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刘昶｜叫魂案和乾隆的“合法性焦虑”

叫魂案和乾隆的“合法性焦虑”

文 | 陈兼、刘昶

感觉上似乎还只是一瞬间。由我们翻译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译本的出版，竟已有十二年了。当年，我们翻译这本书时花了不少工夫，同时也觉得，这本书有好的内容，又有可读性，大概不会卖得太差，至少出版社是不会亏本的。但《叫魂》出版后受到人们欢迎和重视的程度，仍然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原来的预想。这本书在台湾也颇受欢迎。《叫魂》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时用的是我们的译本，但我们却全然不知情。后来，还是在这本书被评为某一年的台湾“十大好书”之一以及“最佳译著”之一时，我们才晓得原来这本书在台湾也出版了。

《叫魂》何以会受到两岸读者的广泛重视和欢迎？恐怕同这本书的主题、内容以及孔飞力的写法有关。孔氏固然是一位十分严肃的学者但也极会讲故事。要在一位作者的身上同时发现这两种品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不然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十分不严肃的“纪实”作品，也不会有那么多严肃和枯燥得让人不愿问津的学术著作了。当孔飞力的这两种品质在《叫魂》这本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时，就构成了这本书受到人们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叫魂》不仅可读，而且还相当耐读。构成《叫魂》中心内容的，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案件串联组成的“大叙事”。把这些故事连接起来的，则是“盛世妖术”这个乍一看来十分奇特，仔细想来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颇为平常的现象。孔飞力着力要做的，是在讲述这一系列故事时，把蕴藏在“盛世妖术”现象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写出来，揭示其中所包含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比如，孔飞力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便还曾一再地重演，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任何一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读到孔飞力的这些描述时都会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慨。更为要紧的是，造成这种让人们走火入魔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因而，还会不断地重现——尤其是在表面光鲜的“盛世”之时，更是如此。

我们觉得，《叫魂》的故事最有悬念之处，在于孔飞力对乾隆时代的中国社会那种虽处“盛世”，却又妖术横行的描述和分析。其中有关“乾隆盛世”的讨论，提供了《叫魂》全书的背景和语境，因而极为重要。明清交替之际，也是中国在各个方面开始同“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在中国“漫长的十八世纪”的过程中（在西方学术界，这一般指的是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初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经济规模、尤其是农业生产的规模也空前扩大。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中国介人“世界”的原因：诸如玉米、甜薯、花生等由美洲引进的适于在坡地上生长的新作物，不仅扩大了中国的农耕范围以及农业生产的规模也造成了人口迁徙模式的改变——人们在向城市集中的同时也移往未被开发和开垦的地区。与此同时，当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时为支付由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国外白银和铜钱也大量进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因经济规模扩大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需要并成为支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然而，在孔飞力看来，乾隆盛世其实只是“镀金时代”。在繁华表象的背后伴随着人口过度增长和经济规模快速扩展而来的，是人均资源比例严重恶化，社会分化及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社会道德底线一再被打破，官员的腐败和官僚机制的无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在财政上也日益陷于人不敷出的境地。像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历代王朝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时可谓屡见不鲜。但在乾隆盛世表象所汇聚起来的危机情势，却既产生于中国同“外部世界”联系的加强和深化但又并非由外部世界强加于中国，而是中国社会及经济本身在新环境下发展演变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所有这一切，交错缠绕在一起，最终超越了大清帝国现存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统治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正因为如此，孔飞力在《叫魂》全书开篇时写下了“一七六八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的点题之言。其中的涵义是，早在西方国家依靠自己的技术与军事优势于十九世纪中期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的发展已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也早已在为近现代中国的到来准备着条件。这是孔飞力为发生于乾隆盛世的叫魂案所勾勒的大背景。

“叫魂”案发生于一七六八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一年春天，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开始，突然掀起了一股“妖术恐慌”之风：通过口耳相传，民间出现了四处扩散的“小道消息”，说是社会上有一批“妖人”，通过割剪他人的发辫、衣物或名字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其后，这种妖术恐慌又从江南扩散开去，在直到秋末的大半年时间里，小民百姓人心惶惶，各级官员疲于奔命，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也被搞得寝食不宁。这番折腾，一直持续到年底，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既无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也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这一段故事本来似乎荒诞不经，但孔飞力不仅将这段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还从中引出来一大堆道理。为此，他下足了档案研究的功夫，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复印了所有相关的原始档案。（《叫魂》中引用了大量乾隆朝的档案材料，我们在翻译时，若没有孔飞力为我们提供的档案原始复印件要将这些引文从英文复原为中文是做不到的。）

在孔飞力所讲述的叫魂案故事中，中心人物是专制君主乾隆。在他的笔下，乾隆绝非昏君，亦绝非“圣人”。尽管乾隆只是一个人，但他却代表着清帝国的整个制度，或者说他是这种制度的人格化。

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乾隆可谓生逢其时。他承继了经由康熙、雍正两朝而奠定基础的“盛世”。但他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更是喜怒无常。他一方面将自己视为千古一帝，应该名垂青史，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加强了他的自信毋宁说是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和无处不在的潜在的危机感。这也是为什么乾隆朝会有那么多的文字狱的重要原因。他对于“盛世”以及“十大武功”之类的炫耀，以及后来以“十全老人”自诩，不仅是他好大喜功性格的表露，从根子上说其实也是他关于清朝统治的一种“合法性声明”。在乾隆的眼里，凡是涉及清帝国“社稷安危”的任何问题，都是头等大事，即便仍处于萌芽之中，也必须予以彻底铲除。他对此的反应及作为，从来便有着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左”倾向。但同时乾隆又深谙统治之术，在处理诸如“叫魂”一类的事件时，明明其中“剪人发辫”一项触及了他的“合法性”神经但他却对此讳莫如深，不在任何场合提及。孔飞力因而认为，要为乾隆作传是极为困难的（他甚至说过，“可能最终亦无人有能力为他作传”）。

若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贯穿叫魂案始终的正是包括乾隆在内的清朝统治者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在《叫魂》一书对此有一些极为精彩的论述。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可以并值得进一步深究的大问题。

孔飞力在论述乾隆以及官僚们对于剪辫叫魂案的反应时，涉及乾隆在其统治合法性问题上所面临的微妙局面。从表面上来看，当时距满人征服中国已有一个多世纪，来自汉人的有组织的抵抗早已经消失，“满人上层人士已学会了对中国精英文化的因应之道，而汉族上层人士则默认了满人的霸权地位”，大清帝国似乎是巩固的，统治者似乎也拥有了一种对于自身“正统性”的自信心——而在乾隆的身上，这一点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切，同“盛世”的表象似乎也是高度契合的。但在骨子里，在满人——包括乾隆皇帝在内——的潜意识里，对于大清帝国因自身种族意象而受到合法性挑战的警觉，却从来没有消失过，或者说，他们对于大清帝国能否真正长治久安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心过。清朝统治者越是炫耀“盛世”，越是透露出他们根子上的“合法性焦虑”。

孔飞力的上述讨论涉及《叫魂》出版前后在美国学界讨论不断的“汉化”问题（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十多年前何炳棣和罗友枝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的一场双方甚至动了感情的辩论——何炳棣认为，清代的成功应当归之于“汉化”，而罗友枝则强调，清代的成功奥秘在于大清帝国对于非汉族地区的有效统治）。我们认为，在清代，“汉化”本身其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满人并非仅仅是“汉化”的对象，也是“汉化”的主体——甚至在入关之前，他们就已经是“汉化”的参与者了。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又有着自入关前便开始的长期同汉人打交道的经验，满人对于“汉化”的特定形式、进程等，是有自己的发言权的。清朝统治者实现“汉化”的实际过程，是同他们对于“中国”（包括文化、疆域以及民族构成等等）的重新塑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孔飞力从清帝国“合法性”构建及维系的视角出发，对于满人在实现“汉化”及保持“满人本性”问题上的“悖论”处境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他指出，清代朝廷作为一个统治着中国这个大一统帝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既必须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一方面，他们必须表明，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保护并颂扬自己的种族特性，以显示“正是由于满人的可贵的种族传统，他们其实能比汉人更好地统治中国，也特别有资格将儒家的道德箴言融入帝国的统治之中”。

但是，我们知道，国家或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是一种一旦取得就可永久享有的东西它是需要不断地予以构建、维护及加强的——即便这“合法性”的取得是所谓“奉天承运”的结果。这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甚多，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国家/政权/统治者同社会/臣民/被统治者之间始终处在变动之中的关系。所谓“合法性”，其实便是后者对于前者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意义上存在的心悦诚服的“内在接受”。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异族”的满人其实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高枕无忧。归根结底，一方面，清王朝是由军事征服起家的，而征服的暴力与“合法性”的任何定义都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族裔背景，清朝统治者在关于自身“合法性”叙述的构建中，不管做出怎样的努力，其基本的、可供支配的资源却从来便存在着捉襟见肘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改变（或者说是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族裔背景，关于清朝统治合法性的任何表述都会与汉族士大夫内心真正认定的“儒家道统”表述之间存在紧张，无法彻底消除。

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当这样的“合法性焦虑”存在时，统治者总是会试图诉诸经验事实的支撑（尤其是当情势允许他们这样做时），以便在经验事实的层面建立起正统性合法性的支持力量。有清一代，直至鸦片战争之后，统治者在这方面一直借助于大清王朝实现了历朝历代所未曾做到过的建立空前的“大一统”帝国的经验与现实。在乾隆时代，关于“盛世”的经验及其表述，自然而然地也成为同大清帝国“合法性”的持续构建直接相关的问题。这里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有什么能够比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盛世”现象为大清帝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以“盛世”为支撑的“合法性”表述，具有明显的即时性质——“盛世”既然是一种经验事实，那么它便有着随时势变化而改变的可能，这样的支撑因而不能不是表面的、暂时的，也是极其靠不住的。因此，为了要保持政权合法性，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努力去维持盛世的场面。而任何微小的不安定因素都不可避免地会在统治者心头激起“合法性焦虑”。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像叫魂案这样一件本来荒诞不经的事情，居然会演化成为一桩政治上的“大案”和“要案”，由此而折射出来的，正是潜藏于乾隆心中的对于盛世光鲜表象背后的大清帝国合法性危机的焦虑。这样，对乾隆来说，压制叫魂案之类的“不安定因素”就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治安问题它也成了一个维持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不过，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在清朝这样的专制社会，无论对于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来说，合法性问题永远是言论的禁忌。对被统治者来说，那会惹来杀身之祸；而对作为统治君主的乾隆来说公开讨论合法性问题就等于是承认合法性有危机。所以，虽然他把叫魂案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却自始至终对剪辫妖术是否在挑战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讳莫如深。

尽管对叫魂妖术的清剿结果证明乾隆在这件事上完全是反应过度，但却不能真正消除他心中的疑虑。乾隆的忧惧，如孔飞力在书中所说，“亦幻亦真”。所以真实，是因为他无法打破官僚体制不可救药的积习和惰性；而所以是幻影（谁说幻影非真呢——孔飞力问道）是因为那时他还无法看清的各种不可知力量。因此，即便是在如日中天的盛世，乾隆已从叫魂妖术中感受到令他脊背发冷的“预示性惊颤”。而随着在他之后盛世景象的逐步烟消云散，大清帝国的合法性表述也变得越来越成问题它的统治根基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

本文原载《读书》2013年第4期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