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马长林 来源：《档案春秋》  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设立于上海 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各项秘密工作中，担负着情报快速传递任务的地下电台，可以说是最紧张、最曲折、最危险，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我党的第一部地下电台就设立于上海，许多与地下电台相关的传奇也在上海的弄堂里上演：门外汉靠自学组装出了我党第一部电台、一个小动作拯救了众多革命同志、用极小的功率实现远距离通讯……中共地下电台的历史，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最早的地下电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1928年夏，为了加强中央同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电台，在特科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当时党内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党中央一方面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中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另一方面在上海选派优秀的同志开展此项工作。这年11月，领导特科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派李强、张沈川等人分别研制收发报机器，学习收发报技术。  李强，无线电专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李强此时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学过无线电，因此对李强来说，一切都需要从头学起。好在他数理化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加上大学里全用英语课本上课，所以他的英文也可以。李强接受任务后，就到街上去买了美国大学用的有关教材，进行系统的自学。除了理论上的学习，他还到上海的无线电工厂偷着学习。另外李强还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了朋友，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制造电台所需要的零部件和材料，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然后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同张沈川一起，先组装收报机，再组装发报机。  张沈川，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无线电报务员，编制了中共的第一本无线电通信密码 张沈川是一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感到正好是个学习机会，便用张燕铭的化名去报了名。这个无线电学校实际上是国民党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的台长刘鹤年利用电台的资源捞外快。张沈川一进了无线电学校，组织上就给他买了所需的设备供他练习。在无线电学校结业后，张沈川在第六军用电台当了两个月的实习生。 1929年春末，在公共租界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内，李强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虽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可以说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深夜他们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于是张沈川通过这部电台收抄苏联伯力和美国旧金山等台播发的俄文、英文电讯，以此练习抄报技能。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无线电台发报机（复制品） 组织上获知他们组装电台成功，便从各地选调了近十名青年党员，来学习收发报，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作准备。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李强他们便采取上门教课的方式，各人分散居住，单线联系，一个一个上门去教。这些学员在学习期间生活非常艰苦，为了保密，一般很少外出，也很少和别人通信，但有时为了防止二房东怀疑这些外地来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信件来往，又要自己写信从外面投寄到住处。 1929年下半年，李强按照组织上的指示，两次到香港建立电台，1930年1月，香港电台同上海电台正式通报，拉开了中共运用电台进行远距离通讯的序幕。1930年春天，受过培训的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三位同志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来在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队公秉藩师的一部100瓦电台，由此建立了中央苏区同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通讯。  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9号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旧址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房相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据说冯玉祥、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都先后被侦破。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都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上的联系，一两年才同家里通一次信。他们的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电台功率只有50瓦。有一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想试用100瓦功率的发报机，但一按电键，只见电灯光闪动，于是马上停止了工作。  如今在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旧址附近，设立了以此为主题的电报亭，市民们可在此了解那段红色历史 1930年2月，福康里电台的隔壁，开设了一家妓院，英国兵每天夜晚来来往往，人员复杂。党组织感到这样不安全，决定另选台址。同年5月中旬，将电台迁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号，这里比较僻静，西面墙外就是万国公墓，所以比较安全。不久李强又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7号（安吉里11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首个无线电秘密训练班 革命活动的发展，需要各级组织和各地之间能有快速的通讯联络，特别是苏区和红军急需无线电人才，为此，1930年9月，中央决定采用集中办训练班的方式训练电台人员，于是特科按照中央的决定，创办了我党第一所地下无线电训练班。这所地下训练班位于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391弄（四成里）12号，当时为了掩护，对外挂了一块“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样橱里摆放了一些待修理的收音机和零件，楼下有工作台、马达、待充电的蓄电池等，二楼和三楼是学员的宿舍，后楼和亭子间是办公室。训练班由顾顺章领导，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张沈川负责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和财务，方仲如（方廷桢）教电学，并负责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生活管理。学员是由广东、江苏、湖南、福建省委选派来的。为了应付意外，学员打扮成工人模样，对外称工人，教员对外称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  四成里12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地下无线电训练班旧照 无线电秘密训练班开办不久，尽管作了伪装，但是由于工厂没有对外业务，没有隆隆的机器声，不进原料，更不出产品，因此没多久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个穿着工人服装的人进厂，自称是自来水公司检修水管的，他到每层楼都看了一遍。过了几天，又有四个样子像“白相人”的人闯进工厂，胡搅蛮缠，李强给了他们四块大洋，他们才离开。一些同志感到可疑，向组织上反映，要求采取措施。领导训练班的顾顺章认为不要紧，未采取任何措施，由此留下后患。 1930年12月17日下午，天下着蒙蒙细雨，训练班的几个领导开完会后正好外出，19名学员在张沈川、曾华伦两个教员指导下，正在二楼学习收发报。突然，六七个侦探，其中还有一个是外国人，推门而入，用手枪指着众人，大叫“不许动”！特务在全厂仔细搜查一遍后，将张沈川等21人全部抓走。在敌人搜查过程中，学员谢小康乘敌人不注意时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这是预先约定的暗号，表示训练班出了问题。幸亏这暗号亮出，才避免了更多同志被捕。过了几天，特科派人去侦察，见守候在那里的巡捕已经撤走，就把贴在门上的封条揭下，偷偷地把厂里的机器设备、小型发动机等都装上汽车运走。  四成里旧照 张沈川等同志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立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在那里张沈川他们巧妙地互串了口供，大家改名换姓，一致说是来上海学手艺谋生养家的。任凭敌人施用了各种刑罚及软化手段，大家对党的机密都守口如瓶，用事先编好的口供欺骗敌人。敌人尽管了解一些蛛丝马迹，但没有掌握任何直接的证据，遂将他们转到南京陆军监狱。1931年4月，国民党军事法庭判处其中十七人有期徒刑九年七个月，另外三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党的第一所无线电训练班被破坏后，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涂作潮等按照组织的指示，仍继续在上海分散培训人员，建立地下电台，开展党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区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系。 李白来沪后设立的第一个电台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周恩来派资深的老无线电人员涂作潮来上海筹建电台，接着又派田保洪为报务员，来上海负责同延安党中央的电报通讯。1937年8月，上海办事处改为公开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电台由秘书长刘少文领导，报务工作也由从延安调来的李白负责。  1937年，李白到上海后设立在贝勒路148号的第一个秘密电台旧照 根据组织的安排，秘密电台设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这是一幢临街的三层楼房子，房屋的主人单志伊曾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兼日语翻译，同情革命，为人正直，同李克农家是世交，“四一二”事变时曾经保护过李克农，此后经常援助李克农。他的儿子单惠民是个医生，政治上比较可靠，跟李克农是同学。组织上认为由这个家庭作掩护，对设立电台比较有利。 李白住进贝勒路148号后，为了隐蔽和安全，他把收发报机装在两只皮箱里，白天放在二楼，同主人家里的皮箱混在一起，到晚上十一点后，再拎上三楼，关紧门窗，挂上双层深色窗帘，换上5瓦灯泡，在灯泡周围蒙上一块黑布，然后把机器打开，开始收发报。为了隐蔽，机务员把电台的功率从50瓦改为15瓦，因为上海与延安距离遥远，电台功率改小后信号更加微弱，为了能够清晰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李白每次都工作到凌晨4点。通过电台，李白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大量重要情报，同时也传递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指示，为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白发报时使用的工具（左）及维修电台的工具（右） 有一天下午，单惠民父子从外面回来，突然在楼梯上碰到一个人拎着两只皮箱下来，这两只皮箱正好是李白的那两只。单惠民见此情形，暗叫不妙，立即上前抓住此人，给了他两个耳光，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只见那人一下子跪在地上，说是生活困难才来偷东西的。单惠民借机厉声说：“念你未偷成，还不快滚出去！”那人狼狈跑出门外。单惠民立即让人去通知李白不要回来了，接着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李白的两只箱子送走。从此李白的电台撤出了贝勒路148号。 李白手绘发报机线路图 1939年年初，李白的上级领导刘少文调回延安，由龚饮冰接替。龚饮冰认为秘密电台应该经常更换地址，并希望有一位女同志与李白做假夫妻，以作掩护，并协助李白工作。这年5月，组织上专门调来在丝绸厂做工的青年共产党员裘兰芬担任这一特殊任务，于是李白和裘兰芬（此时已改名裘慧英）以“夫妻”的名义，在蒲石路（今长乐路）蒲石村18号住下，开展秘密电台的工作。 1940年冬天，党组织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338号楼下开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作为掩护，由擅长电台修理的涂作潮出面当老板，李白做账房，还调来一位青年党员作“伙计”。电台设在三楼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阁楼里，李白夜里发报，白天就跟着涂作潮学习机务技术。1942年7月，天气炎热，考虑到小阁楼的温度太高，党组织又将电台转移到福履理路台拉斯脱路（今建国西路太原路）口福禄村10号。没想到两个月后，电台被日军侦破。 李白、裘慧英和孩子的合影 李白和裘慧英一起被捕。在狱中李白坚贞不屈，一口咬定自己是为阔佬做生意发商业情报。当时此类私人电台在上海确实不少，地下党组织也设法转请党外人士进行营救，加上敌特认为李白电台的功率不具备同延安通报的能力，李白遂于1943年6月被保释出狱。1944年11月，李白受命来到浙江淳安，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报务员，利用敌台为党进行秘密通信工作。 当时除了涂作潮、李白等在沪设立电台外，潘汉年系统也在上海设立了两处秘密电台。1939年9月，潘汉年为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敌伪方面的第一手情报，带着他的情报系统人员从香港来到上海，先后在法租界建立了两处秘密电台。一处建于1939年年底，主要在贝勒路福熙村（今黄坡南路710弄）46号， 机务员张志申，报务员叶钟英，译电员侯德华。另一处建于1941年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288弄1号，刘人寿任报务员，掩护这部电台的是德国人秋迪女士，她是波兰籍德国进步记者汉斯·希伯的夫人，随丈夫来中国帮助中国革命，此时她在上海一个犹太医生开设的诊所里当护士。 左起：刘少文、潘汉年、刘人寿、吴克坚摄于上海解放初 解放战争期间的秘密电台 抗战胜利后，邓国军（化名杜宏）和林影（化名李萍）夫妇按照潘汉年和刘少文的指示，曾在贝勒路148号单惠民家当年李白战斗过的三楼小屋里设立了秘密电台。1947年春，国共谈判破裂，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人员全部撤离，邓国军夫妇名义上随办事处人员同时撤回解放区，实际上暗地里转移到虹口溧阳路天潼路口46号，继续地下电台的工作。 李白曾用过的两台发报机 在这同时，李白被组织上从浙江淳安调回上海，于1945年年底重建电台，建立上海地下党同党中央的通讯联系。李白先在黄陆路（今黄渡路）亚细亚里6号设立电台，后又转移到15号。李白在电台建立后把上海地下党情报部门收集的有关国民党军事、政治情报及时发往延安。党组织考虑到李白住处的危险性，特地安排了党员潘子康、何复基夫妇住在楼下作掩护。为了不让敌人测得信号，李白仅用7瓦功率的电台。 以李白等人为原型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及据此改编的同名舞剧深受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喜爱。图为电影（左）及舞剧海报 1948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李白电台所在地区通过分区停电的办法侦察我地下电台。李白的上级决定李白暂停通报联络，并加紧了筹建预备电台的工作。但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展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急需及时报告党中央，上级组织决定李白恢复与延安电台的联络。联络恢复后，李白及时将许多有关敌人军事部署的、标有“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发往延安。由于情报量多，发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 李白为发送重要电报，不幸被捕（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1948年12月29日深夜，李白正在紧张地工作，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察到秘密电台的位置，将李白逮捕。被捕后李白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守口如瓶，保住了党的秘密，特别是保护了党的预备电台，使该台与党中央的联系畅通无阻。敌人见从李白口中得不到任何东西，在上海解放前夕秘密将李白杀害。 秦鸿钧和妻子韩慧如及孩子们的合影 1940年夏天，秦鸿钧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承担上海地下党组织同苏北解放区的中共中央华中局之间的联系。到上海后，秦鸿钧住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409弄（即打浦桥新新里）15号的一间阁楼上。刚开始，建台工作不很顺利，与华中局的电讯一直未能接通。为此秦鸿钧多次奔走在苏北、上海之间。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与华中局的通讯联系终于接通。为了保持上海地下党同苏北解放区之间的通畅联系，秦鸿钧几乎每天从深夜工作到黎明，他紧闭门窗，在矮小闷热的阁楼上收发报。为防止灯光外露和减轻发报时发出的电键声，他用双层窗帘遮住天窗，还用好几层纸糊住墙壁的缝隙。 解放后，各界人士悼念李白、秦鸿钧、张困斋三烈士挽联的摘录（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9年初，已面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和镇压。3月17日深夜，秦鸿钧和妻子韩慧如被敌人逮捕。3月19日，电台领导人张困斋前来秦家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秦鸿钧被捕后，在狱中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双腿被打断，肺部被辣椒水严重呛损，但他始终坚贞不屈。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秦鸿钧、张困斋等革命烈士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 除李白、秦鸿钧外，吴克坚情报系统也在上海设有4部秘密电台，从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这4部秘密电台共发出电报977份，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立了大功，为此得到了中央情报部的嘉奖。 中共中央上海局部分负责人与工作人员在上海解放后的合影，前排右一为吴克坚（上海市档案馆藏） 其中一部代号叫“岭台”的电台，1946年底建在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和江湾路路口，祁式潜、居瀛棣夫妇的寓所内。居瀛棣的父亲居正是国民党元老，这个身份是很好的掩护。吴克坚安排他们在房子大门门槛下面挖了一个地洞，平时就把电台放在地洞里，用时取出。 1948年12月李白电台遭到破坏后，祁式潜夫妇为了安全赶紧把家搬到了善钟路（今常熟路）100弄里的一幢四层公寓。他们住在二楼，在晒台上搭了一个木头房子，不住人，电台就放在里面，半夜里秘密收发报。这部电台一直工作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几部电台中，岭台工作时间最长，收发报量最大。 觉得文章好，请点赞！ 关注我们，关注“红色IP”公众号，读更多真实的红色故事！ |
|
|
