看，任何一个单位倒闭都是没有生活费发的。新年伊始，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回到矿里来上班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谁都没有想到在大家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倾刻之间山南分矿停产倒闭了。 2.重新找到了工作 1994年停产之前，我是山南分矿3工区生产队里兼职的办事员，我们井下生产队有100多名职工，我主要负责队里计件工资的计算、发放和一些零星事务。我是井下管道工，一直没有改工种，工区规定每月必须要在井下管道班上半个月的班，享受井下管道工待遇，这一晃就是10个年头了。2月21日那天，突然之间我的工作就没了，在家里待业没有了事情可做，只能拿到富余人员的工资。当时我的基本工资每月114元，按照工龄发放，我每月仅能够领取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八十。我老婆没有工作，要养活一家4口，老家还有老母亲需要我每月寄生活费，当年我有2个儿子正在读书，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正是需要花大笔钱培养孩子的时候。面对突然下岗的严峻现实，面对沉重的家庭生活压力，说实在的我当时心里很难接受。 当年我42岁，按年龄还属于青壮年，我想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由于进矿20多年以来长期呆在山南那个几乎跟原始社会一样的山沟里，思想已经非常落后，跟不上外面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且身体有慢性病，属于亚健康状态。而且当年到外面去也没有现在这样好找工作，我想自己出去恐怕很难混得到饭吃。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老婆心态还很平静，我们两口子认真商量后马上决定：我们全家人哪里也不去，下定决心坚持留守在721矿，坚决与721矿共存亡。当年山南分矿下岗职工有1000人，把家安在矿里有本事出去谋生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个别人，坚持留守在721矿会饿死也不是我们一家人。 既然决心已定，我开始行动起来，我首先去找分矿领导和分矿劳资科长。我的理由就是我家单职工，要供2个孩子上学，家里经济特别困难，希望领导能否照顾一个岗位给我上班？分矿副矿长吴敬民回答说：你们3工区有留守人员指标，意思叫我去找王水荣。王水荣说我自己都没有班上了，找他没有用。分矿劳资科长章梦雄叫我去找刚刚新成立的留守工区区长翟作超。 翟作超以前是我们3工区的党总支书记，此人铁面无私，不讲私情，我以前没有看见过他的笑脸。危难时刻分矿叫他临危受命肯定有道理，找他很可能要碰钉子。怎么办？几经周折，几天后我总算找到了翟作超区长，没有想到他对我还蛮客气。他跟我说需要用人由队里决定，看样子他也在踢皮球。他是留守工区一把手，当时应该是一个掌握了实权的人物，因为以往跟他没有太多交往，这次他没有答应我。 下岗后的十多天里，看到有路子、有关系的人都陆续重新找到了需要人员留守的值班岗位工作，他们有班上就能够拿到满工资，还有每月10元钱事业费、10多元钱夜班费和34元钱保健。当时如果我有班上就能每月增加大约80元收入，这80元钱对我们这种贫困家庭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当年我的大儿子在重庆大学建筑系读书，虽然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总共400元钱，但是每月要寄给他150元钱的伙食费，加上每年回家的路费、去外面的实习费、买书和零花钱，包括其它费用一年大约需要3000元以上。那时候的高考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说法，大儿子在1992年能够考上重点大学实在是太不容易，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当家长的拿不出钱来给孩子读书，那种滋味有谁能够理解我们，心里有多么惭愧呀。看到别人有班上，当时我是多么羡慕他们呀！那段时间我坐立不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山南灯光球场是分矿职工经常聚集的地方，山南分矿每天发生什么大小事情都会有人在这里迅速传播开来。停产以后，这个地方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我没有事就在山南灯光球场转一转，想打听一下最近有什么好消息。有一天，当我看到有几个人的时候，马上凑上前去，听听他们在讲些啥？人们议论的话题主要就是尽快找到一个地方上班。听老乡翁逢春讲，他们值班的那个地方2号井福利楼看门还需要增加人，叫我赶快去找他们留守工区副区长马安明。 马副区长以前是我们3工区副区长，也是我的老领导，这次有重要事情去找他，我想总不能空着手去吧。当晚趁没有什么人的时候，我在山南球场附近小卖部花15元钱买了2瓶白酒（当年属于中档白酒）到他家去找他，当晚基本上把我要上岗的事情搞定。 1994年3月7日，山南分矿劳资科一纸调令，把我从原来的3工区调进了新成立的山南分矿留守工区。那天上午，我高高兴兴地拿着调令来到工会楼2楼留守工区办公室报到，区长翟作超还比较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把我的调令交给了他们工区的工资员徐书汉。当时翟作超和马副区长商量后决定安排我去2号井看福利楼，并且马上通知了我们福利楼班长翁逢春。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高兴的、非常难忘的一刻，因为这次是我下岗后重新找到了工作，多日以来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第二天中午12点我骑上自行车到2号竖井对面的福利楼上班了。山南福利楼是建矿初期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一栋3层高的青砖水泥楼房，那里是井下几百个职工换衣服洗澡的地方。听说当年洗好了澡下班的职工还要经过仪器检查，发现没有洗干净身上的伽码还要重新再洗。 停产以前，山南分矿生产调度室和地质、物探技术部门都在这栋房子里面上班。记得我刚进矿的时候，福利楼大门正前方写着“反修楼”3个字，因为当年中苏关系不好，苏联专家撤走了，我国的核工业完全依靠自己，那时候矿里决定就把福利楼的名字改了。大约1982年，山南分矿办公楼还没有盖好，分矿机关各科室就临时在福利楼里面工作了一两年时间，他们每天乘坐一辆解放牌汽车上下班。这次留守工区安排我们6个人看守这栋房子和福利楼后面的锅炉房、洗衣房。（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1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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