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情是传统中国社会强调家族制度的直接体现。 农业生活中的土地不能移，乡村生活中的聚族而居和家庭生活中的血缘亲情等，都导致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交往需要以长期、稳定和和谐为要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人在为人处世上加重了情的成分。 态度中的情感成分稳定与否将决定态度是否转变。也就是说，情感稳定，关系就稳定，情感不稳定，关系也就发生变化。这一生活体会使中国人总是在处世原则中把道理放在情感中来考虑，达到情理交融或合情合理。 显然，中国人的处世态度也确实具有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但这种情和理的分配同西方有所区别。西方人交往中重理不重情，而中国人重情不重理。 陈独秀梁漱溟在东西文化比较中提出：“西洋人是要用智的，中国人是要用直觉的－－－情感的......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 林语堂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对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受重视。 肯定“情”比“理”重要只是认识中国人际关系特征的第一步，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的是这种人情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的人情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人们对人情的理解和操作一直受到家族主义的影响。诚然，这不是说西方的家庭成员之间没有血缘情感，其区别是西方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一般只限定在较小的家庭范围之内，而且家庭生活的相对短暂和有关伦理规范体系的缺乏，使人情相对淡漠且无法扩展出去。但中国社会的情况恰恰相反，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于家庭亲族之间，到最近方始于转趋于超大家庭的大集团，'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 这一从家庭转向社会的人情关系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和组织的结构，也正好是家庭结构的翻版和推延。这种人际心理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吻合，使得人情从家庭向社会泛化成为一种可能。... (查看原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