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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中华传统君子人格作者：武道房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6日 11版） “君子”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传统中国人评价人品的重要尺度。“君子”一词在《周易》《诗经》中已大量出现，最初是对统治者、贵族男子的尊称。到了春秋时期，孔子丰富了这一词语的内涵：“君子”不仅仅是指那些贵族官僚了，更主要的是指道德完善、品行高尚的人；相应地，“小人”多指那些道德有疵、品行不正之人。君子、小人对举，成为对人品高下的评判。 我们所理解的“中华传统君子人格”主要是指儒家的做人理想。具体来说，就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君子人格论。自汉代以来，儒家经书成为中国文化人必读的圣典，其君子论成为中国各民族最广泛接受的做人理想。概括起来看，传统君子人格可体现为“身心和谐的追求”“人际关系的典范”“天人一体的境界”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我们做什么样的人仍有深刻的启示。 身心和谐的追求 所谓“身心和谐”就是自我和谐，是指有健全的而不是分裂的人格，这是君子的基本素质。做一个身心和谐的君子，在儒家看来，应该以仁为本，礼乐为用。人如果身心和谐，学习、工作自然能够做好。 “仁”是儒家极为重要的一个范畴。《说文解字》释“仁”为“亲也”。“仁”即让人亲近、亲切之感。“仁”另一义是果核的内里，如桃仁、杏仁等，它是个有生机的活物，种在地上能发芽。从这两层意思出发，“仁”既有恻怛慈爱之意，亦有生生不息、利人活物气象。因此，在孔子那里，仁是道德的根基和最高境界。据《论语》，每当有人问起一些品行很好的人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仁”的时候，孔子总是答曰：“不知”。（《论语·公冶长》）孔子之所以不轻易称赞某人为“仁”，乃是因为“仁”是道德的源头，道德从“仁”中流出，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所以朱熹注《论语》说：“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朱熹《论语集注·公冶长》）宋代理学家朱熹将“仁”视为流行不息的道德全体，应该说这是合乎孔子本义的。二程说：“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朱熹《论语集注·雍也》注引）这如同一个瘫痪了的人，身体生机不通，就是麻木不仁。不仁就是死物，仁者与天地万物的生机都是贯通的。所以一个仁者，不仅要让自己健康地活着，而且也要让天地万物成为生命共同体，并与自己的生命互联互通。 君子之心常驻仁德，恻怛恺悌，爱意充盈，生意盎然。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乃是因为心情乐易和平；小人常忧愁，乃是因为成了欲望的奴隶，焦虑窒息，生机全无。君子心灵是一个自足的无须外求的幸福世界，所以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君子不求人知，人知我，不喜；人不知我，不愠（恼怒）。君子之所以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是因为他的内在足够强大，其心灵世界洋溢着生机和幸福。 君子以仁德为家园，形成一个自足的世界。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无论何时，无论何种境遇，都内省不疚，心怀仁德，保持一个乐观坦然的心态。 “礼”是古代社会中形成的各种交往仪节和行为规范，“乐”指音乐、歌曲、舞蹈之属，能陶冶性情。礼有收敛约束的作用，乐有发舒娱乐的效果。礼乐是一对矛盾，但对人的身心和谐都能起到调节作用。《礼记·仲尼燕居》云：“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说明礼乐对人的修养非常重要。 礼在周代是各种社会制度的总称，举凡治国理政、观象授时、交往仪节通称之为“礼”。后世礼的内涵逐渐限于人际交往和个人的行为准则。礼，并不是凝固不变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礼。《礼记·礼器》提出“礼，时为大”的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礼要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也就是与时俱进的意思。但不论礼怎么随时变化，其核心意图没变：“礼也者……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礼就是要建构一种规则和秩序，目的是条理万物。对于身心和谐来说，礼无论任何时代都是必需的。 孔子十分重视乐教，并把音乐作为“六艺”之一进行传授。他认为音乐对人身心有益，能陶冶人的情操，理想的音乐应是尽善尽美，不仅形式上美感动人，内容上亦能扬善去恶、弘扬正气。他评价《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应具有中和之美，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乐主和乐，礼主节制。礼乐并用，才能真正促进人们身心的和谐以及健全人格的养成。 人际关系的典范 君子处理人际关系，讲求一个“义”，也就是适宜、合宜。传统君子人格要求处理好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具体来说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关系扩展开来，构成古代一切的社会伦理关系。 父子关系，讲求父慈子孝。作为父亲的职责，对于子女，不仅要在物质上将他们抚养成人，更要重视子女教育，《三字经》说：“子不教，父之过。”教育子女首重树德立品，这是做好一切事业的基础。身为子女，对于父母长辈要恭行孝悌之道。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同“悌”）。做子女的，如果心存对父母长辈的感恩之情，就不会犯法作乱，因为孝子担心如果为非作歹，就会让父母揪心和蒙羞。所以孝悌是君子做人之本，也是为仁之本。仁是恻怛之心，孝悌是仁的发用。一个君子在做人方面，首重孝悌。孔子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天子》）就是说爱父母的孝子不敢做一个让人人讨厌的人，敬父母的孝子不敢轻慢他人。爱惜名声是君子的一个表征，也是孝亲的应有之义。当然，儒家提倡孝道的同时，也反对愚孝。《孝经·谏诤》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争”同“诤”，进谏劝说的意思。父母有错时，子女当帮助纠正，不可使父母陷入不义的境地。所以，孝顺并非指无原则地顺从，愚孝是君子所反对的。 儒家主张君与臣之间相处要有一个适宜的度，这就是所谓君臣有义。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是说做国君的要有国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人子的要有人子的样子。父慈子孝是出于血缘关系，父子有亲，是一种天然的情感。而君臣以义相合，合义则成为君臣，不合义则君臣关系也就解体了。所以君臣关系更像是后天的一种契约关系。君是一国领导人，在德行方面，要作全国的表率，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国家领导人自身行仁义，品行正派，则能带动全国人民尊崇道德。臣是负责某一方面的官员，在君的领导下工作。《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止”，做到的意思。“敬”不仅指对国君尊敬，还有敬业之意。也就是说，作臣子的要敬业，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对待臣子要有一定的礼数，给予一定的尊重；臣为君办事，要忠于王事，尽心尽力地完成国君交办的任务。君臣关系是旧时代的政治架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个人与国家关系还在。君子处理这些关系，有些原则现在还可以适用。 儒家主张在长幼尊卑之间应建立一种秩序。“长”“幼”在不同的语境下所指对象不同。在古代宗族之内，辈分高的为长，辈分低的为幼；同一辈分中，年高者为长，年幼者为幼；宗族之外的人，则以年龄大小区别长幼。长幼有序，在五伦关系中，主要是指兄弟关系。儒家强调孝悌之道，《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个“弟”字通“悌”，本义为敬爱、尊重兄长。从年龄上看，兄在弟先，弟弟要尊重兄长；反过来，作为兄长，也要关爱弟弟，所以《礼记·礼运》将“兄良弟弟（悌）”视为基本道义。 总之，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儒家重视处理五伦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关系涵盖了一切的社会关系，五伦关系处理好了，人际关系和谐，社会也和谐。 天人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思想，也是儒家君子人格的必备境界。在儒家看来，“道之大原出于天”（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仁、义、礼、智这些人类德性是人天生即有的；这个“天”主要是指人的天性和自然性，不仅仅指头上的那片天空。所以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与道家更重视人的自然性不同，主要指道德的天赋性；人能实践道德，就能天人一体，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君子知天。“天”有天然之意。儒家所谓君子知天，主要不是指科学意义上的探究天象，而是为了解道德是从哪里来的，从而更好地实践道德。在孟子看来，好逸恶劳、追求肉体享受，“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为什么君子不把这些看作人性呢？因为这样的性，牛、马、猪、狗也有；如果这也算人性的话，那等于说猪、狗之类也有人性了，这样一来人性和动物性就没办法区别了。所谓“人性”是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特有的性，这种特有的性，在孟子看来就是“仁、义、礼、智”。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的人性。他打比方说，人们见到一个小孩子即将掉到井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救这孩子，这并非为了沽名钓誉，而纯粹是发自人本能的一种“不忍人之心”和“恻隐之心”。这种天然的同情心就是人性，也就是天赋之性。同样地，人天生有羞耻之心，即便是原始人也知道用几片树叶遮住私处，动物却没有这种羞耻心。所以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孟子认为，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乃是“四德”（仁义礼智）的端芽。人有此四性，就好比人有四肢一样。人四肢能运动，这是身体的本能；人有仁义礼智“四端”，这是心灵的本能。有这种心灵本能而不去发挥，就如同有四肢而不运用一样，这等于是“自贼”，也就是自残的意思。所以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并非他人从外在向你内心灌输的道德教条，而是你天生即有的德性。《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即是说天赋予人的才是“性”。实践“仁义礼智”四种德性，并让其发扬光大，就是实现了人的天性。实现了天性就等于与天合一，进入天人一体的境界。 君子下学而上达。孔子主张“下学而上达”；他又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这个“上达”即是指君子上通天理；“下达”是指小人只知徇口腹之欲，境界卑下。上达天理，就是上知仁义礼智来自人的天性，从而实践这种天性，就是天人一体或天人合一了；换个说法就是实现了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人心天然喜欢美德，就像刍豢（美味）悦我口的道理是一样的。君子上达，就是上达这些天赋的道德本性。小人下达，就是只知追求身体“肉壳子”的欲望。孟子将人的耳、目、口、鼻、四肢等器官称之为“小体”，将心称之为“大体”，“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只有首先满足心灵需要，做一个道德的人，才是大人君子。孟子又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存心、养性，都是人听从天意、顺应自然的修养工夫。因此，所谓上达，就是上知仁、义、礼、智四德来源于天理，就是天人合一。 孔子重视“上达”，但他又强调“下学”的重要性。“下学”就是下学人事，学做人的道理。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儒家十分强调“下学”的工夫，因为生而知之能上达天理的人不多，多数人还是普通资质，而要通过学习而加强道德修养。“下学”的目的是“上达”，反过来说，“上达”也即在“下学”之中。《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首重一个“学”字，说明学习对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当然，儒家所谓“学”与当今所谓“求知”不尽相同，其主要还是道德伦理之学，目的是做一个“下学而上达”的君子。 君子乐天。“乐天”也是君子“天人合一”的应有之义。《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的德行是使万物能够生存，君子取法于此，存此仁心，即与天地合一。与天为一，即进入人生乐境。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之所以万物皆备于我，是因为心能体现天地的仁德，无物不载，反思此理觉得很真实，就会觉得人天合一，这是非常快乐的事。孟子还说有“人爵”“天爵”之分。“人爵”就是人的社会地位如官位等，普通人都以此为光荣而追求；所谓“天爵”就是大自然（天）赋予人的无比宝贵的德性。“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乐善不倦”是人的天性，实践此宝贵的天性，人就会无比的快乐。所以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这是说，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心的本能，如能存此心不失，则能由外貌显现出来，所谓“相由心生”即是此理。由仁义礼智之心呈现出来的面貌，是一种清和润泽（睟）、丰厚盈溢（盎）的气色，这是积于内、发于外的深沉之乐。 当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时，曾点说他的志向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之后感叹说：“吾与点也。”孔子为什么会赞成曾点呢？朱熹认为，曾点“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这是说曾点已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二程发挥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以上引文见朱熹《论语集注·先进第十一》及注引）天地有生人、生物之德，人能让万物各遂其本性，就是天人一体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些都体现了天心天道。曾点已知孔子之志，故有“浴沂”“舞雩”之乐境，这是天人一体、体现仁者之心的快乐。 君子知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可见“知命”是君子的一个重要特征。知命是与天人合一有深刻关系的。这个“命”字即是指“天命”。这个“天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前面所言“天”（换言之“大自然”亦可）赋予人的一切特质，主要是指仁义礼智人性四德。第二层含义就是世俗所谓“命运”，指人一生的贫富贵贱、运气好坏等。孔子所谓的“命运”并不是宣扬神学，仿佛天上真有一个人格神支配着人的命运，孔子并无这个意思。这个“天”其实就是包括人自身因素在内的一切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这些众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具备了一定条件，天就会显现出一个像，这个像就是所谓“天命”。天命其实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因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顺从天命，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正视现实、接受现实的意味在内。“君子知命”既要知天所布命于人的仁义礼智四德，发掘人的内在的优良品质，这个可以操之在我；又要在富贵利达、得失顺逆等个人境遇方面顺应命运的安排，不能患得患失、怨天尤人。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君子知命，知命也就进入了天人合一之境。 要而言之，传统儒家的天人关系，是追求天人合一。其核心思想是人要实践天或者实践大自然赋予人这个物种的道德理性，人能实践仁义礼智，就是发挥了人所特有的天性，使天性得以张扬，就是天人合一了。在儒家看来，仁义礼智是我天生固有的宝藏，发掘此宝藏可以操之在我；至于富贵利达等身外之物，并不是个人想求就一定能求得到的，个人是否富贵利达是由命决定的，这个命也是来自天。顺从命运，也是“天人合一”的应有之义。这类似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有其积极意义。 （作者：武道房，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 君子文化符号的当代理解作者：徐平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6日 11版） “君子”概念是经由儒家学说打磨形塑的文化符号，尤其在《论语》中，孔子劳神苦思、不厌其详；首尾呼应，敷陈其义。可以说，“君子”概念高度浓缩了儒家学说的价值旨趣，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文化的更新。 核心要义：为人求本 “君子”概念在中国早期文明中业已广泛流传。《尚书》《周易》《诗经》都出现过“君子”的概念，唯有经过孔子的精细阐发，一个克己奉公、彬彬有礼、敏锐智慧、自强不息的君子形象开始大放异彩——完成了从社会身份向文化符号的华丽变身。 （一）人性本善。人性问题是横亘于人类面前的一道千古难题。在天下纷争的年代，是非无定、进退失据、秩序崩溃、祸乱连绵。严酷的社会现实，激发孔子深切的生命关怀，他由“人之所缺”想到“人之所需”，执着于“为人求本”。善为至宝，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孔子“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从“人性本善”出发，充分肯定了人性中蕴藏的“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务本，就是确立“人性本善”的原则——遵循“善”的原则即为君子，违背“善”的原则便是小人。在充分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基础上，孔子通过“人性本善”的经验陈述，奠定了“君子人格”的人文情怀，开通了中华民族人性理解的文化之旅。 （二）行事在仁。“仁”是“君子人格”的核心理念，意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体贴和关爱。“仁，亲也。从人从二。”“仁”是孔子给出的“君子”行事的基本原理。“仁”的概念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孔子通过“仁”的阐释，娓娓道出他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事理在人与人关系中生成，在人与人关系中发展。如果人与人在互动中能够互示其诚、互尽其仁，则天下可治。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的道理尽在其中。在孔子看来，“仁”是“君子人格”的根本依存。他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此，林语堂认为只要从“仁”行事，就是“君子之道”。孔子以“仁者”情怀，借助对话的方式一步一步驱散了光怪陆离的复杂要素，澄清了社会混乱的真正原因，寻到了“君子人格”的基本原理。此后，孟子的“仁义”、朱熹的“仁生”、康有为的“仁本”、谭嗣同的“仁通”，都是围绕孔子的“仁爱”推展开来的。 （三）为政以德。在道德意义的层面，“仁爱”是人性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在赤裸裸的暴力社会，由于“仁爱”充满着“平等”的意蕴而被普遍接受——仁爱面前，人人平等。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学》说，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谭嗣同说“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孔子以“仁爱”为基本道德品性，打通了政治与伦理的隔阂。无论高低贵贱，都要接受人性的检验；不论何许人也，都要担负道德的责任。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养成路径：知行合一 中国传统社会是圣贤治理国家，孔子将“君子”视为践行“仁爱”思想的重要载体。孔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孔子以“人性本善”为道德起点，勾画了君子养成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路径，即以“仁”和“义”为道德基石，以“民本”和“民意”表达为根本志向，以“智”和“勇”为行为表征，以“和而不流”和“和而不同”为独立品格，最终成长为“立世为人”的真正君子。荀子在建构礼法体系时曾经说过：“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在荀子看来，品行高尚的君子是礼法社会的重要基础。 （一）道德基石。孔子讲“仁”，孟子重“义”。“仁”重温和，“义”显刚毅。孟子认为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刚柔并济，合成道德。“仁”和“义”是君子的道德基础，即经由君子的道德活动而成就自身和成就社会——通过道德的挺立，凸显君子的道德价值与生命意义。君子之道就是“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诚如文天祥所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二）行为表征。君子行为的特点在于认知上要达到“智”，意志上要达到“勇”。“智”和“勇”就是现代心理学上讲的认知和意志——事实判断和行为表现。其中，行为表现是认知过程的最高阶段，是依据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进行的行为选择。在行为选择前，孔子说君子有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然后“形于中而发于外”。“勇”是君子行为特征的集中体现。 （三）君子标准。孔子通过君子和小人的人性比较给出了君子的特殊标记。他提出“君子怀德”，“君子成人之美”，“君子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君子求诸己”，“君子中庸”，“君子有礼”，“君子言行中肯”，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而背离这些道德原则的人，自然而然成为君子的反面典型。即是说，君子小人本无常态，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 （四）君子品格。儒家学说常常用“独”字来表达君子的独立人格，强调君子为人要“和而不流”“和而不同”。“君子慎独”“为仁由己”，一以贯之。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里放纵自己，无恶不作，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一人独处，亦应谨慎待己。《荀子》说：“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显然，“慎独”既标识一个人的内在性，又标识一个人的开放性。在两极互动中，乃能成就真正的自我，达于个体人格的完成与实现。《礼记》中鲁哀公问孔子儒者的行事风格，孔子答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 社会价值：君子如典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孔子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从传统文化中集成了合理的人文价值，为“君子人格”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一）“君子人格”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自然归趋”。按照孔子的思想，作为个体的“我”只能生活在群体的“我们”之中。人的彼此相互依赖构成了“我们”群体的“共生性”。用梁漱溟的话说，“仁”就是“互以为重”。在孔子看来，人类生活经验中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在人们的“共生性”关系中修身、尊长、敬人、友善、知学、合群，培养以人为本的观念，然后在为他人和社会的努力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伴随君子文化的日常化传播，“君子人格”不仅受到历代思想家、文人士大夫认同，而且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化于民俗、入于人心，相互模仿、相观而善。如此，君子文化逐渐内化为人们心理上的“自然归趋”。 （二）“君子理想”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导图”。君子之道，重在修身。关于君子成长的具体路径，孔子的设计在《大学》中有扼要表达——“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诚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君子文化的实践化，让君子人格成为中华民族最闪亮的人生坐标。 （三）“君子人物”已经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群体力量”。在中华民族，孔子影响，巍巍如山。钱念孙将君子人格归纳为三大特质，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以仁义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互助理念和社会关爱思想，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钱念孙：《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4年6月13日）每当社会状况有所触及，君子精神即可应声唤起。诚如梁启超所说：“故孔子之道虽当乱世而不衰，数千年之社会赖以维持，所谓乾坤不息也。” 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君子文化再次彰显了“刚健有为”的文化气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君子文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担当中大放光彩。当民族和国家呼唤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起而行之，将君子文化的精神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融合成一种价值共识——从君子文化的精神内核中确证了中国革命道路的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中确认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完美实现了君子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在固本创新中，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广阔的通途。 （作者：徐平，系中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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