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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具有鲜明的藏族艺术特色，是西藏绘画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卡绘画对供品、供器进行写实而细致地图绘，其中包括玻璃器。学者林姝在紫禁城发表的《明清唐卡绘画中的玻璃器》一文中，对于流行于明清两代的玻璃器有这样的一些列举考证。  藏王松赞干布  唐卡 清宫旧藏的来源明确的仲敦巴画像可成为唐卡绘画与实物相对应的典型之例。在仲敦巴右侧即画幅左侧的供桌上摆设着供品、供物，有燃着供香的黄色鬲式炉、红地金饰的盖罐、盛放五色宝珠的红金二色深盘、白色盖碗等器皿，最前面的突出位置上有一白色透明玻璃花瓶，里面插着盛开的鲜花，瓶中的枝干清晰可辨。  在这幅唐卡的背面，有白绫墨书汉、满、蒙、藏四文题记：“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钦命章嘉呼土克图认看番画达赖喇嘛源流一轴，番称达赖喇嘛那穆塔尔，清称达赖喇嘛伊达塞勤，蒙古称达赖喇嘛尹查氐克。”这则题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第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此画的进宫时间，也是创作下限；第二，经章嘉呼土克图认看，即鉴定、确认。第三，明确说明系番画，即西藏画师所绘。  仲敦巴(Dromtonpa)18世纪 西藏 布本设色 碰巧的是在清宫遗存的玻璃器中有一个透明玻璃球腹瓶，与唐卡中所绘玻璃瓶极其相似。它高44厘米、口径9.3厘米、足径15.7 厘米，小撇口，细长颈，球形腹，高圈足。通体为透明玻璃，但器表略微泛碱而呈乳白色。光素无纹饰。  唐卡 足边阴刻“雍正年制”横行楷书款。此透明玻璃球腹瓶与唐卡中所绘的玻璃瓶均为小撇口，细颈，高圈足，细微的差别只在于腹部的弧度，玻璃瓶接近圆球状，而唐卡所绘略长些。但唐卡将玻璃瓶外撇的高圈足特征描绘得淋漓尽致，且非常准确地表达出其体量，比供桌上的其余供器明显高大、突出。一个深藏在皇宫内苑的玻璃瓶为何会与远在万里之遥、由西藏画师所描绘的对象如此酷似？  透明玻璃球腹瓶 故宫博物院藏 首先，从唐卡制作的历史背景上考察。此像为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时期所绘《达赖喇嘛源流》成堂十三幅组画之一，七世达赖喇嘛位于正中，其左右各有六幅。七世达赖喇嘛（1708-1757年）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册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圆寂。其主政期间是唐卡创作的高潮期之一。此画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世达赖圆寂后，三世章嘉赴藏办理善后及寻访转世灵童期间西藏方面所赠。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章嘉返京后将之进献宫廷。  其次，从档案文献的记载上探究。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雍正元年御笔赏赐簿》中明确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初八日，赏“班禅喇嘛、达拉喇嘛白玻璃盖碗四件、玻璃花瓶八件”。七世达赖正是雍正元年所赐白玻璃盖碗、玻璃花瓶的主人。随后的雍正四年（1739年）、五年（1740年）、十年（1745年）、十一年（1746年）的赏赐品中多为七宝、八宝，珐琅轮杵、珐琅满达及珐琅花瓶等物，没有玻璃器的记录，十二年（1747年）的赏赐品中虽有玻璃器，却是红色玻璃瓶。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赏赐品则为三色涅玻璃花瓶。由此可以推断，唐卡画中的玻璃瓶子极有可能即是雍正元年的赏赐品，由清宫造办处玻璃厂制作，与清宫旧藏的玻璃瓶系同一批量生产出来的。决不是西藏画师凭空臆想画出。唐卡绘画、遗存实物和档案文献正可相互印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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