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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的 中西方符号学 摘要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 的一般原理的科学 具体包括： 符号的结构、 符号的功能、 符号的社会约定性 等内容 符号学实践包括： 作为传递信息和意义 的语言符号的运用、 符号的生成和发展、 象征主义 等几方面 符号学的语义研究，涉及 通讯、意指、修辞等层面 对中西方 语义符号和 象征符号的 进行的对比 分析和研究 有助于促进 中西方不同文化符号 系统间的跨文化比较 进行跨文化符号学实践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探寻不同社会文化 生成与发展的渊源与底蕴 对一个民族文化之根 进行深刻的挖掘 我们在 关注西方学者们的 符号学成就的同时 应当发展具有 中国和东方特色 的符号学理论 在世界文化 交流和融合 的进程当中 做出，我们 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跨文化视域 符号学实践 一 引言 在20世纪 符号学以它，独特的魅力 唤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迅速地发展为跨越 许许多多思想领域 最热门的一个 新兴学科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 的一般原理的科学 具体包括 符号的结构、符号的功能、 符号的社会约定性等内容 符号的社会持续约定 在于符号功能的发挥 符号必须，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 20世纪 的语言学 与符号学 思考 很大程度上 被现代语言学之父、 结构主义思潮的先驱 菲尔迪南·索绪尔的 研究成果主导着 他的研究成果 至少在欧洲 引起了对于 人文科学方法论 的彻底重新审视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 的符号学传统的国家 中国古代 没符号学 这门学科 但在许多的文献中 已经包含有丰富的 符号学思想 中国的 传统文化 不仅具有 丰富深刻的 符号学思想 而且 还有纷繁复杂的 符号行为和实践 迄今为止符号学学术成就 主要是西方学术界的产物 当扩展至全世界之后 符号学有望成为一种 全球性的学科 所谓学术的全球化 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文化和学术交流的过程 在此过程 中国符号学将起到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具有三个世界之最： 最悠久的连续性历史、 最多的人口、 以及最丰富的 书写历史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 符号学思想的大宝库 储藏历代丰富的 符号学思想史料 除了 科学的、技术的、 经济的和社会的 目标 中国也面临着使其 传统文化学术研究 现代化的迫切任务 符号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的，创造和传承 以符号，作为媒介 不同民族的 符号学实践 都深深植根于 各自民族生活 的土壤之中 形成 自己独特的 内涵和风格 每个社会 都存在于 它自己生产的 意义符号当中 这些符号是，人们的生活指南 并且成为了，他们的生存环境 通过符号，人们将世界 解读为一个理性的空间 每个社会，也都会最大限度地 促使现实，适应它的符号体系 换言之 每一种文化也都是由 多元符号和语言构成 二 传递 “信息”和 “意义”的 语言符号系统 语言 是符号学 的一部分 语言 既是人类进化的结果 也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使得它成为 人类独有的 与动物世界 区别开来的 有声符号 语言是 人类传播，手段当中 最为复杂，符号系统 并在人类创造的所有符号中 处于非同寻常的地位 语言（包括文字）为符号的确立 提供了可比照、可借鉴的对象 在我们的 社会生活 似乎至今 还没有发现比语言 更具有广泛性的用来 组织社会、沟通思想、 实现人际互动的符号 因此现代符号学，总拿语言 作为符号研究的，典型对象 同时也把 语言作为 符号学的 阐释工具 索绪尔，将语言 界定为，符号体系 能所两忘： 性相俱亡 任何符号都 由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 构成 关于所指 首先是要注意 它的基本内涵 在索绪尔看来 能指与所指 作为 符号中的两个 最基本的要素 一个表示，音响形象 一个表示，概念 它们都是 心理事实 与 外在事物 完全不同 索绪尔之所以用所指 而非现实或外在事物 就是要说明 所指的意义 并不是 来自于它 所表现的 或表达的 外在现实 而是来自于概念 概念是，心理的 而不是，客观实在的 从这一基础出发 关于所指的意义问题 还要进一步地联系到 索绪尔提出的 符号学原则 其中之一是：“符号的任意性” 通常认为，索绪尔所说的 “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指 能指与所指之间 关系的任意性 比如： 英语中的“cat” 或汉语中的“猫” 这样的音响形象 与“猫”这一概念 没有必然的联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可以论证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 也就是“任意的” 索绪尔 将语言中的符号的，任意性原则 提高到语言学中的，根本问题 在他看来： 能指是可以演变的 与某些所指（概念） 相联系的具体声音系列 可以变化； 某个能指（声音系列） 也可以表达 不同的所指 （概念） 同样，所指（概念） 也经常转移和变化 一些概念 起初所指的，是一些事物 后来又表示，另一些特性 等等 因此 能指和所指也都不是 稳定的、一成不变的 二者的关系是任意的 关于 语言符号的，性质、 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意义 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所认识 并且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 作为一篇 具代表意义的 论述符号学的 论文 《公孙龙子·指物论》 早就提出： 物莫非指 而指非指 “物莫非指”： 所有的事物，都可用作符号 （“莫非”双否，表示肯定） 这一个“指”是“符号”的本义 具有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 或说具有 符号形体、 符号对象和 符号解释的 三元关系 “而指非指” 前面的“指”是符号的能指 后面的“指”是符号的对象 即系是能指 所指代的物 即是说： 符号的能指 有所区别于 符号的对象 即指甲 表征于乙 而不是乙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 在《正名论》当中 关于命名过程的论述 解释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 及符号生命的，活力之所在 名无固宜 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谓之宜 若异于约，谓之不宜 “名”即就是 符号的能指 它的形成与社会 的传统习俗有关 即我们所说的 “社会的约定” “宜”即适切性 适切的符号 才有生命力 反之，便无生命力 荀子：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 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这一句话解释了 名称与事物之间 约定俗成的关系 即符号的所指 先秦名家关于 “名实”关系的 研究即称为名学 “名”和“实”的关系 即符号能指 和符号对象 之间的关系 春秋时期名家代表人物 公孙龙子在《名实论》： 大名，实谓也 知此之，非此也 知此之，不在此也 则不谓也 知彼之，非彼也 知彼之，不在彼也 则不谓也 意思是说： 事物的名称 （符号） 彼此并非不同 不同的名称 是用来区别 该事物与 他事物 但名称，不等于，即就是 该事物或他事物，之本身 客观事物，纷繁杂沓 凭着什么给它们名称 同一时期的荀子 在《正名》中说： 五官薄之，而不知 心征之，而无说 人莫不然 谓之不知 此所缘以同异也 然后 随而名之 同则同之 异则异之 单足，以喻，则单 单不足，以喻，则兼 单与兼，无相避，则共 虽共，不为害矣 这说明了： 语言符号 的命名原理 及其心理过程 认识客观事物时 靠五官，去接触 用思想，去感受 才能够形成概念 给事物一个命名 如果事物 没有名称 五官对它 有所感觉 却不清楚 心理对它 有所验证 却说不出 那么，谁都不能认为 自己，已经认识它了 即必须给事物 以名称的原因 给事物取名称 同一个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名称 不同的事物，可以有，共同名称 因此，语言符号，具有 很强的人为规定的特点 正因如此，一切符号的 所指的客体事物或事件 以及代表的意义 都不得不依靠 创制者的“规定” 和 使用者的“习惯” 这种由，心理认同 形成的，内涵意义 完全要靠语言 来去进行解释 所以 一个符号 如果无法用语言符号 来去进行，分解阐释 使得它的，形式和意义 联系起来，那么就会 失去符号的存在价值 也就不成其为符号了 因此在 所有符号中 语言是人类 最复杂的、 最广泛的 表达系统的符号 清代学者陈澧 《东塾读书记》： 意（义）者 象乎事物 而构之者 声者 象乎意 而宣之 声不能 传于异地 留于异时 于是乎，书之为文字 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 综上可知 语言符号系统包括了： 可听见的言语符号和 可看见的文字符号 总之，符号 总有特定的物质形式来承载 总是负载着某种信息和意义 而信息 和意义 亦不能够 脱离符号 独立存在 三 表达 “意指”和 “意象”的 社会符号系统 表意符码与 符号关系密切 是符号的系统 所以在 文化研究的领域 主要研究的符码 都是表意的符码 符号学中“意义”和“意指”的区别 也属于，符号意义的不同层次 符号学的，著作当中 常常见到，“意指”一词 “意指”在许多情况下 只是“意义”的同义语 然而，意指和意义 的确，有所区别 国画上的题诗、 乐曲上的标题 等就是，用书写符号 来提示，非推论符号 的意指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说： “意指”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 是将能指与所指 结成一体的行为 这一 行为的产物 便即是符号 罗兰·巴尔特 是语言学本位 的文化和文学 符号专家 语言结构 即是他理解的 文化世界结构 的基础或原型 巴尔特 从语言学的记号的特性 推导符号学记号的特性 二者类似 符号学也是 由一个能指 和一个所指 组成 比如 公路规则的一个 符号学系统当中 绿灯是能指 而可通行 则是所指 巴尔特 一直坚持，符号学 应来源于，语言学 他指出： 多数符号学系统 （物品、姿势、形象） 都具有一种，本来不介入 意指作用的，表达实质 而社会往往把 一些日常用品 用于意指目的 按照这一原则 巴尔特 有时系统地、 有时零散地 分析了 各式各样 文化现象 并将它们 加以分类 如在 新闻、时装、 家具、汽车 等文化性 物体领域 中进行的 诸分类研究 一个 自然的，或者 人工的，物件 可有，多种意义 或者，意义功能 有些是最初制作的 或运用之时具有的 有些是后来另加的 他援引奥古斯汀的话： 一个记号 是这样的 一种东西 它除了本义以外 还可在思想当中 表示其他的东西 这就是说 作为单一记号 或者复合记号 的物体 可以有 多种意指功能 这类意指功能 “存于思想中” 即它们 是文化性的 或人为约定的 意指是 指能指 与所指 结合的 行为过程 也指这一 行为过程 的结果 一种更深层次上的意义 巴尔特 曾经举过 一个例子 形象生动地 把意义和意指 区别开来了 巴尔特说 他在理发店里 有人给他一份 《巴黎竞赛》 在封面上，一个 身着法国军服的 年轻黑人士兵 正在向法国国旗敬礼 他说这是 这幅画面 的意义 然而巴尔特说 他从画面上又非常清楚地 看出了这一幅画面的表意： 黑人效忠于所有的压迫者时 显示的热情是对于那些贬损 所谓的殖民主义的最好回答 巴尔特认为： 这才是画面的 意指或者 意指作用 从巴尔特的 例子可看出 这幅画的画面 是符号的能指： 一个法国的黑人士兵 正在向法国国旗敬礼 这是第一个层次 即为符号的意义 然后 又以第一层次的 整个符号为能指 又得到一个所指 整个画面又表明了 对殖民主义的斥责 这是第二个层次 即为符号的意指 因此，意指 也是，一种 意义（所指） 不过这是 深一层次或者 扩展了的意义 巴尔特： 符号 不是简单的客观存在 而是服务于它们背后 的特定的利益和目的 这里，意义是 被制造出来的 正因为 这个原因 符号成为 概念系统 与语言系统 之间的纽带 文化需要在 符号的基础 来去作讨论 而符号往往体现 主流意识形态 的优势地位 从当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人类使用的语言符号 并不是无限的 语言运用的过程当中 语言符号，可以根据 社会习俗和文化的约定俗成 形成丰富的象征意义 从而，更深层次 表达，言外意义 当“意象” 作为一种 特殊的事物 被用来代表 某一类事物 它便即有了 符号的功能 中国文论中的“意象”一词 颇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 “有意味的形式” 《论衡·乱龙》： 礼贵意象 示义取名 《文心雕龙·神思》： 独照之匠 窥意象 而运斤 他们所说的“意象” 皆指“意思与形象” 后来更发展而为 系统的文艺理论 “意象” 同样可以，分析为 两个义素，的集合： 象和意 “象”即艺术符号的能指 “意”即艺术符号的所指 其中的 “象”是“意”的象 “意”是“象”的意 “意”和“象”，彼此不能分割 它们的结合，即艺术符号 审美意象的 产生伴随着 主体 的经验迁移 和价值重构 产生于 审美主体，心中的意象 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 但它也是，朦胧虚幻的 文学创作当中 文学作品本身 是一个独立整体 表现了 一种完整 人类情感 它是一个 单一的、 不可分割的 “文学符号” 当我们把文学作品视为 一个艺术符号系统之时 作品整体 的情感功能 是由作品中 各个符号 及其结构 共同实现 作品中 相对独立的符号已淡出 整个作品的艺术的意义 它们固有的符号意义 都消融在作品的 艺术意象之中 我们 把它们称为 “文学语言” 文学语言属于艺术符号 是美学意义上的符号 因此可说： “意象”即 艺术符号 西方“意象” （image） 虽然并不等同于 “有意味的形式” 但也是大体 相当或相通 皮埃尔·吉罗说： 科学意味着我们 加于自然的 一种秩序 艺术意味着： 我们面对自然 所产生的情绪 故，美学的符号 即，现实之意象 吉罗： 意象作为，一种符号 可以用来，表达情绪 因此理解而为 “有意义的形式” 自然也是恰当的 例如：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就语言符号而言 它是一个 复句层次的 意义单元 这一组语言 或一串汉字 是它的所指 它的所指是： 走出阳关，便是穷荒绝域 不会再有，相聚饮酒之事 所以劝君，多饮一杯 然而这些 仅仅只是 字面意义 从诗歌艺术 的意义上说 它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 或曰“意象” 它以上述的 能指和所指 结合为能指 给出，新鲜的所指 赋予，深刻的涵义 西出阳关 便免不了 艰苦寂寞 “劝君更尽一杯酒” 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 既有依依惜别的情愫 又有对远行者的 良好祝愿和 深切情谊 这些就是 “有意味的形式” 的“意味” 由此可见： 符号意义 是由话语使用的 特定语境决定的 符号意义，是在具体的 意指过程，当中形成的 我们在理解文本的语义结构时 必须与具体的文化背景相结合 这样才能 真正理解文本中的人物、 他们的心境和情感诉求 并结合，我们的经验 正确地，解读文本 中国古代著名小令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诗篇里出现的： “小桥、流水、人家”和 “古道、西风、瘦马” 非乡村风貌 的真实意象 而是指，寄托着诗人 深厚情感的艺术意象 它所表达的是 诗人马致远的 那种内心感受： “古道”是苍凉寂寥的 “西风”是萧瑟悲凉的 “瘦马”是疲惫无力的 符号，并不 仅是，能指 而是，能指与所指（意义）的结合 但 所指并非概念 或者指涉对象 而是另外的能指 能指之间 必须相互区别 才能发挥作用 符号 就是两层 能指体系 的互动 在符号内部，两层能指 被紧密缝合，互为基础 第一层是，符号的能指 第二层是，“变成所指的能指” 四 中西方 “象征符号” 的 跨文化解码 根据 美国实用主义和 符号学的奠基人 皮尔斯的理论 借助于某种规约 与自身的对象 相联系的 任何符号都 可以定义为 象征符号 因此，透过 符号具体形象的表层意义 赋予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 以传递与符号的具体形象 相似或相近的观念、思想 或寄托某种 特别的感情 我们称为 象征行为 在人类的符号实践当中 应用最多、最具代表性的 是象征符号 以至古往今来 许多人在使用，“符号”一词 往往仅仅是指，象征符号 也就是说： “符号”有时仅指，symbol 而非更为一般的，sign 符号学认为： 象征符号的符形 与符号对象之间 没有什么 直接联系 符号学家艾柯说： “象征”的价值 恰恰在于它的 模糊性和意义的开放性 对于某个自然的象征符号 它的来龙去脉和象征意义 不必勉强 为之解释 还是 “模糊”一些 “开放”一些 为好 象征意义代表一种 非推论符号的意指 其中凝聚着 智慧与感悟 但是，象征意义在反复使用中 获得，社会性和约定的“经验” 往往成为 符号意指当中 固定的一部分 如莲花，只是一种 多年生，草本植物 在人们赋予它 “纯洁无暇”的 含义之后 于是成了 象征“君子”的符号 《爱莲说》： 予独爱莲之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可以远观，不可亵玩 这是文学艺术符号： 表面的莲花自然属性 只是，符号第一系统 莲花 隐喻君子的高洁气质 则是符号的第二系统 皮尔斯总结： 象征符号的符形 与其联想的对象 之间 没有必然 或者直接 的联系 它们之间的 表征是自由 即是建立在 社会约定的 基础之上的 并且要求 这个群体 所有成员 都来遵守 因此人为约定是在，象征符号的 创建和使用过程中，是最重要的 例如西方人用玫瑰花 作为爱情的象征符号 玫瑰与爱情之间的关系 是西人任意约定的结果 即使有某个 传说的原因 但是 它们之间 并不存在 必然联系 因此作为爱情的象征符号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 可以有不同的约定 中国就有许多的 用来表示爱情的 象征符号 《诗经·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这里 “木瓜”“琼琚”“木桃” “琼瑶”“木李”“琼玖” 等都是爱情的象征符号 唐朝王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就是把红豆作为 爱情的象征符号 西方文化 白色，象征纯洁 黑色，象征庄重 西方人的婚礼 新娘穿白色婚纱 新郎穿黑色礼服 而在中国 传统文化 白色和黑色 为不吉之色 人们把这两种颜色 与葬礼联系在一起 不会出现在 婚礼庆典上 直到改革开放后 中国人才开始在 婚礼上接受白色 中国人 视红色 为吉色 象征吉利 中国人一般 很喜欢红色 红色可用于 婚嫁、生子、 过年过节 但这并不是说 红色可以用于 各种场合 根据中国人的习俗 红色绝对不能在 丧葬期间出现 象征符号的创建和适用应该： 服从符号使用群体的需要 遵从符号使用群体的约定 龙在东方象征 吉祥、有生气 西方人则视为 恶的象征符号 在古希腊神话当中 蛇是生命力的化身 它的生命力分化到 周围的生命当中 护卫家庭成员、 家畜、树木 由于蛇通过蜕皮而获得新生 由于蛇冬眠之后在春天苏醒 因而引发对蛇的永生的信仰 由于永生，蛇又 成为死者和生者 之间的一条纽带 蛇体现了祖先的力量 蛇的生命力 与死者尤其是 家族祖先的生命力 联系在一起 因此 蛇又象征 代际之间的 生命延续 在那些来自神话的 被崇拜的动植物中 有些转化为人事的预兆或象征 成为独具审美意味的象征符号 中国传统文化中 鸟和草木一直与 春天、生命和情爱 相连 作为比翼鸟和连理枝的原型 《山海经》中那些山间水畔 外形奇异的鸟兽草本 在神话中是具有 非凡力量的神灵 是原始崇拜的对象 后来才成为 人事的类比之物 男女情爱的象征 连理枝和比翼鸟 发展为一个发达的 情爱象征符号系统 正和中国古人 与自然的融通、 敏锐的观察和 发达的意象思维相关 象征符号作为一种 社会文化传统的产物 建构着人类的概念体系 与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 社会文化 对符号意义的生成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不同民族语言的象征符号 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形成和传播 语义上 具体表现而为 不同民族语言 之间的差异性 五 结语 综上所述的语言符号 总有特定的物质形式 来去承载 总是 负载着某种 信息和意义 而信息 和意义 亦不能够 脱离符号 独立存在 在人类的，符号实践当中 应用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 象征符号 象征符号的特征 在于其依赖于 社会的约定 其符号形体 和符号对象 之间没什么 直接的联系 跨文化 符号学实践 将广泛影响 国际符号学 理论研究的 前景 对中国符号学的研究 有助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 话语表述与现代文化接轨 与其他学科 交流和融合 从而 使中国符号学 的研究和实践 不断发展创新 同时有助于 中西方 人文学术的 交流和对话 西方语义学方向的 符号学理论和实践 对于中国 符号学的研究 既具有启发性 也具有借鉴性 这一双向过程的发展 有朝一日，也有可能 反来影响，未来西方 人文科学的基本结构 因此研究符号学 一方面可以 探寻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 符号的生成、发展与传播 另一方面我们在 关注西方学者们的 符号学成就的同时 应当 发展具有中国 和东方特色的 符号学理论 在世界文化 交流和融合 的进程当中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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