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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读《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印象很深的是作者写李斯与韩非。那时喜欢读这种用当代话语体系写古代历史故事的书（包括像《明朝那些事儿》），感觉很轻松，易接受，好理解。 《流血的仕途》中的韩非，给人的感觉是孤癖、羸弱，还有口吃的毛病。与李斯同学于荀子（孔子、孟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门下。韩非是有远大的理想抱负的，他写的东西，“目标读者只有七个人”，即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君主。也就是说，他的著作讲的是君王统治术。 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从韩国抢来了韩非，但韩非并不能为秦王所用，韩非在秦被禁锢而死。 韩非之死，标志着诸子的结束，标志着百家的结束。但《韩非子》就此成了历代帝王驭人之宝典，韩非也成了诸子百家中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法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以法治为其核心思想，倡导富国强兵，不重理论重行动，着重于律法的实际效用功能。从历史上来看，法家的代表人物还包括管仲、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有一种说法是后世的诸葛亮、王安石也有法家“血统”。 我读书不求甚解，我曾以为法家是挺好的一“家”，“法治”不是挺好的吗？直到听了王东岳老师讲法家，我像是出了一身冷汗。 王东岳老师说：“中国的法家绝不是善茬，他们的法论在国家治理、政治治理上表现得十分恶毒。”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跟现代法系全不相容，它是国家至上，人民只是国家政权的工具。古代中国的法论政治，是只治民，不治官，就是专门欺负老百姓，专门削弱你。而现代法系，它的出发点应当是个人的公平正义。 如果要理解法家的“恶毒”，我们再来说一说商鞅。
我们最熟悉的是商鞅变法。变法之初，他在闹市立了根木头，发悬赏布告，只要有人能把木头杠到另一个地方，就奖励重金。民众对于这种新生事物，都持不信和观望态度，大概有一个愣头青揭了榜，完成了任务，还真得到了重赏。他以此公信而推新法。 商鞅变法的结果，使得秦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军力不断加强。 但商鞅的法家理论中，存在着很可怖的东西。比如焚书论，这个观念韩非也有份。老百姓读了医学的书、法治的书、读了农事的书、读了兵书，就会与你官家讲道理，指摘你这不对那不对，这完全是培养刁民，故书除了留在政府，民间的都该烧掉。 更为系统的，是商鞅的弱民说。他的新法推立，就是建立在愚民弱民基础上的。他说如果人民很强大，那国家就管不住人民了，国家就弱。只有人民处在柔弱萎缩状态，国家权力才能巩固，这叫“民弱国强”。 商鞅的弱民说有三种方法。 一是愚民。商鞅说农民们需要很无知，才会勤勉耕作，让干啥就干啥。所以他主张烧书，禁止迁徙，不得与外国人交往。就是通过信息管制，防开民智。 二是辱民。商鞅说要让臣民尊重官府，就要不断地羞辱人民，让人民觉得猪狗不如。他说如果让人民觉得自己很荣耀，人民就会轻贱官员，瞧不起官员。只有让人民觉得自己很自卑，官员才会有威势。 三是穷民。商鞅说如果人民都很富有，他就看不上官员的赏赐了，官方对人民就没有挟制力。所以一定要让人民穷，牢牢的控制住他们。 总之，商鞅说：“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即常被羞辱的民众，会拜服于威权；常被轻贱的民众，才能巴结强权；常处穷困的民众，就会感激官方的恩惠。 幸而，我们早已融入世界文明的洪流，在现代法系的框架下，注重个人权利的维护和伸张。我们现在可以自由读书，活得有尊严，早已脱离物质匮乏的时代，不断提升精神层面的需求。 我们珍惜这样的时代，所以，我们传统文化传承里的糟粕，务必要消除干净。我们可不希望再回到“外儒内法”那样的时代当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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