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抗战一周年的时候,对于在冀中区开展游击战争，我们曾经进行过初步总结,其主要的经验教训,有这样五点： 一、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只要能执行正确的抗日政策，满足群众迫切的抗日要求,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信赖,就不仅能够打击敌人,维持本身的生存,并且还能很快地发展壮大起来,和人民打成一片,共同打击敌人,在整个抗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平原上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有着 文化水平较高、思想较开通的广大群众,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普遍地觉醒起来,因此在平原上发动游击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具体的现实。在冀中更有无数条大小河流, 稠密的村庄,浓密的树林,曲折蜿蜒的小径,对于游击队的掩护与行动,具备着极其便利的自然条件。在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条件互相配合之下,不仅可以开展游击战,保护游击队的有生力量,而且足以在相当期间,保持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尤其在坚持持久战,与游击战普遍开展的情况下,这是极有可能的。 三、中国在军事上战胜日军,必须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 在敌人占领区域,到处进攻敌人,寻找敌人的弱点,取得大小不断的胜利。截断其交通联络线,分散或抑留其大部兵力;截夺其辎重,消耗其物力、财力与人力;迟滞其增援与兵力的转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持久抗战过程中,转变敌我实力的对比,以争取最后总决战的彻底胜利。 四、在辽阔的平原上,敌人没有群众基础,若没有可靠的 近代交通联络线的设备,或没有较大的兵力保护交通联络线, 以维持敌人现代化兵种庞大资源的供给,要想在平原上站住脚,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一切为着抗日,一切战时化,适应游击战争,彻底毁掉一切可能通行汽车的道路,埋藏所有食粮与重要物品,严密封锁消息,全体总动员,防范汉奸的潜入,彻底做到物质上精神上的坚壁清野,以粉碎敌人任何进攻企图，保证游击区的巩固与扩大。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后战胜日军的最可靠的保证。惟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各个阶层和广大群众。人民群众团结的力量,才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力量,才是实现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力量。 部队一面整编,一面战斗,斗志旺盛,文化娱乐活动非常 活跃。当时,文化生活最大众化,最简便易行,最容易传播,最有战斗力的是歌曲。 教战士们唱会一支歌,等于上了一堂政治课。所以部队指战员都欢迎宣传队、剧团派人到连队去教唱歌。战士们在整训练操时要唱歌,在行军时要唱歌,在开大会集合时也要唱歌。连队与连队常常开展歌咏比赛,互相叫阵、挑战,看哪个连队唱得多,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带队人一号召,战士们马上响应:“要!要! 要!”全体战士鼓掌欢呼,于是各连队反复轮唱,直到大家喜爱的歌唱完为止。 一开始是齐唱,以后进而搞二部、三部、四部合唱。指导员、连长或排长就是唱歌的指挥员,我们八路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在比赛唱歌时表现得很突出。 军区非常重视部队的文娱活动,尤其是唱歌,战士们往往 是欢迎首长带头唱,孙志远有这方面的才能,在开会的场合, 多是他带头唱,也鼓动大家唱。他经常唱的最拿手的歌是《国际歌》、《铁骑兵之歌》、《游击队之歌》。 火线剧社的同志们也总是爱唱这几支歌。当时从延安或从晋察冀边区传来的新歌曲,剧社首先学会,然后再很快教会连队唱。如果有的连队不会唱歌,或者有的连队唱得不多也不好,那就会被认为是 政治工作落后的表现,战士们会埋怨,连长、指导员就觉得不光彩。以后把唱歌甚至作为对敌伪开展政治攻势的武器，每当夜晚的时候,战士们到岗楼附近去唱歌喊话。 以后,《八路军进行曲》从延安传到冀中来了,这是很有鼓舞力量的歌子。军区宣传部长张仁槐同志觉得进行曲对部队的教育鼓动作用大,就让火线剧社结合冀中平原的斗争环境和部队任务的特点,编写了一首(三纵队进行曲》歌词是陈乔写的,由苏路谱曲,经过程子华政委审阅修改后,很快就发到部队学唱。苏路同志一九四八年在天津城郊和敌人遭遇被捕,狱中坚贞不屈,被敌人投入海河,英勇牺牲。张仁槐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中牺牲,当时听到他的死讯,我是非常悲痛的。仁槐同志是山西人,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他是随子华同志来到冀中军区的。他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要求自己很严,对同志和蔼可亲,很活泼,喜说笑,同志们都很尊重他。 为了纪念英勇牺牲的同志,也为了纪念共同战斗过的那段烽火岁月,我把《三纵队进行曲》的歌词录下来: 我们年轻的三纵队, 活泼而健壮, 像奔腾的骏马, 活跃在冀中的平原上。 我们年轻的三纵队, 灿烂而辉煌, 像五月的太阳, 照射着胜利的光芒。 我们是革命的先锋军, 是一支新生的强大的力量, 战斗在最前线,在烈火中锻炼成长, 虽然艰苦备尝, 确是快乐无疆。 哪怕敌人疯狂“扫荡”, 点线密如蛛网, 任凭汉奸丧心病狂, 施尽阴谋伎俩, 我们毅然站稳坚定的立场, 彻底实现光明的希望, 我们的党是胜利的最大保障, 广大群众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同志们,挺起胸膛握紧枪, 英勇奋斗朝前方, 坚决反内战, 坚决反投降, 把民族败类一扫光! 同志们,挺起胸膛握紧枪, 英勇奋斗朝前方, 打出山海关, 赶到鸭绿江, 把日本强盗一扫光! 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指示,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统一政权组织。我兼冀中行署 主任,李耕涛同志为副主任,秘书长是吴砚农同志。在政权建设上,除各县长由边区政府正式委任外,各县还成立县行政会议,为县的最高权力和执行机关。 有了各级政权机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统分 统支的财政经济制度。“七七”事变后,在混乱局面下,新崛起的各色各样的抗日武装,在军需供给问题上,一般情形是粮款草料就地征发,住哪里,吃哪里,开条子要东西,找对象“动员”一下是常有的事,数目没有限制范围,也没有标准。至于那些杂色武装,大都滥征捐税,巧立名目,随意摊派,有所谓抗日捐、救国捐、自动捐等不下数十种。甚至扣人罚款,也是屡见不鲜。 一般村庄经常有大批办公人员,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 十人,吃着公饭,专门侍候筹办粮秣,催差敛款。然而此来彼往,接二连三,还是应接不暇。受着几千年封建压迫的人民, 一向惧怕军队,但无可奈何,拿不起也要拿,就是富有的也感到负担沉重,发生忧虑。在爱国热忱与抗日要求之下,人民群众虽然都是乐于捐献,但是他们表示“不怕拿,就怕乱”。 乱征乱要的结果,村与村之间发生了负担严重偏差,部队 与部队之间为了争取给养往往引起纠纷,因此而发生强征硬要和打骂处罚的现象,影响军民团结。更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谋,军需供应不断发生困难。发动与组织抗日武装供应问题,如果不能适当解决,将会使军民交困,严重影响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虽然在抗战初期,各县城都成立了支应局,做着替驻军筹办给养的事情,但是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性,且多为一些豪绅所把持,往往以支应搪塞的态度来敷衍了事。 一九三七年冬,半政权性质的各县总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其中的动员分配部接收并代替了支应局的工作。他们首先废弃了过去的摊派办法,根据“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精神,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很顺利地筹集了大批粮秣,保证了当时迅发展与扩大起来的抗日部队的军食,基本上克服了那种乱征乱要的混乱现象。虽然在抗战军需方面还没有寻找出统盘筹措的方 法,但是它在新的政权产生以前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冀中行署成立以后,摆在面前的财政任务,最重要的便是 如何从长期坚持战争着眼,有计划地解决军费军食。财政是战争的活力因素,对于敌后游击战争更有着重要的意义。没有财政的支持,开展游击战争将形成到处“游击”,乱抓一把, 在残酷的环境中是不可能长期坚持的。财政要服从于战争, 而战争又决定着财政的性质,抗日游击战争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财政上的一切措施就必须适应军事的要求,而且还要照顾人民群众的负担。 供应军需,吃的问题是头等重要而首先应彻底解决的事 情。那么,究竟是从租税的征课实行现金供给,还是以实物的征发直接来供给?这个问题我们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 一、我们的地区是农村环境,在战争开始以后,商品经济虽然也有相当发展,但城市与交通被敌占领与控制,物资流通、商品买卖受到极大限制,用货币购买军粮有时会行不通。 二、农村经济,主要的生产品是粮食,人民群众最大的收入也是粮食,如果征款购粮,军民买进卖出之间难免吃亏,或者发生流弊。采用实物征发,直接供给。既便于人民缴纳,又便于军队取给, 最为简便省事,直截了当。 三、抗日武装绝大部分是武装起来的农民,他们与广大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一开始便是依靠群众直接供给来解决吃的问题,而且有些县份已经做到了比较有计划地统筹,因此顺应事实的发展是必要的。 根据考虑研究的结果,决定直接征收粮食,确立公粮制 度。由于一时还不能制定完满的征收标准和则例,合理负担办法也还只是在少数村庄实行,所以只能根据“有粮出粮,粮多多出,粮少少出”的原则,按照各个地区的面积大小,人口多少,收成好坏,经过各级军政民多方面的民主讨论,以说服动员的方式进行分配征收,这样大体上是公平合理的。 通过政府的分配征收,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的全面统筹 除了部队自行征发的紊乱现象与繁重事务,改善了军民关系，各个地区的负担走上大体的平衡。而最有重大意义的就是整个军食的供应有了新的途径,财政上最大而又最迫切的问题获得根本的解决。 以后,从实际经验中证明了公粮制度适合于人民群众,适 合于战争,是敌后财政措施上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战时只有实际地掌握了粮食,才能主动地解决民食,保证军需问题。 财政上另一个大问题,就是花钱问题。各级政府成立以 后,即从事抗日经费的筹措,取缔滥摊乱派,达到全面统筹。当时政府本身一无所有,上级又不能接济,而旧日政权的资财早已为其官吏囊括,席卷而逃了。因此,为了供应急切的军需,一切都要在混乱局面下重新做起。 首先恢复田赋。这虽不是最为合理的税收,但它接近近 代的土地收益税,是直接税的一种,在旧的租税制度中不失为比较优良的税制,而且有着长久历史的传统习惯,人民对交粮纳税认为是对国家天经地义的义务,过去不仅是地方财政主要来源,而且征收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所以有恢复的必要。 第二是整理税收,废除苛杂。在限制非必需品消耗而财政收人又占着重要地位的税收中,整顿与恢复了烟酒税、印花税、卷烟税及烟酒牌照税,并建立外货人境税代替关税,以控制对外贸易,扶植生产,防止敌货倾销,补助战时财政。过去为一般贪官、污吏、土豪、税棍敲诈人民的苛捐杂税,虽然也能够多少补助于当时的收人但必须果断地予以废除,计有牲畜税、屠宰税、船捐、车捐等,不下二十余种。 第三是发行救国公债,清理贷款。发动人民群众对国家贡献财物,支持民族自卫战争。在边区政府号召下发行了救国公债,按照人民财产比例分配及自由认购办法,进行募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热烈认购,对于当时军费起了很大的作用。 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的高潮中已经认识到,只有武装斗 争才是保卫家乡、保卫民族的惟一出路。他们对抗战具有了信心,他们爱护抗日部队,拥护抗日政府。同时各级干部也不是像过去的官吏和公职人员一样,他们没有升官发财的个人打算,而有着坚强的抗战意志,积极工作的责任心与艰苦奋斗的作风。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些条件,我们才能取得抗战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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