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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这是个历史悠久的问题。今天我们不谈风花雪月，我们谈一谈法律里面的爱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我想这大概是民法典里最动人的一段表达了。相互之间的夫妻身份意味着相互扶养的义务，这是两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之间仅有的柔情蜜意，除此之外民法典中再无如此的真实、纯粹而又情真意切的表达。 民法典里的人从来都是形单影只的。民法典第三条说“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这讲的是纯粹的利益纠纷，这里的人关注的都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快乐和安全，他们对这些东西分毫不让，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微小国度。民法典第一百六十四条说“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一般人来讲，能作为自己代理人的人应该是足够值得信任的了，可是这里的规定却毫无信任可言。我们的代理人会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会和别人串通起来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怎么可能会让人信任。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们为什么要单独列出这样一个条文？因为有些人在别人帮自己的时候，还惦记着让帮助者赔偿自己的损失。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愿意冒风险帮助自己，这不正是武侠小说中的大侠风范吗？但我们这里谈的却是要不要他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法律在保护个人利益、合同相对方利益和第三者利益之间辗转腾挪、不停地衡量、不断地比较，它总是觉得人人都是极端逐利的，一定要把各种情形都考虑进去，生怕某个规定不能均衡各方利益，让某一个人吃亏上当。我们的善良是如此地脆弱，以至于民法典要在六百五十七条特别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因为法律一方面担心送东西的那个人吃亏，所以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另一方面又担心接收赠与的那个人蒙受损失，所以干脆要求在特定情况下东西送出去就不能再要回来。可是一旦要不回来，谁又会去送呢？商业活动的世界中是没有情谊可言的，合伙的目的就是赚钱，所以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二条规定“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办理；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如果相互之间不熟悉，一般人之间不会搞合伙的，但是法律依旧不管这些坚持把每一分利益都分地清清楚楚。一个人有什么权利、应该负担什么义务被写地清清楚楚，这就是法律冷酷无情的一面。 然后，我们才能看出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的可爱之处。这可能是两个地位平等、意志自由、财产独立的人之间所能够存在的、可能实现的最大程度的温柔了。当我们面对利益的时候，我们视侵犯者为敌人、被雇佣者为工具、合作者为利益的搜刮对象，我们处处提防、时时防备，一分一厘的财产都要分得清清楚楚，我的是我的、他的是他的，当自己没有受益时就不愿意承担多余的义务，当责任履行完毕后就不愿意再给出一分一毫，我们费尽全力去避免被骗，用尽全力去赚取价值，这里面何来情谊可言呢？唯有这一条，它说“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不是抚养、不是赡养、而是扶养，不是单纯的妻子对丈夫、也不是单纯的丈夫对妻子、而是相互之间的帮助，双方地位平等，义务相对，不需要多余的干涉也不能够单纯地旁观，这里有的是一种扶助的义务——他（她）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在旁边，你需要他（她）的时候，他（她）也正在旁边。一个人的孤独就此终结，两个人的协作存在于共同的关系之中。法律不谈爱情，谈也是像一千零七十九条说的“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它不讲爱情应该是怎么样的，它讲的是如果没有爱了，这两个人该怎么才能脱离苦海。没有月光、没有曼妙的身材、俊俏的脸庞、没有金钱、没有山盟海誓、没有各种争来夺去的权利和利益。它，法律，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只是说“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帮个忙、搭把手，如果对方病倒了、不会动了，吃饭、撒尿、睡觉翻身都没法自己干的时候，你在旁边帮个忙，也就够了。 时代在飞速地向前发展，我们的“大家族”已经被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中，我们个人的价值、精神、追求不同以往，我们不再愿意把自己束缚在某种形式之中——无论这种形式是好还是坏、根本没人关心，我们孤身一人奔跑。在这个把成人与成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维持在“相互扶持”的时代里，我们的未来会怎样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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