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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清朝统治者在歼灭了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平定了南方的各种抗清势力之后，便开始大力向西北边疆地区发展。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终于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广大的王朝。 新疆地区在我国的汉、唐、元朝时期，都直接隶属于中央王朝，并与内陆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明朝时期，新疆地区被蒙古的瓦剌部所控制。  清朝前期对新疆地区的经略，主要表现在与属于瓦剌部后裔之一的蒙古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方面。 明清之际，在我国西北地区居住的蒙古族共分为3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在清朝入关之前，大漠以南的察哈尔、科尔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24部蒙古人已先后归附了清朝，称之为内蒙古。  漠北喀尔喀蒙古又分为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3部，它们都与清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向清朝称臣“朝贡”，被称为外蒙古。在阿尔泰山以西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即明朝的瓦剌部），分为4个互不统属的卫拉特（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是杜尔伯特部；在塔城附近雅尔一带的是土尔扈特部；在乌鲁木齐地区的是和硕特部；在伊犁河流域的是准噶尔部。 在这4个卫拉特中，以准噶尔部为最强。它们与清朝也保持着“朝贡”关系。  康熙时期，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夺得汗位，开始向其周边地区扩张势力。不久，噶尔丹合并了厄鲁特蒙古4部，接着就开 始向外蒙古的喀尔喀蒙古进兵。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打败土谢图汗，占领扎萨克图部，侵人车臣部。  喀尔喀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大喇嘛以各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皆与满洲相同，决定率各部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3部几十万人迁往漠南，请求清政府保护。康熙帝给予牲畜、茶叶、布匹等物资救济，并把他们暂时安置在科尔沁大草原。清政府命令噶尔丹退还喀尔喀3部的故地。噶尔丹置若罔闻，反而进一步向内蒙古发起进攻。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准噶尔部的前军进至距古北口900里的乌珠穆沁，令清朝统治者大为震动。这时，清朝在汉族地区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使康熙帝得以3次出兵漠北。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四年（1695年）、三十六年（1697年），清军先后在乌兰布通、昭莫多等地与噶尔丹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噶尔丹皆大败。  最初，噶尔丹试图勾结沙俄，借俄罗斯的火枪兵来阻挡清军，但这一计划没有成功。噶尔丹在蒙古各部中日益陷于孤立，走投无路，服毒自杀，准噶尔部投降。平定了噶尔丹之后，喀尔喀3部重返漠北。清政府又在外蒙古增设了赛音诺颜部。将这4部分编为74个旗。为了对外蒙古实施有效的统治，清政府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派驻了将军和参赞大臣。  康熙帝镇压了噶尔丹，准噶尔部虽暂时投降，但其首领始终不接受清廷统治。到了雍正和乾隆统治时期，准噶尔部与清廷之间仍然时有战争。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这些准噶尔部的首领，在西藏、青海、新疆等地煽动反清，迫使清政府屡屡派出大军征讨。 双方的战争互有胜负，清军由于得到蒙古其他各部的支持，所以基本上掌控着主动权。到乾隆帝时，准噶尔在西藏、青海、喀尔喀蒙古等地的势力，已相继被清政府肃清。  这时，漠西厄鲁特蒙古各部也开始分崩离析，除准噶尔之外，其他的部落纷纷向清朝靠拢，而准噶尔内部也发生了内乱。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在西北蒙古各部的支持下，攻占了伊犁。策妄阿拉布坦的外甥阿睦尔撒纳降而又叛，要求清政府允许他一人独领厄鲁特蒙古4部，清政府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于是战火又起。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准噶尔部才被清军全部平定。清朝统治者痛恨准噶尔部长期叛乱，平定之后对准噶尔部进行了屠杀，由统治者挑起的战争，却使无辜的准噶尔部人民受到戕害。 漠西蒙古大多居住在新疆的天山北路地区，居住在山南路的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习惯上人们称之为“回部”。  在清军平定准噶尔部之前，回部受准噶尔部的残酷统治。乾隆时平定了准噶尔部，回部的首领大、小和卓木（和卓木是对伊斯兰教首领的称呼，大和卓木名叫布那敦，小和卓木名叫霍集占）也乘机返回“回疆”。他们为了恢复过去的统治，号召回部民众举兵反清，一时间各部从者达数十万人。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军征讨回疆，但在库车、叶尔羌、黑水营等地接连被大、小和卓木的军队击败。后来由于大、小和卓木滥用其民，逐渐失去回民的支持，又加上乾隆帝派大量援军进入回疆，大、小和卓木终致败走国外，随行仅三四百人。 在基本上控制了天山南北地区之后，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当地的统治，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新疆设置了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驻扎在伊犁，统率新疆各地的军队并节制地方官员。 其下设乌鲁木齐都统一名，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各设参赞大臣一名，哈密、吐鲁番、镇西、叶尔羌、和阗等12城各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一名。清政府还从各地调集了2万余人的军队作为新疆驻军，驻扎在天山南北两路。这些军队按八旗编制，由伊犁将军直接统辖。 为了解决新疆驻军的粮食问题，清政府还在新疆地区实施了“屯田”制度。伊犁将军的设置，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控制这一地区，以便及时镇压可能出现的少数民族起义；另一方面，它在保卫边疆，有效抗击外国侵略者方面，确实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西藏地区与内陆的关系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十分密切，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流传千古。从元朝开始，西藏就正式归人统一的中国版图。到了清朝时期，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西藏与内陆的联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央的直接管理下，确立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对稳定西藏的社会秩序、推动西藏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早在清朝人关之前，西藏就与清朝建立了联系。皇太极崇德二年（1637年），西藏派人到盛京会见皇太极。随后，皇太极宣布了尊奉佛教的政策。 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参谒顺治帝，受到清政府的隆重款待，为其专门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黄寺，作为达赖在京期间的住所。第二年，清政府对达赖颁赐金册、金印，并敕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正式获得“达赖喇嘛”的封号。 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政府又正式敕封了驻日喀则的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这就是“班禅额尔德尼”封号的由来。 康熙年间，五世达赖去世，西藏行政长官（第巴）桑结秘不发丧，并盗用达赖名义胡作非为，他一面支持噶尔丹与清政府为敌；一面又要求清政府封他为国王。桑结私立仓央嘉错为六世达赖，不久青海各部又在西宁拥立了一个六世达赖。 青海的和硕特部拉藏汗领兵人藏杀死桑结，清政府遂委任拉藏汗管理西藏。桑结的部属和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势力勾结，杀死拉藏汗，与清廷对抗。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派军队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势力，敕封噶桑嘉错为七世达护送入藏“坐床”，封拉藏汗的下属康济鼐为贝勒、颇罗鼐台吉，协助达赖、班禅管理前、后藏。 雍正五年（1727年），康济鼐被西藏叛乱分子所杀，但乱不久即被颇罗鼐平定，清政府遂封颇罗鼐为郡王，统理西藏事务，又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两名大臣长驻西藏，协助地方政府管理藏务。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乾隆年间，西藏地区又发生数次叛乱。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六世班禅之弟舍玛尔巴因与其兄为分割财产问题，而引尼泊尔的廓尔喀军队入后藏，攻打日喀则，大肆抢掠班禅住地扎什伦布寺。清政府立即派兵入藏，击败廓尔喀军队。在击退侵略军后，清政府在西藏实施了重大改革。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布《钦定西藏章程》，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批准了10项抚恤规定。这些措施的主要内容是： 1.政治上由驻藏大臣督办西藏事务，其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噶布伦（乾隆十六年开始设置的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员，由一僧三俗组成，协助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工作）以下的僧俗官员都是驻藏大臣的属员，其人选和升黜赏罚由驻藏大臣决定，大小事务必须报告驻藏大臣后才能办理。达赖和班禅的亲属不得干预政治事务。 2.确立达赖、班禅和各地呼图克图（活佛）等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金瓶掣签”制度的执行由驻藏大臣监督，并需经清朝皇帝批准。 3.达赖喇嘛管辖的大小庙宇之名目数字、管家、贵族、寺院所属范围的村落户籍等，一律造成花名清册，一两份，分别存放于驻藏大臣衙门和达赖喇嘛处，以备稽查。 4.西藏的一切外交事宜归驻藏大臣处理。邻国给达赖、班禅的信函要经驻藏大臣查验，并代为酌定回函。噶布伦等地方官员不能私自与外国联系。藏内喇嘛外出、外地人人藏，需由驻藏大臣发给执照，并限定往返日期。 5.整饬藏兵组织，规定西藏常备兵3000人。各关卡要道及国境线上驻兵巡逻。驻藏大臣每年五六月间巡视边界，处理沿边事务。 6.西藏地区的财政归驻藏大臣掌管。一切赋税和地方收支由驻藏大臣总核。所有差役、租税及储备粮饷的数目，由驻藏大臣核定增减，统一安排。至于抚恤规定，主要是减免一些农牧民在应纳钱粮外的什税差役，取消农奴主的免役特权，限制农奴主兼并土地、强占水源，安抚流亡人员等等。 以上这些措施对稳定西藏局势，密切西藏与内陆的联系，扼止外国侵略者侵扰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云南、贵州、广西、湖南西部等地区，历来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自元、明以来，在这里实行了土司制度，即利用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统治者，授予爵禄名号，加封其为世袭官员，对当地进行统治。 土司制度具体可分为“土司”和“土官”两种：“土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封赐的官爵名号，但事实上却是割据的地方政权，其职位是世袭的；“土官”就像汉族地区一样当地设立府、州、县，委任少数民族头人担任土知府、土州、土知县等土官，他们虽名为“土官”，实际上则行使土的职能。 土司制度是十分落后的统治制度，它是在西南少数族地区经济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而中央政府在军事征或政治臣服这些地区之后，又无法马上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制度。 尽管土司制度在其初创时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随着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明中叶之后大量汉族人民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土司制度的残酷性和落后性就暴露无遗了。政府一般向土司收取的钱粮不过三四百两，他们却要向土民榨取上百倍的财物，一年四“小派”（派土民出钱粮），三年一“大派”，横征暴敛没有止境。 诸如“火坑钱”“烟火钱”“锄头钱”等摊派杂税名目繁多。此外，土司家的婚丧、寿诞、生子、盖房、过节都要征派，上到金银货币，下到鸡鸭、猪酒、砖瓦，无所不包。因此，当地百姓咒骂土司是“生补”“穷补”“嫁补”“娶补”“死补”。 不少历史资料记载，土司的儿子如果要娶媳妇，所有土民3年之内就不能结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还要拿出几十两银子的所谓“玷刀银”。 土司恣意地胡作非为并且独霸一方，这不仅阻碍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只能进行间接的统治，致使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很不稳定。所以，从明中叶以后，已经开始逐步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 世袭的“土司”制度，改由政府任命的非世袭、可变更的“流官”制度，即把少数民族人民置于中央政府官员直接统治下的制度。不过，明代的“改土归流”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也难以普及，一直到清朝的雍正年间才真正全面地展开。 1726年，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办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务。鄂尔泰在广阔的“苗疆”，云南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司，以及云南西南部与缅甸交界的各边地，大规模地推行了“改土归流”。鄂尔泰等对各少数民族的土司，采取了招抚和镇压两种不同的措施，先后招降贵州苗、瑶各族两千余寨，又缴广西土司的敕印和兵器两万余件，并在云南设置了普洱府。 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一部分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增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土民痛恨土司制度，迫切要求改革，“呼请改流”，土司在内有百姓要求、外有清军威迫的形势下，不得不放弃世袭爵位，接受“改流”。但也有不少地区的土司不愿“改流”，负隅顽抗，清军遂采取强制手段迫其就范，所以“改土归流”中也 出现了一些纷争。“改土归流”1726年开始，至1731年大体告一段落。 这次“改流”，湖南一省全部完成，其余各省还有数量不等的土司被保留下来。清政府在“改流”地区设置了府、州、县、镇、协、营、汛等各级政府机构，以中央委派的流官代替土司、土官的统治，还派驻了军队。“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在原土司统治地区实行与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如丈量土 地、征收赋税、编查户口、组织乡勇等等，还着手对一些落后的制度进行了改革。 乾隆时期，四川西北部藏族聚居区的大、小金川土司攻打邻近各部落，并杀伤清朝的官兵。乾隆帝派兵镇压，前后花了29年，耗费达7000万两白银，才最终降服了大、小金川的土司。随后在该地逐步实行“改土归流”，设美诺厅、阿尔古厅，直接归四川省统辖。 清政府实施的“改土归流”，其主观目的在于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但在客观上，它对改善西南边疆地、区落后闭塞的面貌，加强这些地区与内陆的沟通联系，把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广到当地，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到乾隆时期，中国的疆域东南自台湾，西北至巴尔喀什湖，西南自云南边境，东北达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北至恰克图，东至库页岛，西至葱岭。所有的这些地方，都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 这是一个幅员辽阔、国力强大、统一的封建国家。全国共分为25个省级行政区域，其中包括18个省、5个将军辖区、2个办事大臣辖区，还有蒙古的盟旗。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五十多个民族，除了汉族之外，人口较多的民族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满、朝鲜、侗、瑶、白、布依等族。这五十多个民族，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 清朝疆域的巩固，对于促进我国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以及抵抗外国的侵略，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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